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中國近代時期的利用性
在上篇中分析了“為生存利益而求知”的社會發展的動力本質，它所導致的最終結果是：富貴目標一旦達到，奮鬥動力即刻喪失。不會把知識本身的意義當做一種信仰去堅守、追求，而是作為達到某種小利（短暫的、私利化）的手段，使“新知”最終淪為無意義的“幹屍”。作為中國社會的知識的這種宿命，依舊籠罩在“太平天國”，“維新變法”，“資產革命”等的先進運動之上，並作為核心貫穿在幾乎每一個人，每一場運動之中。
第一節太平天國的興衰之路
“太平天國”運動雖然被稱為農民革命，但卻是由知識分子領導著的農民革命。洪秀全這個三次考秀才而不中的士人，一反常態，在革命之初“拜上帝”而非儒，借《天朝田畝製度》完成了半個帝業，天朝的“大同”理想也因各種原因而流於一種空想。縱觀整個“天朝”的覆滅過程，“大同”隻不過是一種籠絡人心的有力工具，並沒有人真正去努力實現它，為它而奮鬥，都不過和曆史中的朝代一樣，帝業已成，一切照舊。就像明末李自成的農民起義一樣，還未“一統”，就先腐墮了。李自成在起初以“迎闖王，不納糧”為口號，贏得廣大民眾的支持。但很快，小農意識把一切好的製度、思想擊得粉碎，幹脆說是利用性知識狀態，使人們奮鬥，或革命的意識、目的，就是為了個人的生存私利的滿足，之後就隻剩腐化了。太平天國及之後的革命運動，無非就是，把有權有勢人家的財物搶來據為己有，或平均分配。很快，借這些口號得以迅速發展起來的革命運動，隨著實力的擴大，隨著私利的滿足或不滿足，逐漸轉向內部腐化，在其中沒有人會堅持、追求，或認真研究他們借以得勢的口號，或理論製度，而是當已經獲得了“利欲”的滿足，利令智昏，如李自成攻陷北京，洪秀全攻陷南京，或認為成功之時，原來的口號、理論製度，很快會淪為空文，被遺棄。這個新崛起的群體的腐化如魔鬼一般重生，甚至比他們要推翻的政權更加墮落、腐朽，這就是利用性知識狀態的宿命。有誰會相信，還沒有完成一統大業就開始腐化的李自成和洪秀全們，在一統江山之後，不會把江山傳至萬世，而“平均分配”給人民呢？或者說，他們的目的根本不在於“大同理想”的實現，去追求、研究、探索之（比如隻有西方才產生了空想社會主義者，直到馬克思的研究、實踐思想的誕生，而中國不會有，這不是說中國人不聰明，而是根本沒人去做，沒有人會想得到），而是把它當做一個謀取私利的幌子而已，這一點，太平天國恐怕體現得最為突出。
富貴對於國人來說是求知的終結，基於這一點，太平天國的整體狀況與以往曆史上的農民起義沒有本質上的差別，雖有《資政新篇》的問世，但這隻是在太平天國敗落的後期，由個人完成的，並且，也是很大程度上受西方文明影響而促成的。本質上卻無法擺脫傳統的各種束縛，尤其是最根本的利用性知識狀態的束縛。首先太平天國的敗亡，也正是基於這一點，表現出了和曆史上農民起義一樣的循環模式，不是很快被淘汰（如陳勝吳廣起義、李自成起義），就是當上皇帝，封侯拜相，一統山河，夢想江山萬代，子孫享盡榮華。（p3）“太平天國革命思想的各種內容，如以經濟平均主義為內核的樸素平等觀念，和‘太平’‘天國’之類的基本觀念和口號，在中國是由來已久的。從漢代的《太平經》到唐代的《無能子》，從《詩經·碩鼠》裏的‘適彼樂土’到《抱樸子·潔鮑》的‘安土樂業，順天分地’，……太平天國的特點是，它從西方學來了一套新的形式，把這種反剝削的理想提高到一個空前水平，構成了一套相當完備的理論體係，以此來作為發動、組織、統帥農民進行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麵鬥爭的思想武器。”所以“洪秀全思想的核心和主流，是中國封建社會農民革命思想在近代特定條件下的繼承和發展。……他的創造性，就在於他借來了一個西方的上帝觀念來作為農民革命的思想理論基礎。”