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思想家並不多，也不突出。在中國兩漢後的封建社會越來越少有的是對社會有批判性質的思想家，幾乎絕跡，特點是：越是在國家繁榮昌盛的時候越缺少這種人才。原因應該是：利用性的求知本質說明，當國家富足時，國泰民安本已經是求知發展之終極意義了，這時不需要更加激進的思想，當然這也是政治不允許的，何況這是儒家早已規定好了的程序。所以，唐正置中國曆史社會的壯年時期，是蓬勃向上的，都體現在了文藝上，思想方麵，這個最需要突破創新的一個方麵，因為國家的富足強盛而沒有什麼矛盾可以激發出來，何況是中國，更不會。大凡思想學說的創建多在社會動蕩變革、矛盾叢生的年代生長。所以唐也隻在佛學思想，及少有的幾位如韓愈、杜甫這樣的知識分子身上體現思想、理想與追求。他們的認真，對儒家學說的堅守，堅信不疑，卻突出了一個真求知者的精神，雖然這種精神越到封建曆史的盡頭越是頑固腐朽，堅信變成了頑固不化，這種對知識本身的信念，堅守精神是值得提倡學習的。
北宋時，理學的代表人物：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他們都不怎麼熱衷於當官，一心“窮理”，專以授徒講學為務，他們講的理學，是儒學核心的進一步升華，但卻呈現出僵死狀態，把“天理”（仁義道德、綱常禮教）看作哲學“本體”。到了王陽明那裏即是“成聖”，也使理學走向了自我繭縛的終結。他們認為遵從“天理”使人們求知的唯一崇高目標，盡管主觀上他們“窮理”並不是要為政治專製服務，是為了求知。但嚴格說，他們為“存天理，滅人欲”而求知的路數，仍是為了利益而求知，不是為求知而求知，是偽求知性的過程，也就是說，一旦求知是為了某種利益，無論這利益是高尚的，還是卑微的，這一知識狀態就會因利益的誘導，成為利用性的過程，使知識僵死而便於利用。這些人雖有求知之精神，但行的是偽求知的過程。儒學知識係統到“成聖”而必然終結，這一知識係統越得到強化，社會越“穩定”，死寂一片，要麼是曆史朝代的惡性輪回，要麼是消亡。再者，為生存利益當官發財而求知，知識必然淪為敲門磚。而一旦求知是為了探索知識奧秘與真理，因為知識是無窮盡的，這一知識狀態便是可持續的，知識的生產便是永具活力的，它是不受生存利益限製的，但不同的知識狀態可以限製、決定生存狀態，比如中國的對知識利用性的知識狀態，整個社會被限製、決定在了小農經濟、封建製度、文化思想形態，而西方的運用性知識狀態，則是在不斷改善人們的生存狀態，此亦是後話。
當然，是偽求知狀態，不一定就沒有真求知精神的存在。中西方大凡留下名字的偉人，都是敢於堅守真理，勇於探索真理的人，則極少是單為了生存利益而求知的，像中國那樣的發展是不能持久的，往往會被利誘而得不到真理，使社會停止前進。事實是隻有像西方這樣的求知是可持續的。宋明理學家們也是這樣的群體，他們具有真求知精神，熱愛、堅守、勇於探索，我們先不管他們的求知導向，隻要具備這三點，就是具備真求知精神，哪怕他熱愛、堅守、探索的是一條死路，但這種精神是可貴的，那些隻為純粹的個人私利而求知鑽營的官場化人格與之是不能相提並論的，是兩種性質的區別。
求知必須是無條件的熱愛，不受任何權利與利益的誘惑支配，這樣的求知才是真求知，才能持久。如果是因為權力的幹預，利益的誘惑，那麼這一求知就極容易導向偽求知，為生存利益而求知是典型的偽求知，成為“利用性”的知識不會被創造更新，最終結果隻能是遭利用，而不是“運用”，又因遭利用而僵死。真求知，是為探索世界奧秘、知識真理而無任何條件約束的求知，就是為了張衡強調的“博智”，這是在西方極其常見的，在中國則於理學家們幾乎完全相悖，“曆史”與“發展”卻顛倒了乾坤。
