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的本質即是，知識完全遭利用，從而阻絕了創造產生的可能性。前文中已經分析過，由於人們隻愛知識背後的生存利益，知識僅是工具。所以在中國各知識門類（除了文藝）都沒有人能去認真熱愛、探索、求真，自然也不會出人才，更不會有持續性的創造、發明、發現，隻有偶然性的創造（如四大發明）。而西方人熱愛知識、敢於探索、勇於堅守真理，所以，各知識門類也都有人去探索、堅守，各知識係統也都能產生人才，並追求實現，才有了今天的成就。當然，這並不是說西方人不愛利益，恰好相反，他們絕不比中國人多麼地重義輕利，而是因為知識的創造能給個人及社會帶來更為巨大的價值，是公利性的。而中國的利用性發展模式隻是從別處謀取利益，把他處的利益（通過人事關係）奪為己有，隻有價值的轉移，沒有價值上的創造，這個利益的獲得則是純粹的個人私利。要問當代中國的（發展的）價值何來，與傳統本質是一樣的，是闡釋出來的，通過引進，再模仿、翻造，極像儒學的發展過程。雖然產生了價值，但根基是建立在“以西方的創造代替自己的創造”的基礎之上的，自己沒有什麼原創的東西。通俗一點說，是把別人的創造拿來，自己照著做。此亦是後話。
另外，八股科舉也使少數屬於真正的人才“亡於野”，不在主流社會之內。唐宋兩代第一流人才基本上都出身科舉。就拿兩宋來說，在整個封建史中（秦漢以後的）“北宋一朝是政治、經濟、史學、哲學、文學、藝術乃至自然科學等各方麵傑出人才最密集的時代。僅以仁宗前後幾十年時間論，其出類拔萃、彪炳史冊者不下數十人。如範仲淹、歐陽修、韓琦、富弼、包拯、司馬光、王安石、蘇軾、蘇轍、晏殊、宋祁、曾鞏、柳永、黃庭堅、秦觀、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頤、程顥、蔡襄、李公麟、蘇頌、沈括等等。南宋還有朱熹、陸九淵、陳亮、葉適、李清照、陸遊、辛棄疾等文化偉人。絕大多數是科舉出身。而在八股時代的明清，凡有思想，有成就的人，絕大多數已非科舉出身了。如李時珍、羅貫中、施耐庵、吳承恩、蒲鬆齡、吳敬梓、曹雪芹；尤其是一些思想家們：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都非科舉中人，且極厭惡科舉。
今雖科舉早廢，但八股本質猶存。並作為當代中國教育的核心本質，還依然支配著當代中國的發展程式，在各領域的發展中都作為本質而存在，後文再講。
第五節“四大發明”的悲哀
以科舉製為核心的教育係統，在唐宋還能培養出人才，盡管是單一性的人才，以詩文論成敗，但在兩宋之後卻幾乎培養不出任何人才了，那麼“知識”是被怎樣了呢？人與知識的關係是處於什麼樣的關係？是處於一個什麼樣的狀態？才使人才沒於荒野，使人們完全喪失創新活力？前麵基本上已經做出了回答。如果說儒學的僵死是對知識利用性社會發展本質性質作用的結果，知識從單一完全僵死，以八股形式為埋葬知識的墓穴。那麼其他知識係統，大方麵說如：思想、政治製度、經濟、文化、科技，再細了說是：士、農、工、商、醫、藝，等等的發展都被限製在了初始形態，得不到進一步的發展。先拿我們現在引以為豪的“四大發明”來補充說明知識在兩宋為什麼趨於停滯，再次說明，真正的禍害並不在“八股”，在於利用性知識狀態及政治專製、獨裁。
中國浩如煙海的史料典籍，記載的幾乎全都是帝王將相、文人士大夫的傳記，著名的如二十六史，《資治通鑒》等，經典中除了子書，至今仍吸引人的大概要算兵家、謀略、權術、計策之類了。顯然這些都是與當官、發財的“利祿”之途緊密相連的。當然，“中國為人類所貢獻的除此之外還有一種，並非一般人明顯可查的，卻是由英語民族人士，如李約瑟、坦普爾等人幫助係統整理了出來，才得以見天日，為眾人所知。他們指出，直到15世紀，中華民族的科學技術仍處於世界人類前列。現在世界上重要的創造（原創）發明，有一半以上來源於中國。其中當然包括為啟動近代西方文明的興起做出過重要貢獻的四大發明——造紙、火yao、指南針、與活字版印刷術。坦普爾在其所著《中國——發明與發現的國度》一書序言中說除了四大發明之外，還有現代農業、現代航運、現代石油工業、現代氣象觀測、現代音樂、十進製計算、紙傘、多級火箭、水下魚雷，甚至蒸汽機的核心設計等等都源於中國。坦普爾還指出，由於中國人自己無視這些成就，官方重要史籍從不加以記載，從而隻能在大量野史雜記中窺見一斑，以至日久天長，人們早已把這些偉大的創造發明者淡忘了。”（黎鳴p39）“淡忘”是談不上的，因為從來沒有人記起過他們。再者，這僅局限在“技”，而非理論。黎鳴先生也始終沒有弄清楚緣由。
