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對知識狀態主要問題的總結
第一節1.知識狀態的兩個核心：創造性與利用性
從中國先秦與西方的整個曆史看，一個真理是：真正推動人類進步的過程是知識得到了不斷地批判與創造的結果。在真求知與偽求知之中，知識狀態顯然分為兩種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性質。真求知所指向的是運用性，偽求知所指向的是利用性。
真求知者在於，無論是貧富貴賤，都擋不住他們求知的衝動，與對知識真理探索的熱情。他們求知隻是在完成人類進步的使命，或者是在實現個人的價值。從真求知者的“宿命”看，總是凸顯光明前景的一麵，他們熱愛知識，就能堅守知識，就能對探索得來的真理運用到社會實踐中，英國的三大革命，尤其是政治革命就是為實現真理而奮鬥的過程，在這個社會，人們普遍懂得知識的意義，尤其是新的真理被實現的意義，進而擴大到經濟、工業等革命中去。相反，當中國的封建社會發展到後期，知識成為僵屍的時候，中國人在知識真理麵前喪失了任何追求其實現的勇氣，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麻木與冷漠。沒有熱愛，就沒有堅守，更沒有為實現知識真理而奮鬥的意識與勇氣，當然也就體會不到知識的真正力量與意義。
所以當真求知精神喪失的時候，也就進一步喪失了勇敢探索與堅守的勇氣，從而導致知識逐漸遠離人們的活動中心，使知識狀態從豐富變為單一，從單一徹底僵死掉。這裏可以解釋一個問題，知識真理可以給人以巨大的勇氣，如蘇格蘭對抗英格蘭的統治中對“自由”的追求，政治革命中對“民主”的追求，雖然也凸顯生存利益的重要性，但與中國僅僅關注個人生存私利是有本質區別的，他們懂得運用知識真理來捍衛社會普遍利益的實現，這種利益就成了被創造出來的新價值。而真求知者在這裏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揭示出新的真理，通過新的創造發現，使人們了解更深層次的真理，再次激發人們對新知實現的渴望。從政治層麵講，他們實現了自由、民主的新社會形態；從經濟層麵講，他們實現了全球化的經濟體；從科技層麵講，他們實現了以電子機械為主的高效產能動力。等等，這些變革都是在不斷追求實現的決心下完成的，而不是在“官與錢”的保守形態中產生的。一切為權力而權力的時代，都是毀滅天才的時代；一切為金錢而金錢的時代，都是道德敗壞的時代。
從中西兩種文明的知識狀態看，西方顯然是以知識為社會發展中心的文明，而中國是以權力私利為線索，以“人事關係”為社會“發展”核心的文明，此是後話。
2.知識狀態的可持續性與不可持續性
在創造性知識狀態下的社會發展，是可持續的進步性的；在利用性知識狀態下的社會發展是不可持續的衰敗性的。
對知識本身的熱愛、堅守、冒險精神，這是知識創造得以產生的最肥沃的土壤。在西方，因為有了社會整體對知識真理的熱愛與重視，知識真理作為普世性的、公共性的最大利益載體，被創造出來，也會很快得到大眾的認可與堅守。如果僅是因為熱愛而堅守，真理恐怕還不能使人們信服、接納，更主要的是因為知識真理的被揭示，能使處在黑暗中的人們看到一線光明，能把人們引向光明的前途，激發人們對美好未來的憧憬，進而奮力追求。但是處在利用性知識狀態下的中國，不會使人們產生這樣美好的憧憬。而是讓人們覺得，社會已是這樣，不可能再發展，即使“革命”，統治階級都還是那般摸樣，走了一批貪婪的，新來的一批會更瘋狂。因為祖先早已把知識真理埋葬，或被製成幹屍，他們看不到知識真理意義與光芒，更看不到知識真理被實現的光明前景。就談不上追求什麼，實現什麼了。社會也隻能是惡性循環下去，無以複加，自生自滅。
