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兩朝都實行了“科舉必由學校”的製度，也就是參加考試（鄉試）的士人必須是官辦學校的生員。北宋對教育的普及，在明清為專製思想的加強發揮了強有力的效力，使“明清兩代的官私學校都基本上喪失了教育與學術研究的職能，成為反複演習科舉文章的機構（古今何其相似），而明清兩代的文化、學術、教育和人才的培養，也因此遭受巨大的危害。”（p184）明清兩朝數百年，沒有產生幾個像樣的人才，有也隻是文藝方麵的，而且都是非官學教育出來的，都是憑個人愛好產生的。
“八股”——知識的死亡證明。“提到明清科舉，一般人最熟悉的就是八股文；但較之曆史上的詩、賦、論等科舉之體，人們最不熟悉的也是八股文，今天即使專研文、史的專家學者，也很少有讀過八股文原作的。因為八股文的唯一用途就是考科舉，此外絕無實用價值，無論公私文書、文史論著、抒情、敘事、說理等等，都不可能采用八股體裁。（金諍語）”本來唐宋的詩賦、策論取士的僵化過程就是“八股”的前兆，是中國社會利用性知識狀態的天然宿命與終結。至此，我們可以看到，知識狀態自先秦至唐宋、明清的發展規律與整個過程。從知識創造的活力勃發，到知識的凝滯、死亡過程。
人們若不是為熱愛知識而求知，就是為利益而終結求知。以利益為終結知識就喪失了謀求更新的生存環境，創造就無法產生。更不會關心何為真理？何為謬誤？善惡、醜美等知識係統，隻要能為“我”獲取生存利益就行，從而造成價值判斷上的缺失與畸形。八股是中國曆史社會求知觀淪為隻為個人私利目的求知的最終歸宿，唐宋時及之前的部分士人還能堅守知識意義與真理的價值，而後的士人隻圖知識背後的利益，完全不管知識的性質，真假不分，善惡不論，醜美不辨。甚至敵我不分，能分清的隻有私利。據說，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清朝君臣逃遁一空。聯軍統帥瓦德西“招來本地紳士助理諸事務，設警察巡邏等”，為安定秩序、收買人心，瓦德西居然也借助科舉考試，在金台書院懸榜設考場，出八股文題：“以不教民戰”（出自《論語》，諷刺清政府以不經教練的義和團民眾攻打使館教堂），出試貼詩題：“飛旗入秦州”（諷刺西太後和光緒帝逃往西安），這些題目自然都出於八股文人之撰，而考試日竟然“人數溢額”，“考得獎金者，鹹欣欣有喜色焉”（《清朝野史大觀》卷四《瓦德西考試書院生》）。何謂“忠義廉恥”，價值都體現在哪裏？是不會有人過問的。它使人們不講求任何知識真理的信仰、堅守，自然，外敵入侵，也不幹己事，為了私利，還樂於為其效命。
遙在明末之時，1644年，李自成農民軍攻入北京，崇禎皇帝吊死煤山，明朝大臣紛紛降附。李自成的謀士李岩和宋獻策見眾多降臣經過崇禎“靈位”，“竟無慘戚之意”，李岩說：“明朝選士，由鄉試而會試，由會試而殿試，然後觀政候選，可謂嚴核之至矣。何以國家有難，報效之人不多見也？”宋答：“明朝國政誤在重製科（科舉）、循資格，是以國破君亡，鮮見忠義。……一旦君父有難，各思自保。其新進者曰：‘我功名實非容易，二十年竹窗辛苦，才得一紗帽上頭，一事未成，焉有即死之理！’此製科之不得人也。其老臣又雲：‘我官居極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始得至此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即獨死無益。’此資格之不得人也。可見如此用人，原不顯朝廷待士之恩，無怪其棄舊事新而漫不相關也。”（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二三）前文已說過，原因不在科舉製度本身，而在知識狀態。李自成的謀士嘲笑明之科舉，就像南宋的遺老批判宋科舉一樣，也同樣會被後人嘲笑，即使李自成建立大齊，統一全國，行的也絕不會超出八股模式，因為他們不可能知道原因在哪裏，即使廢除八股，也會有新的八股出現，總之隻要利用性知識狀態存在，整個社會都不可能逃出“八股”的危害。無論今人是多麼地高抬李自成及他的農民軍隊伍，他的命運隻不過是一個帝王取代了另一個帝王。抬高農民的地位那隻是當局的統治術。重要的是李的隊伍並不能代表新知識內容的產生，更不能代表新階級的產生。
