啟蒙本不應被“救亡”湮沒,而也必然被救亡所湮沒!本應該以知識真理(“救亡”也是知識真理的一部分)的實現為基礎,以進一步喚醒民眾的深度覺醒,可是他們不可能做到。就連他們自己都沒有覺悟,怎麼還指望他們啟蒙民眾!?他們反倒去幫助專製了。利用性與專製合謀之下,發展與腐墮是相伴而行的。這裏且拿“毛的時代”的知識分子作一下分析。

不僅是知識分子,可以說是整個民族又在專製的時代吃了大虧。統治階級、知識分子、廣大普通民眾,沒有一個階層的人能夠幸免,無論好人、壞人,都吃了大虧,使整個民族的發展停滯,甚至倒退。從根本上說,這並不是一個人,或幾個人,或幾個團體、幫派的問題,而是整個民族不能覺醒於知識狀態的問題。這裏舉一個普通的例子,像顧準、陳寅恪這樣比較傑出的人的遭遇,大家都熟悉,雖然更具代表性,但是這裏舉的是能代表一般知識分子的例子,殘酷性都是一樣的。曆史上這種情形太普遍,可是他們就是不能吸取教訓!“利用性”之下正義與邪惡、真理與謬誤是沒有什麼區別的,都是工具、幹屍而已!在不計其數的冤假錯案中,聶紺弩的“現(行)反(革命)”罪就是其中具有曆史代表性的一個:

聶紺弩寫詩成為他“現行反革命”的主要罪狀,……公安機關得到聶紺弩的許多詩稿後,呈送至領導處,領導肚子裏可沒有那麼多墨水,哪裏能看懂聶紺弩的詩呢?連字句都讀不下來,怎能知道它是不是“反動”呢?於是,負責人批示說:“這些詩要找一些有文學修養的人好好解釋解釋,弄明白真實的意思,若幹典故也要查一查。”

領導這麼一批,下麵的人就想:去找誰來解釋呢?光有文學修養還不行,還得政治上可靠呀!這人可就難找了,舞文弄墨、咬文嚼字的人,不是“右派”、“右傾”,就是落後分子,恐怕一個個都已經“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了,還有幾個靠得住得呢?最妙的法子還是讓舉報人來解釋吧,誰舉報、誰提供的這些詩稿,就讓誰來解釋,這是順理成章的事。你既然舉報人家寫反動詩,你就有義務解釋清楚那詩反動在哪裏,對吧?這個辦法還真行,於是乎,聶紺弩的“反動詩”就加上了解釋。

其一,《看駒口號》

牛馬走為太史公,此銜於我馬牛風。

九方牝牡驪黃外,一笠斜陽短笛中。

舊是牛倌居四等,新來馬號守三龍。

呼牛呼馬從君好,隻此微勞歎貌窮。

這首詩作於北大荒。大意是:從前司馬遷自稱為“太史公牛馬走”,這個頭銜於我有什麼相幹呢?可是我今天確實在為牛馬奔走。現在那些自稱能識拔人才的人物(善相馬的九方皋),賞識的都在牝牡驪黃(一般皮相)之外,於是我便“一笠斜陽”當個看駒的了……古人說:呼我為牛便為牛,呼我為馬便為馬。算了吧,隨便你們把我的命運怎樣安排,我都莫可奈何。我這樣渺小的人物,隻能有這點看駒的微勞。

其二,《挽必鬆》

九尺曹交尚出頭,終身恨未打籃球。

丈夫白死花崗石,天下蒼生風馬牛。

大雪翻飛黃鶴杳,萬山重疊赤楊秋。

漫雲冠帶棺中去,知有一棺附汝不?

這首詩作於北大荒,必鬆是何人不詳。詩的大意是:你這個九尺昂藏身軀的漢子,比《孟子》所說的曹交還高出一頭,本應當是個籃球健將,可惜你一生沒有打過籃球,你是個人才呀!可是因為戴上“右派”帽子就這樣平白地死了,人的生命就這樣不被重視,死在這大雪紛飛的北大荒!別說是整整齊齊穿戴著安葬你,就連能不能有一副棺材來裝殮你,都還是個問題啊!

其三,《吊若海》

鐵骨鋼筋四十年,玉山驚倒響訇然。

半生兩袖多奇舞,一死雙冠夠本錢。

不信腸癌能損爾,已無獄吏敢瞞天。

隻身攜得雙兒女,新婦飄零何處邊?

若海是指黃若海,青年藝術劇院的演員,1957年的“右派”兼反革命,在勞改中患腸癌,於1960年死去。詩意是:40年來你的身體像鐵骨鋼筋一樣結實,可是忽然就死去了。你這半生是個演員,劇演得好(多奇舞),死的時候又戴著“右派”和“反革命”兩頂帽子,真是夠本錢了!我不相信單是腸癌就能要了你的命,是那些“獄吏”平日不早向上麵報告,不替你醫治,才使你喪了命!直到你死了,他們再不敢隱瞞上麵了,可憐的是你那孤孤零零的妻子帶著一雙兒女,他們在這茫茫人海中飄零到哪裏去呢?

其四,《寄雪峰》

三年勞止各西東,都在煙雲幻化中。

何物於天不芻狗,此心無地避雞蟲。

鬢臨秋水千波雪,詩擲空心萬穀風。

歲序循環終古事,帶來春訊是初冬。

這是聶寄給馮雪峰的詩。大意是:由於政治上的煙雲幻化,你我這3年來彼此想念,各在一方。古時候,祭祀用的是用草結成的芻狗,祭完了天就把它扔掉了,所以,莊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現在,什麼東西在“天”看來不是芻狗呢?包括你我在內。這個世界到處爭來奪去的,盡是“雞蟲得失”這些小是小非,我這顆心苦於沒有地方躲開它。人都老了,鬢發已經白了,在北大荒作了些詩,都扔向深山萬穀裏去了。從古以來事情畢竟都會發生變化的,歲序循環,在初冬中就預伏著春訊了(也可能指1962年11月兩人同時摘去“右派”帽子),這是可喜的事呀!

其五,《柬靜園》

聞君七月有新詩,何以至今我不知。

一笑故人還故我,同傷多夢已多時。

從來肝膽恩多少,如此風波怨便癡。

五載堂堂虛擲後,以為不可誰期期。

(此詩寄靜園,即鍾敬文,師大教授,同為“右派”,同於1961年摘“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