在西方，知識真理能夠首先被重視，普及，改造社會，那麼創造知識的人才也才會得到社會的足夠重視，政府及社會就能夠保障良好的求知環境，因為他們早已認識到了“知識的力量”，是權力與財富所不能企及的。那麼，良性的創造性知識狀態就會產生、保持，這個社會的發展才會是“螺旋式上升”的進步過程，與“否定之否定”的發展過程。它能不斷地促進社會的進步。中國人常說“有錢能使鬼推磨”的力量，與知識給予人們的光明的力量那簡直是陰暗且不值得一提的，但這卻是靠“人事關係”係統發展的中國社會的“核心動力”，人們常常以之為榮，卻不以為恥，這是多麼可怕的啊！錢能通過腐敗“擺平”腐敗者，但卻買不來文明的進步。
而利用性知識狀態下的社會發展顯然是不可持續的，是惡性循環式的發展規律。以為有了共產主義這個名號，就有了先進生產力的想法，無疑是曆史對待儒學的態度。這個過程也是十分可怕的。當“富且貴”的求知目的一旦達到，即開始衰墮，而且是極速的衰墮，這是利用性的宿命。社會就談不上進步，中國政府將麵臨這樣巨大的困境，而且正在麵臨這樣“一盛一衰”的惡性循環。難以想象如果不是現代文明敲開了中國封閉的大門，恐怕傳統儒學這一幹屍，還正被我們拈來捏去，忙著擺布個不停呢。但更可怕的是，中國當代所引進的西方文明也正在被我們這個以知識利用性為發展本質的民族，慢慢地製成了“新的幹屍”。從中國的整個教育就可窺得一斑，此是後話。中國當代經濟的動力也基本是僅以經濟（生存利益，與曆史相同）為目標的，當富裕達到一定程度，得不到有效轉型，那麼“富不過三代”的循環性規律就不可避免，社會的發展也就無所謂“持續性”了。
分別在為知識而求知與為生存利益而求知的過程中，利益的分配與價值產生是不一樣的。
3.私利與公利的區別
私利當然是個人性的，公利當然是公眾性的。私利，是純粹的私利性的謀獲，無任何價值創造，是以當官發財為發展中心的中國社會的主體形態。公利，一般指有創造價值產生的發展過程，能為社會提供進步性的需求。是西方的主要形態。
在中國曆史社會中，利用性的知識狀態所支配的一個普遍現象是：人們的求知與普遍的奮鬥目標，皆是為個人的生存私利服務的。在這樣的社會是基本不會自發產生“公共”概念的，“公共利益”是屬於另一種知識狀態的概念。知識創造越是普世性的，它的公利性價值就越大，社會越能享受到它的價值。即是有新知識內容產生的知識創造，是公利性的。
由此我們可以把知識創造分為兩種，一種是有新知識內容產生的特殊性創造，另一種是無新知識內容產生的一般性創造。作為後者，比如我們可以說馬路清潔工，他們創造了美的環境，但這種創造屬於一般性創造，工廠裏的工人製造出商品，創造了價值，但在他們之前，這些創造早已存在。再者，我們可以說工作勞動創造了價值，創造了財富。再如，當代中國社會的發展，創造了財富，創造了經濟奇跡，但這一些都是一般性的創造，這種創造形式與創造過程，早已存在，是由西方文明原創出來的，隻是財富上的創造，屬於一般性創造，而非特殊性創造，因為在這個過程中，並無新知識內容的產生，比如，電腦是由美國原創，再更新發展而來的，中國隻是拿來“闡釋”出了價值，通過引進、仿製“創造”出一般性價值：財富。而沒有通過自主研發創造出與之完全不同的一個新事物，即是沒有新知識內容的產生，隻是經濟價值的產生而已。再比如，領銜中國經濟的房地產業、IT業、製造業等等，這些東西，比如樓房，你蓋起來了一座座高樓就指著說它是獨一無二的創造了嗎，恐怕不是吧，因為隻要有錢它誰都會造。隻會有人說，曹雪芹創造了《紅樓夢》是獨一無二的，愛因斯坦之後，沒有人會知道誰是第二個發現相對論的人。它的發現或創造隻專屬於第一個給它生命的人，這才是創造了知識內容，而且它的價值也一定是公利性的，是恒性的。