隻要自己有吃有喝，哪管他人瓦上霜。知識被製成幹屍到此死亡，社會的衰敗是由不得任何人的。知識在中國人麵前已沒有了任何積極的意義，社會也就沒有了發展的動力，人們被知識狀態塑造成了沒有任何知識精神意識的行屍走肉。人們沒有忠於國家，改造世界的知識運用意誌。曾樸在其名著《孽海花》裏評道：“（中國）如今被那些世界魔王英、俄、法、德的強國，看得紅眼了，都想蠶食鯨吞起來。難道我們這些人是沒氣的，應得叫人欺負的嗎？不就是害在那班帝王，隻顧一時的安穩，不顧萬世的禍害，造出‘科名’兩字，把全國人民的心都蒙了、耳都塞了，眼都遮了，憑著人欲殺欲割，一味不痛不癢了。”可見千百年來，人們對科舉的痛恨，但我得告訴他們，科舉並不是禍害的根源。比如當代無科舉，但卻有“八股的本質”。曾樸道出了專製政體的本質，巴不得人們無思想、無欲求，隻鑽“幹屍”。當代中國教育無論是整體模式還是本質都是對這一傳統的繼承，舉國上下十多億人固然無人才可言了！一心向錢看不是壞事，但有比這更重要的。是到了在知識狀態上“覺醒”的時候了。
但是外國人並不知道知識在中國的狀態，與西方是完全不同的。明末來華的傳教士利瑪竇，將武舉稱為“軍事學位”，且謂：“軍事科學在這個國家不受培育和重視。”“事實上，軍界很少有人追求這種學位，並不認為它有什麼重要意義。”可是利瑪竇並不知道，即使在文科，或者說在所有的知識科目中，中國人是都不會去追求的，中國人隻看重通過蠅營狗苟獲取的“富貴”。軍事（武官）的低下是因為它不能為人們帶來什麼巨大的私利，隻有科舉能。“戊戌變法之前，新式學校開辦的極少，學員來源亦有限，一般有地位財產人家子弟及較聰明穎悟者，皆趨向科舉之途，不屑從事‘西學’。”（p235）魯迅曾記述他早年在“礦物學堂”的學習經曆：講新學的教師愚陋淺薄，講舊學的教師冬烘昏庸，學生整天遊手好閑；一口用於教學的礦井常被水淹著，兩台抽水機專用於抽出礦井的水，而挖出的煤僅夠這兩台抽水機作燃料。（《朝花夕拾·瑣記》）足見利用性知識狀態所帶來的惡果是全方麵的，它比國民性更為本質。比如，既然人們並不重視知識本身，那麼人們就不會重視知識的運用，如當代中國法律社會難於建設，就是證明，到處都有可以看到法律往往被官僚褻du，被“關係”取代；被民眾忽視，不知“運用”。人們不重視法律知識係統本身，就不會被運用得充分，隻當做“樣子”擺著，人們不會認真踐行、維護、捍衛，及追求履行的效率（追求知識真理的實現），因為知識從來不被看重，隻是幌子，人們就體會不到知識真理被創造、追求實現的巨大社會意義，隻局限在僵死的幹屍被不斷利用的“發展”觀念之中，知識還是那般鬼樣！再比如，如果為一對“同性戀”辯駁：西方人會以“天賦人權”或“人生來自由”為依據，以示寬容。而中國人會認為：跟隨西方走，它先進！或者拋一句：都開放啦，無所謂！總之，國人是不會運用知識真理辯駁的，不會用知識法律去維護人權的。人們並不重視知識本身及其規律與意義。再如，它塑造了奴化、封閉的人格等特征，此是後話。這些都是它衍生的惡果，形成了整個社會的形態，此不再多舉。
3.八股的本質