不過這也正好體現出了太平天國的各思想內容，作為知識係統來說，仍是人們達到私利化目的的利用工具，《天朝田畝製度》僅僅是類似八股的工具而已！是個“做戲”的幌子，欺騙民眾的招牌，因為太平天國從起事起，奮鬥的中心並不在於追求此一“製度”的實現，追求的是個人的富貴與否，他們仍不可能逃脫了利用性知識狀態對他們的局限。西方人則一直是圍繞知識真理而展開奮鬥，來保障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創造美好的未來，不然人類的近現代文明就不可能產生。而中國則相反。
知識在中國僅作為達到個人生存利益的利用工具，始終是曆史的主流求知目的，這一結果是利益目的一旦達到，知識工具就被丟棄，無所謂對知識真理的信仰，堅守，探索，追求實現。盡管太平天國思想中多是些無法實現的“真理”，但關鍵是，不會有人去堅守這種信念，努力把它實踐、研究，修正成可實現的真理。事實已是，當太平天國製度無法再維持“國”人的生存利益的時候，不僅由之凝聚起來的人心會土崩瓦解，因為人們看不到什麼新的希望，看到的僅是帝王製度的輪回，而且會如曆史上一樣的內部因利益分配不均而引起內訌，最終徹底崩潰。什麼“平分田地”，“大同理想”，均隻不過是自欺欺人的口號，因為連自己都把這些知識思想當成了工具，連自己都堅信不了，甚至連自己根本都不相信的理想，還怎麼能讓別人相信呢？也就更不可能實現了。即便堅守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幌子，也隻是一個幌子而已，就像儒學被統治者利用一樣。在太平天國發展的整個過程中，就可以看出“帝王將相”意識，作為人生最大生存利益的代表性標誌，仍是求知與革命的最終歸屬！利用性知識狀態最要命的地方還不僅如此，它使人們隻相信舊的，從不敢信新的東西，或者不願意去信，“……從永安到天京，從《太平禮製》到《天命詔旨書》，它的製度是等級異常確定，尊卑十分分明，弟兄稱呼純為形式，君臣秩序備極森嚴，不僅有等級製，而且有世襲製……，完全是封建主義那一套，並無任何近代民主主義。根據《天朝田畝製度》的理想規定，產生官吏是‘保舉’（並非選舉），即層層向上推舉，然後由上層選擇任命（但漢代就有‘舉孝廉’、‘舉秀才’的製度）。‘凡天下每歲一舉，以補諸官之缺，舉得其人，保舉者受賞，舉非其人，保舉者受罰’（《天朝田畝製度》）。政權人選和權力實際上仍然長期操縱在上級官員的手中，廣大群眾並無其正的權力。時間一長，蛻化變質、徇私舞弊種種封建官場的陋習弊病便都不可避免彌漫開來。在上層，情況更是如此。由於設有任何近代民主製度，專製與割據、陰謀與權術，便成了進行權力爭奪的手段，而且愈演愈烈。一方麵是權力高度集中，使人窺伺不已的專製寶座(如洪、楊之爭)。另一方麵是擁軍自重不聽號令的割據勢力(如後期諸王)。洪秀金的迷信，揚秀清的權術，韋昌輝的陰謀，石達開的分裂，李秀成的變節，後期諸王的彼此猜忌，互不合作，都不隻是個人品質或野心的問題，它深刻暴露了農民革命某些根本弱點。（p14）……早期按功行賞頒爵完全破壞，官爵成了人們追求的特權利益，種種腐敗現象隨之發生。定都南京之後，上層生活上的奢侈腐化，從天王府、東王府、忠王府的排場講究到‘養尊處優，專務聲色’等等，更不必說。這些都說明農民革命的領導層隨著勝利而逐漸成了一個新的統治集團，他們是農民革命的領袖和英雄，卻又向封建地主階級的最高代表的方向行進。他們建立的政權也是如此。朱元璋集團走完了這條路，李自成、洪秀全沒有走完。”（p15）人們隻知道利用一切可利用的知識謀取私利，而不會真正追求知識真理的實現。進而長久以來利用性知識狀態所導致的惡果，使人們隻有相信古有的專製體製，而不會信任新的知識真理可以被人們實現，這一點，在後來的*那裏同樣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