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利與真理雖隻隔著一層薄紙，卻割裂、塑造成了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一個利用著僵死了的知識係統陷於一盛一衰的惡性輪回；一個運用知識使社會不斷變革進步。洪秀全作為太平天國的締造者，由“拜上帝教”起家。他把傳統的部分大同理想同基督教的部分理論結合起來，事實上，他並非真的要研究發展出一個適合現實的新的社會政治製度，他及他的追隨者們都沒有這樣做，而實際作用是兩者的結合，倒喚起了農民革命的活力，事實所能證明的也僅是這樣。（p4）“洪秀全對那種種強調謙怯自卑、逆來順受、甘於屈辱、安於命運，所謂打你左臉再把又臉送上去之類的《聖經》教導舍棄不要，明白指出，‘過於忍耐或謙卑，殊不適用於今時，蓋將無以管鎮邪惡之世也’（韓山文：《太平天國起義記》），……洪秀全強調宣傳的是所謂‘皇上帝’與‘閻羅妖’的對立和鬥爭，是自己在‘天父天兄’指令下去斬妖殺魔，‘上帝差朕降人間……爾等妖魔須走快’（《九妖廟題壁》）；‘高天差爾誅妖魔，天父天兄時顧看’（《永安突圍詔》）；洪秀全的上帝不是近代資產階級‘博愛’之夢，而是農民兄弟的複仇之神。……‘人皆兄弟’基督教的博愛觀念，被注入了讓農民階級的經濟平均主義和原始樸素的平等觀。宗教狂熱被充實以積壓已久的農民群眾的造反欲求。……洪秀全把摩西‘十誡’改為‘十款天條’，成了‘太平軍奉此為初期的軍律’（羅孝全：《小刀會首領劉麗川訪問記》）”總之，洪及其追隨者並非要真正地布道，他們既沒有繼承聖經的重要意義，也沒有真正想把大同理想堅持探索下去，這都十分明顯地體現在他對思想理論的私利化組合上，與具體的帝王之路的實踐上。所謂私利化的組合，即是他把《聖經》的部分教義與傳統樸素平等觀融合起來，主要傾向於行軍打仗的利益，傾向於盡可能地喚起農民的反政府意識，傾向於自身專製的有利統治，而不是傾向於探索，並構建一個真正的“大同社會”。在具體行為上更是體現了封建小農意識的種種弊端（實質上是利用性的弊端）。正如李澤厚先生所評論的：“太平天國思想無法掙脫封建生產方式所帶來的局限，缺乏近代資產階級基於新的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經濟基礎所產生的民主主義等重要內容。”但，僅僅是“缺乏”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人們缺乏探索知識真理，並堅守、追求其實現的意識。缺乏的是運用性的知識狀態，而非“新的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經濟基礎”，此是後話。作為洪秀全者們來說，他們革命的初衷，和曆史上任何一個朝代別無二致，是決不會當一個知識真理的探索者與執行者，而仍要當的是利用知識的，對生存私利的追逐者。當他們實現“一統”，封侯拜相，位置至尊之時，作為那“知識”的“意義”已經達到，那麼“養尊處優，專務聲色”就必然性地成為他們唯一的“事業”了！
洪秀全屢次科舉失利，窮困潦倒，反而激起了他的反抗、鬥爭精神，借“拜上帝教”揭竿而起，最終經過長期鬥爭，占據了清廷半壁江山，坐上皇位，在興盛期都體現了封建知識分子及人民的一股奮鬥精神，為生存利益而奮鬥的精神，但他們從來不知用知識武裝他們的行動，追求知識真理的實現，來保障社會大眾的利益。同樣，當達到目的時，這種精神會迅速消失，轉向享受腐化，所謂的“天朝理想”消失得無影無蹤。因為，這才是人們奮鬥的終極目的，所以，在後期，（p9）“他在基本思想和政剛政策上仍然頑固堅持、並愈來愈迷信他那一套非理性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說教，他不是如實地總結經驗教訓，而是把革命的成敗歸結是否忠誠於宗教信仰，把著他那些僵死的教義和前期的經驗不放，甚至最後在改國名、朝名、玉璽名上麵做文章，把‘太平天國’改為‘上帝天國’等等，以期拯救危局，改變形式，顯然不能解決任何問題。”這時的“知識真理”（天朝理想）已經被丟棄，墮入了對宗教的迷信，從起點劃了一個圓又回到了起點。知識本沒有得到突破改進，知識之意義也不可能實現，從衰敗的終點又要回來了，“一盛一衰”又再次完成了一個輪回，但對於曆史來說這樣的輪回屢見不鮮，又有什麼值得惋惜的地方呢？總之，社會沒有進步，中國沒有進步，這已不是洪個人的悲劇了，而是民族，是利用性知識狀態下中華文明的悲劇！
知識狀態作為“意識”與“經濟基礎”之間重要的一環，李澤厚先生恐怕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作為決定了經濟基礎的知識狀態，才真正是洪秀全們無法擺脫的局限與悲劇，利用性知識狀態本身就是產生悲劇的悲劇。無論哪一個人，哪一個革命團體，李自成也好，朱元璋也罷，沒有因之而長興不衰的政治團體，或持續幾十年，或是幾百年，都不能擺脫這一性質的束縛。當然，這都不是一個“經濟基礎”所能解釋的，此亦是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