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在《陳獨秀的最後見解》一書“序言”中說：“我覺得他的最後思想……特別是對於民主自由的見解，是他‘深思熟慮了六七年’的結論，很值得我們大家想想。”（同上）
陳獨秀以終生之力倡導的民主，是中國未來必定要實現與深化的政治製度，不因為它產自西方而奉迎為“先進”，或根本就認為它不適合中國，而是因為它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必經過程。如果說它不適合中國國情，那隻能說明是傳統官場文化思維在作怪。一來我們看到，陳獨秀的孤獨與超群，即在於對知識真理的真誠信仰，到後期思想的成熟表明，他幾乎已經超脫出了傳統僅為生存利益而求知的利用性態度，已非一般共產主義者或其他人士所能比擬。他在最後一次出獄後，長期貧病交迫，拒絕國共兩黨顯赫人士的饋贈。蔣介石送錢，他退了；周恩來說，如果陳獨秀接受兩個條件，一不對外講話，二不發表文章，**可以把他的生活和醫療包起來，陳獨秀當然也拒絕了。看來不管旗號如何變換，專製意識還是那樣地牢固。二來，把知識當作為民眾生存利益而奮鬥的工具，知識真理當然逃脫不了遭丟棄的命運。也就是當生存利益目的達到之後，有吃有穿了，那麼知識真理就會被丟棄，而不會被實現，而整個社會行使的還是封建傳統專製的那一套，新的不能被實現，舊的一定會卷土重來。更何況馬列思想中大部分有價值的東西，不曾被實現，永不被實現。把傳統道德規範與人治結合起來，不專製都不可能！誰人還管他知識真理之意義！當然後果是惡劣的：是社會停留在或倒退到傳統封建形態，後來的曆史就證明了這一點。中國的曆史證明：人民小康、富足並不是進步標誌，更不能解決社會文明進步得問題。
在陳被開除後，**黨人在所謂共產國際的領導下，要去實現傳統“大同觀念”所賦予的奮鬥理想了，馬列遂被定為一尊。在傳統利用性知識觀念的支配下，文化心理結構反映在對待西方文化的問題上也必然如是。而且在中國，越是“先進”的知識分子，這種渴望就越嚴重，這種曆史傳統性格就表現得越明顯。但唯有陳獨秀看到了傳統問題的端倪。
陳獨秀的《最後見解》
孫其明在其研究陳獨秀的《堪稱遠見卓識的“最後見解”》一文中，總結了“陳獨秀晚年對於民主政治，特別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問題的思考和見解。”如下：“第一，重新認識資產階級國家的民主政治製度，充分肯定其曆史作用，強調民主政治對於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發展具有的普遍真實的價值。第二，闡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後及在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過程中，必須實行民主的政治製度，否則必將導致專製獨裁的產生和無產階級人民大眾政權的墮落，導致社會曆史的倒退。第三，闡明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並不是空洞抽象的名詞，如同資產階級民主政治那樣，必須有具體的內容，且實施的範圍應當更廣泛，否則便是假民主、真專製。”的確，在中國傳統官場那尚需不實，做戲的能耐，在中國利用性知識狀態的作用下，“民主”真理等一定會被製成空洞的幹屍、口號。很明顯，陳這三條後來都得到了驗證，民主不能實現，封建專製必然橫行。
孫作為當代學者，在總結的同時，至少看到了知識真理隻作為“空洞抽象的名詞”，作為旗號，而不被實現的曆史後果。盡管他沒有進一步探究出陳獨秀既反傳統卻又堅持追求真理的巨大矛盾及其產生的曆史淵源。但這一矛盾早已被李澤厚發現了，“……在陳獨秀的思想中便也可看到救亡（政治）與啟蒙這個潛藏著的矛盾。陳獨秀是為救亡為政治為徹底改造國家而高喊啟蒙，極力反孔。啟蒙與反孔必須以西方近代個人主義為武器、為理論、為基礎。因此，當他列舉‘人權說’（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階級的或國家的集體主義），作為理論依據時，他沒有也不可能發現二者之間特別這二者在中國追求現實時所必然產生的矛盾。（p103）”在反孔時是以西方“個人主義”為依據的，但啟蒙本是為了救亡，後來壓倒啟蒙，就像他的後半生一方麵單純地追求、探索真理（仍限於“民主”），卻一方麵又無視自身傳統中的知識真理，全盤打倒。進一步講，如果知識真理僅限於“民主”與“科學”，豈不等於無意中又把“民主與科學”定於一尊了嗎？其他都不是真理，或不重要啦，不是與其言的“無論何種學派、均不能定位一尊”相抵牾了嗎？隻有西方有真理，傳統的都要打倒，這豈不是又一個大的矛盾？更突出了他的狹隘求知精神。總括陳獨秀的一生，雖然陳獨秀的人生後期的求知精神可嘉，前期又是如何地矯枉過正，整體上說，利用性的求知理路。狹隘的求知精神是因為被包裹在利用性的發展本質之中才顯得如此矛盾不堪。