八股的形成，雖然是帝王專製直接促成的知識狀態結果，但為生存利益目的而求知的對知識利用性形態卻是八股最終在封建社會後期產生的根源。先秦時期唯一的一次知識大爆炸，實現了社會從奴隸製向封建社會的飛躍，湧現了一大批具有真求知精神的思想文化巨人。諸子百家的輝煌燦爛，他們的開創性，是之後兩千年的整個封建社會無法相提並論的，毫不誇張地說，就思想文化的開創性而言，兩千年封建社會的思想文化加起來與之比較，先秦如果為100分，那麼秦後隻能打0.1分，這不是誇張，即使這0.1分也僅是文藝的那一部分。不但如此，到了封建後期，包括文藝在內的整個社會文化都不再有生氣。秦漢到兩宋，雖然社會整體上還在進步，但知識作為求知者的利用工具，隨著專製製度的強化達到了“完善”的地步，它的“額外”收入是文藝的興盛。結果是為“爵祿”而求知，成為社會的普遍的唯一的最高價值準則。各知識係統也因足夠維持“當官發財”之用而達到了飽和，也就是各知識創造、發明、發現，如“四大發明”，都足以使人們為當官發財之用，本來求知就是為了科舉及第，並不是熱衷於知識探索，所以各知識領域在兩宋達到飽和是理所當然的。各知識係統的發展的停滯，在知識創造中的利用性中，也是必然的，人們隻熱衷於把知識（儒學係統）當做通往富貴之門的敲門磚，不是因為多麼熱愛、堅守它，更不會熱愛除儒學之外的其他知識係統，比如，中醫、算術，相反人們都視之為末流，不像儒術那樣可以使人飛黃騰達。這個社會的所有知識創造是以讓人們能夠達到“高官與巨富”就停止了的，這就是利用性知識狀態的核心本質。宋代知識（精神與物質）為什麼代表中國文化發展的最高峰，就可以理解了。明清的八股，作為封建社會文化發展的第三時期，也是衰落時期。社會的整體知識在第三時期的停滯，作為對知識利用性知識狀態的必然歸宿，即是知識死亡的證明，也是“八股”的本質體現。知識狀態在先秦的繁榮，秦漢至宋的單一，到明清的完全僵死掉，因僵死而更便於利用，為我們展現了利用性知識狀態的整個曆程。它是惡性循環式的。並不是馬克思所說的那樣是：否定之否定、螺旋式的上升過程。他的那套理論隻適合於西方自身的知識狀態，隻有在西方的“運用性知識狀態”中有效。這樣才能夠解釋當代，為什麼科舉已廢，封建製度也一去不複返，但是八股的本質依然統治著國人的心靈，此先不論。
西方文明發展的一個明顯的過程是，從古希臘到文藝複興，再到現代工業革命，這一連串的知識大爆炸，以思想文化為主導，一次比一次迅速猛烈，確實體現了其文明發展的螺旋式上升的過程，但同樣明顯的是這一過程並不屬於中國，而是恰恰相反，中國從先秦以來就走的是一條惡性循環式的發展軌跡。直至知識的活力的完全喪失，“八股”為之作了最後的“詮釋”。
清初顧炎武曾痛心疾首地說：“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才，尤甚於鹹陽之郊，所坑者非但四百六十餘人也！”（《日知錄》卷十六《擬題》）顧炎武或許隻看到了八股與帝王專製，卻不能洞察知識狀態之性質對於整個社會的決定性影響。這當是曆史的局限了。“秦始皇焚書坑儒於鹹陽，隻消滅了一代知識分子中的極小部分，而明清八股科舉則從整體上‘消滅’了五六百年間一代又一代的知識分子。這裏用‘消滅’一詞，並不過分，因為明清知識分子從整個階層而言，已談不上有‘知識’了。唐宋科舉用詩賦策論，還不局限於經書，‘雖曰雕蟲小技，然非通知古今之人不能作。’（顧炎武《日知錄》卷十六《經義論策》）在中國封建時代，‘通知古今’的確也算得知識的主要內容了。但明、清八股經義規定不得牽涉經典以外的任何書籍，議論中也不得引證史事、聯係現實，以致士人普遍不願、也不敢旁觀任何‘雜書’；而且八股文章限製太多太嚴，要做好實在難，它並不需要知識，隻需要練就在那許多條條框框之中做遊戲的‘手藝’。”（p215——216《科舉製度與中國文化》金諍）當代的教育、考試與之是多麼地一致！
