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人格私利化的後果
私利化人格的體現之一：以生存私利為處世原則，為判斷一切的標準。後果是：喪失了對知識真理的判斷意識。進而喪失了對真、善、美的堅守、追求實現的勇氣意識。以生存私利為中心，而不是以知識真理的規律為中心行事的。
（1）.依附、闡釋性人格
此種人格是以秦漢之後兩千年來的文化思想精英為代表，舉其大概為：秦可以忽略，兩漢以經學為時代文化主流，董仲舒為代表；魏晉以玄學諸家為代表，如何晏、竹林七賢等；隋唐以杜甫、韓愈為代表；宋明以“二程”、朱熹、王陽明等為代表；明清以李贄、顧炎武、戴震為代表。他們是中國封建社會兩千年中在哲學思想領域最有建樹的人物，是文化的代表。但是，客觀上說，他們（李贄、顧炎武、戴震等明清有反禮教宗法意識的幾個另當別論）加速了封建專製文化的衰落，沒有開拓出新的局麵。一方麵，他們毫無疑惑地遵循著孔孟之道，麵對儒家道德的虛偽性的社會現實無動於衷，他們的獨立思想的缺乏，是他們自己無法從內部突破“儒術”的束縛。另一方麵，政治專製等外部的壓製使他們一個個退隱山林，更加不問世事，突出了在堅守、依附、闡釋儒學係統時所表現出的無奈，即使如此他們對儒學都毫無反抗的意識。在他們的思想主題中，兩千年前孔孟說什麼，他們還說什麼，最多隻不過是發揮了一下。孔孟時的“修齊治平”到了二程、朱熹那裏，隻不過加了“格物、致知”。在王陽明那裏探討的是“成聖何以成為可能”。他們都沒有創造出任何不同於孔孟知識係統主題的新知識係統。他們不約而同地陷入了一個被政治專製設下的自我封閉的圈子之中，舊的揮不去，新的出不來。
他們雖然熱愛、堅守著孔孟之道，並且努力踐履，但隻凸顯依附性與闡釋性，而沒有開拓性。這不能全怪他們，這實質上是利用性知識狀態傳統的必然結果。就如當代中國的高校，隻有不斷引進的“創新”，而沒有自己的“開創”一樣。“政統”與“道統”的合一，使“大一統”的政治思路汙染了學術思想的自由環境，使知識分子，要麼依附於“政統”，要麼依附於“道統”，尊古、崇古、複古，不得不成為曆朝曆代的主旋律。
總之，這些整個中國曆史中（秦漢之後）“一流”的思想文化精英們尚且如此，盡管他們的某些精神值得發揚，但依附性、闡釋性是十分明顯的。他們缺乏的是獨立、自由的創新精神，這也是教育所壓製的精神。
（2）.典型、普遍的官場化人格與“人事關係”主流發展係統的形成
利用性知識狀態—→人事關係發展係統—→奴化性格
個人生存私利的謀獲方式，是對知識利用性狀態的核心部分，而中國社會典型普遍的官場化人格正是被它決定、塑造出來的。以求知群體為主導的社會重視的是個體的生存私利，知識隻是工具手段，所以人們也並不重視知識義理本身，更不會熱愛、堅守、勇於探索知識的真正含義，發掘知識對於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絕無僅有的決定性意義，所以人們不會堅守知識義理本身的“功效”，比如儒學最終成為“偽學”，並不被大多數人所堅守、履行，首先塑造了言行不能合一的人格，瞞和騙的人格，因為這一切都是圍繞個人私利而展開的“求索”過程，隻在為個人私利服務。正如《儒林外史》中所批判的：第三十四回中高翰林批評杜少卿之父那樣，人們是不會把“教養題目裏的詞藻”當真的，若當真了反倒當不了官，成了呆子。知識在人們麵前隻是“工具”，不去實現它，而是去相信圍繞私利形成的“人事關係”，知識在中國並不真的被熱愛、堅守、追求實現，也就不會被堅守、實踐，更不會舍命追求實現，那麼就不可能體會到知識的真正力量。“不自由，毋寧死。”西方的這種精神，對於其知識進一步發掘、創造的意義是極為深遠的，它衍生出的求知品格，終於使知識大爆炸次第出現。在中國，這種狀態不能成為社會的發展動力核心，那麼就必有另一種適合利用性知識狀態的發展模式及動力，它就是人事關係模式。人們就以人事關係的“規律”辦事了，但是，越是按照人事關係的規律辦事，越表明這個社會越腐敗，可以說人事關係就是腐敗本身，就是為腐敗而生的。進而，就不可能持續維持“穩定”的長效性，當在這種模式下不可遏製的腐敗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崩潰，實現再次的人事關係重組，也就是“改朝換代”，當然這是不可能進步的。