陳方正博士在《三問中國科學為何落後》的演講中觸及到了問題的根本。他講述道：“李約瑟認為，中國科學一直都遠遠優勝於西方，隻是在文藝複興以後才為西方超越而已。這個大逆轉主要是由社會與經濟因素造成，和文化、傳統沒有必然關係。”同時李約瑟給出問題的答案，有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資本主義的興起是要賺錢的，賺錢就要造東西出來，所以有實用精神，實用精神就刺激了實驗科學的發展。西方古代的科學，特別是希臘科學，主要是理論性的科學，缺乏實驗科學，這一部分就由於資本主義的興起而補足了。……那麼問題也來了，資本主義為什麼在西方出現，卻沒有在中國出現呢？這就關係到答案的第二部份：那很簡單，李約瑟說西方的封建體製是一個所謂的軍事貴族封建體製，比較脆弱，資本主義一起來就把它打倒了，所以資本主義破繭而出，而中國是官僚封建體製，牢固不倒，雖然資本主義萌芽了，但是沒有辦法在中國興起，由於沒有資本主義的興起，所以中國就沒有試驗科學，因此也沒有現代科學。”“可是在西方他是沒有什麼影響力的，西方科學史家對他的實證性的研究很佩服，……可是大家還是同意科學最重要的推動力還是它的內在因素。”李約瑟顯然隻偏重於“實用”，正是中國的優點，同時也是缺點，忽視了理論及其意義。
“在希臘之前，西方的科學和中國古代的科學一樣，都是有實用的目的，可是通過‘新普羅米修斯革命’，這個革命就是將數學從一種實用的計算工具改變為抽象的要嚴格論證的學問，隻是為了滿足好奇心。這在歐幾裏得的《幾何原本》裏表現得淋漓盡致，完全不告訴你這些高妙、奧秘的幾何定理有什麼用處，隻是嚴格證明它是對的。”
如果著名的馬克思所指出的“四大發明”不是造紙、火yao、指南針與活字版印刷術，而是：石油工業、紙傘、多級火箭、蒸汽機，那麼中國人也是會認為它就是。因為，對知識利用性的發展本質使人們關注的重點始終是利益，而非知識本身，人們是不會花時間在對這些創造做理論上的分析的，沒有了理論分析，也就沒有了邏輯，沒有了邏輯，任何知識係統都很難發展。所以隻要眼前的私利，是不會管它是什麼知識概念的。科舉教育最終使“八股”形成就是這種狀態的必然結果。進而，人們並不懂得如何讓“運用知識”（通過熱愛、勇於探索、堅守、追求實現），創造出新的意義與價值。即使是“四大發明”也隻是在“利祿”的驅使下產生的原始性發明。造紙為經典史籍提供了優等的記載材料；火yao是煉丹家在為帝王煉丹時偶然發明的；指南針卻止於為帝王宣揚國威之用了；活字印刷也止於為士人科舉、八股選本的暢銷之用了。以它們為代表的這些個偉大的發明創造都止於為“當官發財”之用了，都沒有得到進一步的創新。
如果說創造出這些發明的人中，有一部分人是熱衷於知識探索的，如張衡、宋應星，可是很快會被淹沒在謀求入仕及第這一唯一的人生偉業之求知觀中，無聲無息了。如果說這些人都是因為熱愛知識探索才產生了這些發明創造，但卻為什麼一個個都後繼乏人，沒有被進一步提升技能。應當說，這些發明是因為間接或直接地有助於“入仕及第”、“飛黃騰達”，隻是因為利益的驅動才創造出來，不是因為熱愛求知，那麼這種知識狀態是不會持久的，也就是依然是利用性的，這一點曆史已經證明了，隻要他不是真求知（無條件的熱愛），這種求知狀態必然走向利用性。這些創造止於足夠使人們當官、發財之用了，就不會被進一步的創造。因此，在外人看來這種文明發展形態就是“早熟”與“早衰”的。八股，知識（儒學）在這裏死掉了，對於其他知識係統來說，隻能更慘，不是早已死掉，就是被棄之於荒野，直到能賞識它們的，熱愛它們的西方人出現，去激活它們的能量，這才爆發出了“知識的力量”。
反觀西方的知識狀態，對知識本身的熱愛，使他們懂得了“知識就是力量”的真正含義，而中國人隻把它當成了類似“儒術”的口號，喊得比誰都響亮，你若問其含義，他必然仍會說“當官發財”，而不會在意“知識就是力量”的真正含義本身！如果西方人也是單純為了生存私利而求知，並不熱衷於求知。或者利益在先，求知在後。那麼結果並不比中國好到哪裏去。這就是知識狀態的不同所造成的不同曆史發展結果。他們熱衷於利益，但首先熱愛的是求知，因為知識的力量之一就是能創造出更多價值。如果僅是因為熱衷利益而求知，恐怕就不會有“文藝複興”，就沒有天文、物理、化學、生物等科學知識的發現、發明。因為可以看到，布魯諾的堅守日心說真理，牛頓的光學，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等，很多重大發現、發明並沒有直接給他們帶來什麼利益，而是經過後人的不斷深入，綜合運用，才創造出了更為巨大的知識價值、物質價值，經濟利益等。可見真求知是多麼重要，它帶了的結果是是不可想象的，就像中國曆史的知識狀態，它所帶來的惡果也是全麵而不可想象的。
“文藝複興”，並不是“複歸”，而是以知識的第二次爆炸為標誌的，首先使社會產生了思想上的大創造變革，進而是各領域全麵的變革。中國的“複興”，“崛起”，將憑什麼？憑對西方知識創造的不斷引進麼？還是靠什麼都要求“大一統”的官場專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