八股之“不需要知識”，是知識利用性所達到的最高“境界”，不需要知識，不需要對知識有什麼“情感”，更不需要知識的創造（所以，可以看出，人們隻有“混世”才能生存得好）。求知隻是為了博取功名，死板、無生氣的八股選本，正好符合這種本質要求，經過千年“選擇”、“進化”，終於“幹屍”被製成（反觀當代的教育，就可看到這僵屍的殘酷“麵容”）善本。明朝後期，八股選本幾乎取代了“四書”、“五經”，更不要說其他書。明朝丘濬就說：當時“士子有登科前列而不知史冊之名目、朝代之先後、字書之偏旁者。”（《大學衍義》卷九）清初文學家宋琬自述其早年在私塾讀書的一樁見聞：一位老甲榜（進士）“岸然而來”，問宋琬讀何書，琬答“《史記》”；進士問：“何人所作？”琬答：“太史公司馬遷。”進士問：“太史公是何科進士？”宋琬目瞪口呆，說：“西漢太史，非進士也！”進士略翻《史記》數頁，棄之曰：“亦不見佳，讀之何益！”昂然而出（王士禎《香祖筆記》）。同治十二年（1873），順天鄉試第十九名舉人徐景春在對策中不知儒家“十三經”之一的《公羊專》為何書，將“公羊”二字拆開，考官也未發現，榜發後才被複查人員圈出，輿論嘩然（薛福成《庸庵筆記》）。袁枚《隨園詩話》卷十二載清初徐大椿一首《道情》，對八股之知識狀態暴露無遺，“讀書人、最不濟，背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才計，誰知道變作了欺人技。兩句破題，三句承題，搖頭擺尾，便道是聖門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樣文章？漢祖、唐宗是那一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裏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唏噓！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騙的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p218）吳敬梓筆下的周進、範進、魯編修、馬二先生的故事，“當過知縣的舉人張靜齋連本朝（明朝）的曆史都稀裏糊塗，把朱元璋的主要謀士劉基說成是明朝進士第五名，還張冠李戴地數出一大堆劉基典故，進士湯知縣‘見他說的口若懸河，又是本朝確切典故，不由得不信’；隻有新科舉人範進表示懷疑，說劉基中進士‘想是第三名？’（第四回）範進後來當了學道，幕客中有人講了個幾年前四川某學道的笑話：那學道聽說蘇軾的名字，於是‘在四川三年，到處細查，並不見蘇軾來考。’而範學道聽了，‘也不曉得他說的是笑話，隻愁著眉道：蘇軾即文章不好，查不著也罷了。”等等，都普遍反映了人與知識的關係，反映了知識狀態的全貌。知識已不是知識，是十足的廢磚。正如蒲鬆齡在《聊齋誌異》中揭露說：“不過少年持敲門磚，獵取功名，門即開，即棄去。”士人們並不在意知識是什麼，隻認得八股選本。《儒林外史》第二十回中，八股選家匡超人，向牛布衣等誇口自己的選本行銷華北五省，“此五省讀書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書案上香火蠟燭，供著‘先儒匡子之神位’。”牛布衣笑著糾正說“先儒”乃“已經去世之儒者”，匡超人還要強辯。他還自許：“惟有小弟的（八股）選本，外國都有的！”可以看出，人們千百年來，隻注重功名利祿，知識絕不是人們熱愛與探索的對象。所以，在中西之間對“知識就是力量”的體悟一定有巨大反差。怎麼還會有知識的創新呢？！這個社會除了愚陋、衰落之外，還會是什麼結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