這就是與利用性知識狀態相適應的社會性質與模式——人事關係模式。這種模式進而又加重了與之相適應的人格的形成、固定不變。人格保守、退化、僵死不化，世世代代都是這樣認為的，一代教誨下一代都是這樣做的，他們毫不懷疑。知識無進步，人格已形成。相比之下，西方之所以開辟了近現代文明，最根本的因素，是把知識真理的力量真正發揮出來了。中西文明的一切差異都可忽略為零，但是知識狀態的差異則是決定本質的根源。他們認為，如果知識真理不能被很好地變為現實，被阻撓，就應勇敢地爭取抗爭，既為社會爭得了正義，也為自己贏得了權利。我在網上看到這樣的一則新聞，說的是在北京的一位老外（還是位婦女），她騎著自行車，（汽）車流量很大，有些擁堵，有不少汽車都開進自行車道裏麵去了，而這個女老外看到這種情形，則直接站在那裏，當起了交警，禁止汽車搶道，不料被“管製”的那輛車上下來一個大漢，讓這個老外讓道（肯定是罵她多管閑事），而她執意要他進機動車道，這個大漢居然動起粗來了。顯然當代國人“富貴”之後就“無所顧忌”了，因為自古以來國人並不重視踐行、維護知識真理。借此可以料想這樣的“發展”（僅在“富貴”）結果會與曆史有什麼樣的不同。佩服這位老外的同時，不能不感覺到中西的差異不是“文化”一詞所能概括的。老外的這種精神正是知識狀態的結果，也許在她的國家這是很少發生的事情，在中國看不慣，就以身護法了。在中國這叫多管閑事，不通“人情”，這是中國知識狀態的結果。作為個人她能時時捍衛法律的尊嚴，維護每個人的利益，很顯然她這樣做並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知識的尊嚴。我們看到的是知識本身的力量在起作用，這才是真正的知識的力量。當然國人的理解仍逃不出傳統的範式，知識的力量就是能讓“我”當官又發財，在當代仍是，求知講的是“層次的高低”、“利益的多寡”，而不是知識之價值。在古代是秀才、舉人、進士，而今是本科不值錢了，都要考碩士、博士了，而知識在這個過程中都一樣是跳板、敲門磚。曆史也已證明，在這樣的利用性知識狀態的國度，“經濟”形勢（如每一個朝代中的“盛世”）再“一片大好”，都是有“極限”的。
百十年來從西方引進的知識係統，仍隻作為個人或國家“發展”利益的謀取工具，那麼這個社會、民族不會有大的改觀，至少國民性、民族素質內核不會改觀。事實已由曆史證明，知識隻在個人私利麵前才稱得上是知識，在與個人私利相違背時，知識就成了廢磚，甚至被視為惡魔（如類似“五四”、“*”時的“全麵反傳統”，“打倒孔家店”，“破四舊”，“北京城牆落後論”等）。因為利用性是中國知識狀態的核心本質，它所塑造出來的一套人格係統，是以個人私利為中心，靠權術鑽營，拉關係走後門為“發展”脈絡的官場化人格。在其中沒有任何可以堅守、信仰、捍衛的普世真理。
官場中的主要人格特征有：1.“混”與“圈”的關係學本位。知識分子入仕之後，或工作之後，求知的“使命”已經完成，人們不會花一點點的精力放在求知上，而把全部的精力放在了仕途鑽營上。既然繼續求知已不能為人們帶來更大的官位與財富，甚至還阻礙了仕途發展，如張衡。那麼隻有拉關係、結朋黨，才能長久保持權力與財富的持續把持或獲得。所以：混得圓滑，混得熟悉，關係圈打得廣闊，才能為自身帶來最大的私利。其中，權力又代表了最廣大的利益集中點。所以善於玩弄權術，從不善於知識探索；隻注重勾心鬥角之術，而從不關注知識真理規律之於社會的發展。隻要混得好，不要你有什麼才能，即符合統治者的繁榮安定的要求，又能使個人私利最大化，何樂而不為呢？
混世以結集為一個集體圈子，保護這個群體的私利，是不會顧及其他的，如曆代的“朋黨之爭”，為了個體集團的利益，相互拆台，打擊、傾軋，搞內耗、窩裏鬥，不鬥他們都沒精神，“鬥”就成了他們快樂幸福的源泉。他們形成了封閉的“圈子”，排斥、打擊一切不利私利的因素，摧殘新的有生命力的事物。既然連知識都能丟棄，還會管什麼人才嗎？所謂的人才就隻能是善於鑽營，能至高官的統一標準的人才。圍繞“混世”與“圈子”所形成的一係列衍生性的官場化人格，人們認為隻有這樣才能“發展”自我，如不團結、一盤散沙、溜須拍馬、阿諛奉承、孝而不忠、欺善怕惡、奴性十足，等等，都是在圍繞個人私利而展開並形成的人格特征。人們沒有對知識真理的追求與信仰，價值無法被通過知識創造及其規律體現出來，隻有通過混於世，獲得些生存利益的滿足，這就是人生的全部了。沒有知識真理的不斷更新、支撐、指導的民族是一個沒有希望的腐化之邦，處處透露腐朽的氣息在人格中呼出。