所以，隻產生了經濟價值而沒有產生新知識內容的創造，是一般性的創造，是利用性的創造。在封建小農經濟時代，勞動者創造了生產價值，供地主階級享用，但如此重複、疊加式的價值創造，自封建初期就無有過知識內容上的革新，隻有到了近現代資本主義經濟被創造出來，才有了知識內容上的創造更新，即資本主義經濟被創造出來，相對於封建小農經濟形態它就是新的知識內容。也隻有有新知識內容的產生，才能推動社會的進步，單靠經濟價值的創造，是無法使社會得到飛躍式的進步的，所以當代中國的發展，也隻是體現在經濟上的價值創造而已，此亦是後話。中國的由奴隸製到封建製的變革，顯然是由先秦諸子知識內容上的創造開拓出來的。西方的文明發展史更說明了這一點。
所以，公利性的創造是以新知識內容的產生為標誌的。私利性的獲得過程中並無新知識內容的產生，甚至也無經濟價值創造產生。
顯然，在中國曆史上，特殊創造方麵，越到後期，創造幾乎全麵消失，隻有在經濟價值的創造上，維係了帝國的運轉，但這種經濟上的創造，也是廣大勞動人民創造出來的，而不是高官與巨富者。所以，在中國曆史（秦漢之後）上，帝王將相，文人士大夫，與廣大讀書人，除了“文藝”與少量科技之外，基本上沒有任何創造出現。“百無一用是書生”，對於那些既當不了官，又發不了財的讀書人來說，他們還不如廣大勞動者，因為，讀書的意義早在秦漢時就開始失去生機，逐漸死掉了，知識隻是敲門磚，除了敲門之外，是不能給予廣大知識分子任何力量的，求知探索的力量、謀生的力量、經世致用的力量，都給不了。這就更不用提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了。一個僵死掉的知識係統是給不了人任何力量的。那麼既然入不了仕，又不善於勞動，境況還真是不如普通老百姓！
所以讀書、奮鬥都隻是為了滿足個人的生存私利的要求，普世性的、公利性的知識內容的更新創造在這種知識狀態下是不可能產生的。對於社會來說，知識一旦不受熱愛，就必然會淪為為個人私利服務的利用工具、手段，那麼財富在這個過程中隻是平行的流動，從窮人手中流到富人那裏，再從富人那裏流到新崛起的人那裏，循環不定，而不會有質上的增長。人們的一切活動目的，也隻是為了個人的生存私利，那麼它——利用性知識狀態必然塑造了一種國民性，塑造出了與眾不同的社會發展性格，此是後話。
4.財富的流動特性與財富創造的極限
沒有新的知識內容的產生，也就意味著沒有新的力量來打破固有經濟（其他領域亦然）模式的局限性，即財富增長的極限。自美國新生的IT行業不知道為世界拓展、增加了多少財富，恐怕難以估量。也就是，隻要有獨一無二的新生事物產生，就能拓展社會財富的發展與增長空間。而中國的創造也隻是依附西方下的闡釋。凡是西方的就是現代的，凡是西方的我們就擁護，凡是西方的我們就遵循。對於知識利用性為發展本質的社會來說，所能達到的發展高度，也隻有整體性的“高官”與“巨富”，而不會以知識思想為突破一切禁錮的先鋒，進而在政治、經濟、文化與科技等各方麵實現質的變革。所以，封建專製政治和封建經濟基礎在兩千年的漫長曆史中保持了整個社會形態的凝固式長期穩定，絕非偶然。這種狀態，早在18世紀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就指出了：“（中國）許久以前，它就停滯於靜止狀態了。今日旅行家關於中國的耕作、勤勞及人口狀況的報告，與五百年前客居於該國的馬可波羅的報告，殆無何等區別；若進一步推測，恐怕在馬可波羅客居時代以前好久，中國的財富就已經達到了該國法律製度所允許之極限。”（《國富論》上卷，王亞楠、郭大力譯本第85頁）但亞當·斯密隻站在經濟基礎與政治製度方麵，並沒有指出中國社會停滯的症結所在。知識創造的停滯，使整個社會的財富水平限定在一定範圍內，無法突破。