陳獨秀新文化運動的啟蒙目的說得很明了，“欲圖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國民性質行為之改善”；“一國之民精神上物質上如此墮落，即人不伐我，亦有何顏麵有何權利生存於世界”。所以認定了“德、賽”二先生為救亡圖存之新“尊者”，至於其他則無所顧及，哪怕是破壞掉其他一切之“真理”。“建設必先之以破壞”，明明倡導科學，可全麵反傳統本身並不科學；明明是為了真理而堅持，卻仍以獨尊的方式去反對其他真理。這就充分暴露了利用性本質。陳獨秀後半生雖然堅守真理，卻仍不能脫去狹隘性，這是十分明顯的。
畢竟，他後期為堅持真理的實現，以保障人民永久性權利的存在的思想意圖，是真求知精神的體現，可是，在利用性知識狀態籠罩之下的中國社會，有幾個人能真正體會到這種精神呢？有幾個人能感受到知識的真正力量的顯現在於追求實現呢？基於這一點，我們應該向他，向他的遠見卓識，致敬！
小結：由陳推及他人，同樣在傳統數千年的求知狀態的浸漬之中，都不可能比陳高明到哪裏去，甚至更具“利用性”。“大同邦、理想國”所預示的生存境界，作為國人整體始終追求的目標——生存私利。無意識之中，知識作為工具，它（幹屍）的活力已經不在，人們認識不到知識真理的真正力量，無法認識到隻有通過不斷追求知識真理的實現，才能保障自身的權益，那麼，人們隻有相信專製之下，才有穩定的生活，或者，才能達到“大同邦、理想國”。無論是開國君王，還是廣大知識分子與民眾，在這一認識上，都沒能達到陳的高度。後來*時代，“大同理想”的似乎實現雖然滿足了人們的好奇心，但封建專製主義的幽靈並沒有死，而存在於每一個“新時代”人的思想中。對於人們來說，有了真理，並不追求實現，等於無，更何況“李大釗、陳獨秀、*……這些中國的最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當時並沒有讀過許多馬、列的書，他們所知道的，大都是從日本人寫作和翻譯的一些小冊子中所介紹、解說的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資本論》等馬、恩、列的好些基本理論著作長期以來並無中譯本。”（p140）這更加說明了知識作為達到民族生存私利過程中的工具性，並不在意其中知識真理的實現。在這些中國當時的有識之士突然看到了與自身理想相吻合的西方的理論思想，且有蘇俄的暫時成功，必然會把它請過來，指導一切。奉在廟堂，以為製勝法寶，如毛終其一生所堅守的“階級鬥爭”信條，就是一例。而在二三十年代學術領域內的“東西文化論戰”也同樣是以利用性知識狀態的眼光，爭論著各自所尊奉、依附的文明主體的優劣與是非，卻不懂得“運用性”為何物！
第三節“東西文化論戰”的性質
在中國的學術爭論與批判中，因為利用性本質，其主要現象特征為：站在一方，去罵另一方，對罵，直到一方罵死或打倒另一方為止。而不是類西方的“批判與創造的統一”。通過邏輯分析講理去說服人。之所以是這種現象的原因，必須從利用性角度去分析。因為在利用性過程中，人們看的是某一知識係統（如儒學、馬列等）所代表的利益方向，而並不看重這些知識係統中作為真理的那一部分的巨大意義，並不看重要實現它，隻是一個幌子。再者，由於被嚴格固定（隻能遵守，而不能非議）下來，久而久之，這一被尊奉的知識係統，一定會僵死成為“幹屍”，反過來，由於利用性的求知觀念，使得這些知識係統隻有被固定下來，永不變更，人們才能很好地“利用”它，用它強製社會，保持穩定。僵死不化是保持社會穩定、人們安於現狀的基礎條件。那麼，問題就出來了，由於人們隻看重生存利益，不在意知識真理本身的意義，隻有獨尊、依附某一事物才能達到生存利益目的，所以，就是要看誰能為“我”帶來最大的生存利益，我就尊奉誰，不管它其中有否真理。那麼這樣以來，情形必須是，認為自己所尊奉的知識係統是最有利的那群人必然想盡辦法、不擇手段要打倒、消滅另一群人所尊奉的知識係統，形同水火，勢不兩立，猶如中國人窩裏鬥、不團結（他們不能因某種一致的公利或知識信念而團結起來），皆是因（私利化的）利益之爭，而非知識真理即學術之爭。進一步講，由於所依附的知識係統隻是工具，其中真偽人們是不會去關心的，所以人們不會去花時間、花精力去論證其中真理的真偽，更不會去辨別、實現它，因為這已不屬於中國的知識狀態性質了。
