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西方的社會看重的是熱愛並能發揮個人才能的專業，每個門類都有能為之獻出終生精力的熱愛探索的人，怎麼會不出人才？！“知識就是力量”中西人士對這句話的理解肯定是有本質上的區別的。
如果說中國封建社會的知識結構是漸漸趨向單一而僵死不化的，那麼現當代中國看似的門類的豐富，而實質上仍是單一的。明眼人很快就能看出，因為在古代隻有儒家知識係統是遭利用的，所以，由原來的隻利用儒學，變成了現當代的對各門類知識係統的利用性與曆史屬於同一個“發展”本質。人們在各門類中的求知，仍是以謀獲個人生存私利為核心目的的，知識本身僅作為工具仍得不到真正的尊重。以引進西方的創造並闡釋之為獲利手段，闡釋出價值，而非自發創造。因此，當代中國沒有原創，隻有引進，沒有人才，隻有高官與巨富者。此是後話。
所以，我說曆史傳統知識思想的單一性，阻絕了其他知識係統的發展，對知識的利用性來說是本質特征，雖然當代知識門類豐富了，但社會發展仍是單一性的，和曆史發展本質是一樣的，都是利用性的本質，因為在當代它同樣阻絕了創造、原創產生的普遍性，和曆史同樣的獲得性的發展。在儒家思想統治的封建社會，個人的發展（入仕）是不以知識創造為標誌的，而是以謀獲財富的多少與官位的高低為標誌的，絕大多數求知者是以此為奮鬥目標的，從科舉的演進曆史就可看出。
對知識的利用性最終阻絕了知識本身的再創造，人們都會因利益目的的達到而必然終止求知、奮鬥。後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對於知識利用性來說，政治專製的高壓與誘導，它是可見的主要外部因素，它使人們更趨向於以謀獲個人私利為生存活動的中心目標。帝王專製樹立了一個永不倒朽的“道統”大旗，使人們不敢離經叛道，也不允許有任何異端想法。且以科舉為利誘，消磨天下士子的心智。明清的八股、*更使這種狀態達到頂峰，不具備任何活力。同時，塑造並促進了社會各種腐朽風氣的“完善”，更加衰敗。
首先這個社會，早已不要求人們通過知識創造，認真做事，匡扶正義等來發展自我與改造社會了，而是完全靠玩權術、巧鑽營，混世達變來發展自身。中國曆史社會腐朽風氣的積重難返，經過兩千年的專製積澱，生存本能最終使對知識利用性的求知狀態的形成，由他形成的社會發展性質、模式經過“自然選擇”塑造了社會文明的各種風氣，及人的性格。利用性知識狀態與政治專製的高壓鉗製，中國人的人格遭到了兩麵夾擊，不走向新生，便走向衰亡。終於，中國社會塑造出來的社會形態與人格特征是，不是以知識，而是以“混得開，吃得香”的“人事關係係統”為發展特質，及善於“混世”的人格主線。如此以來，人們更不會認為知識創造、真正的人才是應當首先被重視的，而是隻看重“人事關係”及混得好的“人才”。人們都把精力完全用在了鑽營仕途，勾心鬥角，謀取私利等方麵去了。這樣就從根本上阻絕了知識創造產生的可能，整個社會，從上到下就完全沒有了知識創造產生的環境，無論怎樣有抱負的青年才俊，最終也都不得不趨向這個如何學習“混世”的道路中去了。從兩宋之後的曆史就可看出，元明清數百年基本上沒有舉足輕重的人才了，社會的一切都嚴格地“大一統”化了。
其次是，這種以“混”為能事的腐朽發展形態，是以擯棄知識的再創造為代價的，甚至是與運用性知識狀態相對立的、相矛盾的，運用性（或創造性）知識狀態所厭惡的也正是這樣的環境，因為比如它所形成的自我封閉的圈子，正是適應利用性與專製要求的，是嚴格排斥創造的。是以混出來的虛名作支撐的，他們所懼怕的正是以實際能力與真知為發展中心及動力的開放性社會環境，這對他們的私利是極大的挑戰。中國當代的各種“圈子”，其實質正是曆史傳統形態的延續，它不是以有能力者上，以知識為中心，而是以能“混”者上，以關係為中心，當然，前者是適合知識、人才的社會環境，後者則是適合專製與“關係”的社會環境。再者，這種社會形態，國人往往是錯誤認為這是重“人情”的表現，而實質上是重“私情”。這樣一來，對於知識創造來說是不可能產生的，真正的知識與人才不被重視。總之，這樣的社會環境，使人們不會把精力放在探索知識真理上去，而是放在了以“混世”為主線的私利的謀獲上。這是典型的社會官場化風氣，關於這一點後文再深論。
（4）.對知識判斷力的喪失。與其說是喪失，還不如說是根本就沒有以知識真理為標準的真求知意識。對於一個真求知的人來說，他一般情況下是能判斷出其所熱衷的知識是真偽、虛實，而對於一個以生存私利的獲得與否為做事標準的社會來說，知識是無所謂善惡、美醜、真偽、虛實、優劣的，隻要能為我獲得利益就行。或者，人們根本就不管哪個是真？哪個是偽？隻看哪個能為我帶來生存私利，講求“實用主義”。所以有時候人們隻看“名、利”，無論是臭名、美名，隻要成名就行。常會出現：“紅腫之處，豔若桃花，潰爛之處，美若乳酪。”（p143）“美不過他們，同他們比醜，樂不過他們，同他們比苦。”這樣的畸形心理，在當代中國及其普遍，為了名利，可以不顧一切。
我把此一形態稱之為對知識利用性的延伸形態，在後文中會有詳盡的分析。再進一步講，使一切以利益為中心目標，以利益為判斷事物好壞的標準，把知識僅視為工具，知識真理就不會被重視。在毛的時代，大躍進、浮誇風、*動亂等，就是這一知識狀態作用的結果，什麼科學、民主，都是可有可無的利用工具，想用時就拿來做個旗號，不想用時，就視為牛鬼蛇神。誰人去熱愛過？堅守過？更不要說追求其實現啦！知識真理遭到了蔑視與否棄，做出的是違背知識規律的愚蠢事情，為了一個與事實不符的“虛名”，讓民族重新陷入封建的泥沼，這就是利用性知識狀態的惡果。隻相信專製，不相信知識真理，也就無所謂對事物、對知識真理的判斷能力了。
儒術遭獨尊所造成的惡果，包括儒學知識係統本身，都證明對知識利用性這一典型形態，是決定中國從根本上衰弱不堪的生命基因，是文化內部的問題，隻不過通過政治專製這個有形的手得到強化，是外部因素。當今雖然儒學知識係統在中國社會作為主流主導的形態已成曆史，封建政治被別的專製製度取代，但對知識利用性這一社會發展本質還尤盛於今，這種模式的發展過程是“獲得式”（引進、闡釋）的，而不是自主創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