民族自身沒有自主創造革新的主流環境，當下中央政府大力號召“自主創新”，正是基於“自主”能力的匱乏，才提出的，但都流於形式、口號，無實際的效果。因為他們沒有認清缺乏的根源，抗衡不了整個形態。就像兩千年來“儒學”的下場一樣，被利用殆盡，軋成了幹屍。整個社會一直處在小農經濟，官場化形態，財富的增加靠的隻是老百姓的辛苦，靠的是風調雨順的自然力。對於廣大知識分子來說，他們並沒有拓展任何知識空間，倒是非士人階層的普通勞動者（如“四大發明”）拓展了一定的知識空間。知識分子所扮演的主流角色，是圍繞當官發財而展開的奮鬥，不需要知識與真正的才能，產生財富的生產力並沒有質的飛躍，社會財富總量變化不大。知識空間沒有被拓展，財富空間就無有依托。西方近現代文明知識的爆炸，使財富的空間成倍擴大。中國傳統曆史中國家的富裕與政治是否清明有直接關係。曆朝曆代的“盛世”時期，即是這個社會財富發展的頂峰時期，但無法突破。所以財富增長空間的有限性是直接由對知識利用性的知識狀態決定的。
隻要知識內容不增加，財富增長的空間就不會增加。比如電腦行業，原來是沒有的，但在人口不變的情況下，從事電腦行業的群體，假設現在沒有這一行業，那麼勢必加重社會的就業壓力，財富分配的競爭就更加激烈，在分配上就有了門類上的限製，所以，知識內容的創造是知識門類更加細化，所占的職位就越多，財富的增加就越有潛力，社會財富總額的增長也就順理成章。否則，知識內容不增加，不被創造出來，財富增長到一定程度，就會停滯，這是中國曆史的基本特征。對知識利用性的知識狀態決定了這個程式，當然也注定了“富極必腐”的必然環節。
為個人生存私利而奮鬥、求知，本無可厚非，但正因為這一趨勢必越來越使知識淪為幹屍。並無真求知的性質，從秦漢到今天，知識隻在為個人私利服務，使知識逐漸僵死掉，成為徹底的工具、手段（幹屍），不再有生機。因此，當求知目的達到，享受以致腐墮是必然的趨勢，這是死定律，是對知識利用性發展本質本身所決定的鐵的定律。一個人，從勤奮讀書、奮鬥到入仕及第，然後當了官發了財，就隻剩“享受”二字了，這基本上是天下求知者的唯一目的。以此為根基的另幾種形態是家族、朝代及整個文明的由盛轉衰，在前麵已經論及。我們知道，這種模式是不可能產生知識創造的，甚至完全可以說是排斥知識創造的，一切與當官發財不相幹的事情都基本是人們排斥的對象。更不要說要他們去熱愛、堅守、追求實現知識了，那就會被人當做白癡、糊塗蛋的，就像《儒林外史》中高翰林諷刺杜少卿的父親一樣：“中個進士，做一任太守，已經是個呆子了。做官的時候，全不曉得敬重上司，隻是一味希圖著百姓說好；又逐日講那些‘敦孝敬、勸農桑’的呆話，這些話是教養題目裏的詞藻，他竟拿著當了真，惹得上司不喜歡，把個官弄掉了。”《儒林外史》所反映的社會現實是有目共睹的。知識僅僅是一具“幹屍”，被人們利用，連能“堅守”者，都被諷刺，可見官場及整個社會的發展本質是“人事關係”，而非知識。整個社會已經形成了“蔑視”知識的形態，隻有通過“拉關係，走後門”才能“發展”。讓他們去熱愛、堅守知識真理，等於讓他們斷絕“輝煌前程”。再者，整個社會在這種形態之中穩固下來，那麼，當新的知識係統進來時，如“民主”，他們會極力排斥，找各種借口，說不適合中國國情，實質上是既得利益者即統治階級不想放棄他們的權利，愚弄民眾。但是民眾又不得覺醒，“樂於”被愚弄。整個社會都在排斥以公開、開放、自由競爭的政治製度等，來取代舊有的“人事關係”發展係統。所以，當民眾看著官僚在謀私利時，他們不是運用知識（如法律）來捍衛自己的、社會的權益與公理（因為知識在人們心目中已死亡，它就是用來換取這些私利的），而是爭著當官，當大官，去效仿，這當是利用性知識狀態最可悲的惡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