所以這樣可以理解，某知識係統被獨尊、統一、固定在一個僵死不變的狀態，是利用性知識狀態最終成為中國曆史文化發展傳統的核心形式、成因與結果。導致人們隻知以某知識思想為依附對象，去闡釋出“新”，與解決一切問題，而從不知更新與“原創”。東西文化論戰的雙方也正是落入了這樣的傳統局限之中不能自拔，從晚清封建士大夫所表現出的“儒家文化困境”中，就能看出這一線索。
清朝末期的先進知識分子，從龔自珍、魏源、林則徐到嚴複、章太炎等，前麵分析過他們雖然主張變革，但後又倡專製，希望有一個強有力的皇帝來統治，對孔孟的獨尊不變。大部分人士大夫自然是：“一切應以祖製為標準來判斷是非取舍，西洋近代文明就絕不應該作為中國努力的目標。”利用性之毒害莫過於死守傳統，也無意識開創未來。
隻知依附、闡釋，而沒有突破創新意識，從傳統中走出來的知識分子，先進者、或保守者都沒能脫得利用性質發展本質。蕭功秦先生有一段論述為：“千百年來，我們中國各朝都是以聖人之道的大經大法作為立國根基的，因此，我們中國人也隻須遵循聖人教誨，身體力行聖人之道就能富強，無須反過來以西洋為仿效的榜樣。”而事實上“聖人之道”早已成了“偽道”。實質上無論是激進，還是保守，在對知識本身的認知上並無本質上的區別。如果“西化”比遵循傳統能救國於水火，那麼救亡的急迫性當然是時代潮流所趨了。西化派不正好順應了這一潮流嗎！這就是西化派始終占上風，比保守派僅有的高明之處就是：西化比固守傳統更有希望救亡圖存。在發展本質上，西化派後來也一直是，對從西方引進來的知識係統的依附性、闡釋性並不亞於東方文化派對於傳統的依附性與闡釋性，或幹脆說是“利用性”，因為後來的西化派，或共產主義者皆是這樣。
比如東西文化論戰的焦點始終是：“東西方文化何優何劣，差異何在、能否調和、各自在未來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他們論證的始終是誰更有“利”，誰能代表最大利益，這本不應該成為焦點的焦點，注定他們的討論沒有多大意義，因為他們是在並不真正關心什麼是知識真理的情況下，各自為各自所依附的知識係統的利益辯護，中西文化當然是各有千秋，無需爭論，一個文明的興衰，文化本無優劣，它是民族個性的體現，知識狀態才是決定文明興衰、進步與否的關鍵，此是後話。東西文化論戰的兩派始終是在爭“利”，而不能以何為知識真理為立足平台，去分析事物，確定實現什麼，舍棄什麼。他們始終把知識放在“幹屍”的地位，要尊奉或不要尊奉；要依附或不要依附。到底什麼是真理根本就不去想，更不會批判性地創造出什麼。所謂的有“破”才有“立”，實質上是打倒一個“神”，才能尊奉另一個“神”，“信仰”隻能有一個。但對於知識學術來說，真理應該是無限的，對真理的信仰也是這樣，但利用性知識狀態下的國人，隻擁有依附一個神的觀念、意識。隻有依附、尊奉對象的更換，而不會產生獨立的創造。很顯然，“打倒孔家店”，請來“德、賽”兩先生，之後又舍棄兩先生，後來又請進“馬、列”兩先生，隻見廟堂中所尊奉牌位的不斷更換，搗毀一個再換一個，與對生存私利的急功近利，並沒看到，國人對於知識真理意義本身的重視，及追求實現。這不也正好照應了東西文化論戰的實質嗎？而這在“寧可失去一個印度，也不願失去一個莎士比亞”的西方是怎麼能想象得到呢？
所以，東西文化兩派的討論本沒有什麼新意，隻是兩種文化下的依附者之間的對罵，屬於婦人之間在爭小利的那一種，舍棄了能夠真正促使民族文明進步的“大利”，曆史使他們也隻能停留在這種形態。
陳獨秀等激進派在對東西文化進行比較後得出結論是：中西文化的差異是時代的差異，中國文化落後於西洋文化。他們認為西洋文明則為近代文明，它“最足以變古之道而使人心社會劃然一新”。因而主張堅持淘汰傳統的東方文明，代之以近代西洋文明的觀點。這似乎也是中國學界的定論，不過，這漏洞百出的定論，極不耐推敲。他們連西方何以能進步到“近代”文明都弄不清楚，還要“淘汰傳統的東方文明，代之以近代西洋文明”，豈不是癡人說夢，如今的事實證明真的就是時代的差異嗎？當然不是，隻是陳等這時還不知道，知識狀態才是決定文明進步與否的關鍵，文化特征是它的結果。由於利用性本質存在，在當代“思想解放”的情況下，不也仍然靠不斷“引進”來代替“創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