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作為正統士大夫的郭嵩燾與劉錫鴻在清末應對西方文明時的不同態度，就說明了這個問題。但像郭嵩燾這樣的有識之士是寥寥無幾的，他最終也是在眾多的像劉錫鴻這樣的迂腐虛矯、妄自尊大的士大夫的圍攻中孤獨、悲憤地死去了。以劉錫鴻為例的正統士大夫，仍認為：仁義之教，具有奠安宇宙，助天地惠育萬物之功用。放之四海而皆準。“當劉錫鴻的聖學本位的立場經曆了西洋文明的考驗之後，他就可以反守為攻，用國粹主義的種種現成的規範、信條與價值尺度，對西洋文明品頭評足，並對西洋文明中所有不符合儒家倫常禮教原則之處予以堅決排斥、抨擊乃至口誅筆伐了。……必須指出的是，就劉錫鴻本人而言，他決不是在明知故犯地玩弄詭辯術，他認真地、虔誠地以傳統士大夫千百年來慣用的方法來思考西洋事物，他以仁義來附會西方近代政教，決不是自己異想天開的創造，而是仁義自身的意會性、模糊性給予他的自然的便利。他的文化優越感和對聖學的自信，與其說是虛張聲勢，不如說是一種以認知方法為後盾的傳統文化心理的自然流露。”（蕭功秦p*——65）這還是堅信（盡管是牽強附會、虛矯不實）儒道的，而那些“隻為稻粱謀”的大多數士大夫與讀書人，恐怕麵對危局隻有冷漠以對了。他們同樣都不關心知識、知識創造、知識的力量、社會發展這些需要個人運用思想創造的問題。他們隻關心個人生存私利，善於“明哲保身”。曾有人勸郭嵩燾“弗發一議，弗出一謀”，這都是人們的為人為官之道，豈不是對劉錫鴻所言的“安邦之策”來說是極大的諷刺！
儒術經學被奉為“天理”，那麼就隻能尊之、崇之，隻能做闡釋性的工作。任何偏離之後的創造都成了歪理邪說。它被獨尊的另一個結果是：
（2）.拒絕了其他知識係統的發展。此作為上一問題的延伸。中國傳統學術是以儒學為中心的，儒學又基本上是道德哲學，社會的一切問題都要向它求得注解，以他為中心釋讀任何事物。以一統萬，所以中國不可能產生類如西方的分析哲學，不可能產生任何其他門類的學問，盡管儒學自身兩千年來早已僵化，也正因為這種僵死狀態是超乎尋常的穩定的，使中國曆史程循環連續性（一盛一衰）的衰落狀態。也使儒家“內聖”哲學不但在哲學思想內部是單一性的，而且也是除此之外的經濟、科技等領域也處在兩千年前的狀態，得不到變革。
總之，儒術遭獨尊，不但使自身因不能實現脫胎換骨的自我更新而走向死路，而且使其他知識係統都不會被重視，一直遭蔑視，停止在一定的狀態內。如果不是被著名的馬克思說“四大發明”“好！”恐怕一貫隻追求生存私利的國人直到現在也發現不了它們，更可悲的是，國人直到現在還不知道（知識就是力量）到底好在哪裏？或不好（為什麼沒有持續）在哪裏？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國人別的不會管，隻知道就是因為它們是馬克思這位“聖人”、“偉大領導”發現後，“欽定”的！
可以說儒術被獨尊的開始，就是中華文明衰落的開始。知識創造不會再大麵積的爆發，隻有懷抱著聖言經典走向死亡了。我們不妨把中國曆史上的知識分子（求知者）分幾個層次。第一層，先秦諸子，及儒術遭獨尊後的曆代思想哲學家，如程朱、王陽明，最著名的加起來也不過幾十來個。第二層，是那些信奉、尊崇、守而不化的正統士大夫，他們把孔孟思想當成了自己的終生信仰，守之不變，唯一所能稱道的是他們還有一顆堅守的誠心，久而久之卻成了迷信，就像劉錫鴻之類，這一層的人數要比第一層的多得多。這第三層，即是廣大的為“當官發財”而求知之眾，這一群體才是社會的主力群體，相比之下，第一層的是絕大多數人難以企及的，望而卻步的，無心為之的。第二層次不免流於迂腐虛矯。
（3）.知識係統因僵死、過於單一而隻能遭大多數人所利用。首先說，兩千多年來為生存利益而求知的求知目的，是造成社會對知識利用性的本能性的根本因素。其次，政治專製的鉗製、誘導是對知識利用性形態的直接促成主力。再者，才是因為儒家求知目的——成聖不具備普及條件而不得不淪為敲門磚。沒有導向真求知，是知識遭利用的根本性因素，不導向真求知則必導向偽求知的利用性形態，偽求知的利用性形態進而又導致了諸多對於社會發展來說惡性因素的形成，此是後話。儒學作為官方哲學的整個曆史過程，則注定了是絕大多數人利用之通往富貴之門的工具手段，人們並非因為熱愛知識本身而求知，而是因為僅限於熱衷生存利益而求知，這是求知因至偏而至偽不得不漸漸淪為“敲門磚”的最終歸宿，別無他途。從漢至明清的衰落之路正是以之為主軸而演繹開來的，這是中國曆史發展的一個基本性質。
當代中國人依然是十分強調學科的所謂“冷門”或“熱門”，顯然出發點不在於知識本身，而在於生存利益，人們不會因為自己熱愛或善長哪一門而去選擇學科，而隻看這個學科在未來能否為我帶來生存上的直接利益。而在真求知性的西方，他們首先看中的是前者，這樣一來文明發展的差異就非常之大了。所以在中國的教育中人們都把學生引向了利用性的路途中去了。這就是曆史傳統的發展本質。在古代，天文曆法當是冷門，不能讓人“至高官，致巨富”，所以屬閑差，沒有什麼油水。在富庶地區做“父母官”則是肥差，這種僅對個人生存私利的誘導性“教育”，實質上是對腐敗的一種默認、縱容，求知就是為了生存私利，為了生存私利就必須當高官，發大財，進而就必須腐敗。這也是中國曆史社會“發展”的邏輯，古今無異。因為冷門代表了不是很“肥”，條件差的專業，所謂熱門則代表了待遇豐厚，環境好的就業生活條件，所以整個社會隻看冷熱、肥瘦，至於知識本身都一樣：不被重視。它是知識利用性的典型形態，本應是不分“冷、熱”，隻是就業容量的問題，但是，正是因為生存利益是一切求知、奮鬥的核心，不具備真求知性，所以隻見內耗，不見創造。如果社會是以真求知性為本，就會是每一個門類都會有人熱愛的，每一個門類都能出傑出人才，每一個門類都能得到發展。但是，事實則相反，由於人們並不重視知識本身，隻看到利益，所有人都一窩蜂地湧向利益最大的門類，但結果是十分惡劣的。在實際的操作中，冷門與熱門都是一樣的，都得不到發展，都出不了人才，這是事實，因為人們隻看到了生存私利。教育與求知雙方都是如此的“統一”，這不能不“感謝”專製傳統了！而當代中國教育把學生當搖錢樹，把教育當商品、產業，從而可以看出它的本質：教育不在於培養人才、探索真理。而是為了如何能“當大官，發大財”！一切向錢看，是有著深厚的傳統基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