可見，沒有對知識真理的信仰精神，就沒有健康的人格，就沒有文明的進步。中西曆史一反一正證明了這一點。
為什麼中國人往往隻有圓滑世故，隻體現出勾心鬥角的小聰明，而體現不出大智慧？原因也在這裏。前文中也分析了，人們隻以個人私利的“發展”為中心，表現出的都是小聰明，最根本的是對知識利用性，使人們不會做那些在短期內看不到利益的“事業”，而知識的創造往往非常需要時間、精力、心思的事情，甚至不能獲利，還要遭罪的事情，何況政治專製主義又是打壓知識更新的，這種情形是國人所厭惡的，因為這些知識探索過程是沒有一時的利益可圖的，沒有人真正去探索浩渺的宇宙奧秘，所以人們就不會學張衡，就不會學著述了《天工開物》的宋應星，都隻跟著科舉、帝王、領導們的喜好走，因為很快就可以“榮華富貴”，見效極快。因為沒有對知識的信仰精神，人們取向的是生存私利，所以整個社會更容易被塑造成奴化的“發展”性格與風氣，樂於被奴役，因為隻有這樣才能享受榮華富貴。也就更不可能去堅守、實現知識真理了！利用性知識狀態不改變，奴性化人格就不會改變，因為利用性使人們喪失了改造世界的意識，個人必須融入社會，做它忠順的奴仆，它是堅決反對你有革新意識的。這就是與利用性知識狀態及人事關係發展模式必須相適應的人格特征。
對知識利用性的本質決定了純粹私利化人格的形成，進而決定、塑造了各種衍生性的人格特征，這一係列因果輪回的代價是，知識被利用、踐踏、直到死亡，知識一旦死亡，這個民族必然走向衰亡。
3.民眾的人格
士大夫高官、知識分子猶如此，那麼，平民百姓隻有“跟風”的份了。他們教導子孫求知無一例外地要導向生存私利，為當官發財或為明理而讀書，而絕不會為探索知識真理而讀書，乍看上去似乎是“文化”傳統所導致的，其實不然，此是後話。在利用知識的循環過程中，貧寒人家總是發憤苦讀的，富貴人家也沒有長興不敗的例子，所以對於下層民眾來說，就有了一個生存奮鬥的寄托，促使他們油盡燈枯，皓首窮經，隻為了功名。奮鬥皆是為了個人的生存私利，知識便不得不越加讓位於利用性，及權力關係，因為隻有後者才能真正可以達成目標，對知識的利用性越嚴重，依附於權力關係的模式就越強化、牢固，封建社會後期就是這種情形。不難想象，知識真理的含義既不能使人堅守，更不會實現於社會發展之中了，所以，人們怎麼可能在乎革命的意義呢！即使是革命者也隻是為了民族的生存私利奮鬥而已，不會追求知識真理本身的實現為目標，此是後話。
首先說，廣大底層的勞動人民的人格特征，很大程度上是由專製極權與士大夫這些上層群體引導塑造出來的，盡管利用性知識狀態本身起著根本性因素。廣大勞動人民的子弟為了擺脫窮苦命運而躋身富貴之列，帝王將相士大夫子弟又淪為平民百姓，如此對流輪回，早已使求知觀定格在利用性層麵了。底層民眾往往隻有無奈接受上層社會的思想指令，自身沒有決定權，甚至沒有選擇權。另一方麵，他們受到統治階級的壓榨，卻又更希望自己的子孫成為更強的壓榨者，以此擺脫困境，卻不能從根本上改變社會製度，因為利用性之下，知識不能給他們意識與力量。相反，他們更希望依附於權勢，趨向於上層的一切。他們認為求知就是為了改變自身的生存命運，用權力保障利益，而不是如西方通過捍衛知識真理來保障自身的權益。廣大民眾的求知目的也一定是私利化的求知目的，受上層社會影響至深。我們必須清楚的是，以帝王士大夫為代表的權利與知識階層，他們隻是在利用儒學知識係統來確保自身私利目的。他們所講求的知識都是要直接為個人及整個社會的生存私利服務的，不會有其他目的，所以隻要有儒家道德知識係統，也就不會發展出其他知識係統。帝王們為了自己的江山穩固，還必須要有儒術的支撐；文人士大夫群體則以儒學為謀取私利的幌子，都說明了社會整體上對知識的含義、作用本身並不真的在意，知識對於推動社會文明進步的意義是想都不會想到的。他們隻撿有利於自身統治利益的東西，去愚弄民眾。不過民眾是管不了那麼多的，因為他們的生存利益都是有問題的，難以保障的，所以他們同樣是隻關心自己的私利是否得到了滿足，隻是處在上層就表現出上層的人格特征，處在下層就表現出下層的人格特征，總之，私利化的本質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