到了南宋，朱熹繼承發展了已成為儒學主流大宗的二程“洛學”脈絡，被視為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在儒學史上有崇高的地位，被認為是中國古代僅次於孔子、孟子的學者，對宋代以後的中國文化的發展影響極其深遠。但是他卻對做官毫無興趣，一再辭官。做官時間也很短，即使在中央朝廷任職也不過四十幾天，其他時間則一直著述、講學。在他的一生中，對理學的興致，堅守，研究，認真程度，與孔孟有一比，一直嚴謹恪守孔孟之道。在他做官期間，始終堅持理學的政治原則辦事，比較關心民眾疾苦，懲治貪官汙吏，維護社會的穩定。又積極向皇帝建言獻策，以正心誠意、窮理盡性等道理規諫皇帝。其上疏經常直言不諱，使皇帝讀之大怒。明朝的專製是兩宋都無法比擬的，他們豈能容得朱熹。再者官場與學術怎能一致。他的這種作風恐怕是直接從孔孟那裏繼承過來的，讀了那麼多書，孔孟的品格也當學了不少。淳熙年間，宰相王淮推薦朱熹任“提舉車常平茶鹽公事”。朱熹則一路彈劾地方貪官汙吏，揭露其隱瞞災情、謊報政績、橫征暴斂的罪行，使多名貪官丟了烏紗帽。他巡視台州時發現前太守有違法擾民、貪汙*、偷盜官錢等罪行，於是上書彈劾。唐仲友與宰相王淮是同鄉姻親，王淮極力包庇隱瞞唐仲友。朱熹不畏權貴，也不顧自己此次任職是受王淮推薦，接連上書六次，終於迫使朝廷罷免了唐仲友新任江西提刑官職。作為一個基本上是純學者的朱熹，要把作為官場遮羞布的儒學理論認真踐行一番，結果是可想而知的。在他六十五歲時，由當時執政的趙汝愚推薦提任“煥章閣待製兼侍講”，就是給皇帝講課的老師，可以直接向皇帝奏事。當時光宗迫於朝野壓力不得已內禪帝位於寧宗，父子隔閡不相見。朱熹奏事就向寧宗大談皇帝應該深自抑損，正倫正本，即位不忘思父，以釋逆順名實之疑，又叫寧宗讀書窮理、居敬持誌、等等。惹得寧宗十分膩煩。他還經常上書對朝廷事務提出批評意見。僅過了四十幾天，寧宗就把他趕走了。有人問寧宗為什麼要把他趕走，寧宗說：本來隻不過給他安排個講經的位子，現在他什麼事都要管。並認為“朱某之言，多不可用”。朱熹作為一代學者，確有篤信儒道的堅守精神，與實踐的勇氣，可是偌大個國家並沒有幾個像他這樣做的人，除了他，恐怕不會有他人了。像他這樣，不是被排擠，就是被誣陷殺頭了。後來他還是沒能避免被他人打擊報複的後果。朝廷中早就不斷有人指責理學是“偽學”，這是很有諷刺意味的，他們的意思是隻有官場中的“權術”才是“真學”了，朱熹顯然觸犯了他們的私利。以至朝中大臣都不敢起用理學人物，怕沾上與理學家結黨的罪名。還攻擊朱熹是“偽學之魁”，企圖“以匹夫竊人主之柄”，列舉了他十大罪狀，還有人要求斬朱熹。於是皇帝也下詔，稱其學為“偽學”，不準“偽學之黨”在朝做官，甚至連《四書》一時都成了禁書。朝廷裏跟理學沾邊的一批人物也被列入《偽學逆黨籍》黑名單。此時朱熹門庭冷落，門人故交有的過其門而不敢入，有的更名他師，劃清界限，甚至不敢以“儒”自命。不久便在這種受政治極權的殘酷打擊迫害之中死去。
不過沒有過幾年，統治者便看到了理學對於穩固自己的統治利益是大有好處的，遂就大加追封賜諡，定朱熹書為法定教科書。同一位寧宗皇帝，幾年前下詔禁止理學，現在又拿理學來做招牌了。我們應當清楚地看到：（1）.朱熹等作為純學者的對知識的認真踐履的真誠態度。（2）.知識在政治專製及世俗的士大夫那裏，隻不過是利用的工具，隻是掛個招牌，絕不會真做的。這當是對知識利用性的最為典型的特征了。
明代的王陽明也基本上是這一類人，不過他比朱熹做官時間長，且做了不少的政績，對抗宦官專權，平息寧王朱宸濠叛亂，平定偏遠地區的少數民族起義等，即使遭誹謗，也自信良知，不為所亂，堅守己道。之後明清的著名學者如：王艮、何心隱、李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戴震、龔自珍等，都不是官場中人，都是有專攻，有操守，有理想且敢於拚搏的熱血男兒，不是那些個蠅營狗苟的利祿之徒所能比擬的。雖然他們都沒有什麼大的突破，但我們還是能記起他們的名字，而後者不會有人記起。像李贄，他是因為講學遭迫害致死，1602年明神宗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罪名，下詔將其收監，在獄中，以剃刀自刎而死。社會的啟蒙是以思想的啟蒙為開始的，政治專製為了自身統治地位的安穩，是不惜壓製任何思想學說的，把一切都統一在一人、一黨的私欲範圍之內，寧可玉石俱焚，也不會讓民族有什麼進步性的思想言論。可見，一個朝代的衰微是以整個民族的傷痛、沒落為代價的。
至明清，嚴格說是至宋，雖然教育更普及，但中國社會無論是政治製度，思想文化，經濟狀況，科學技術等都已停止不前了，各方麵都越來越少有偉大人才了。這是利用性的知識狀態傳統與政治獨裁專製的要求合謀之後的結果，是十分淒慘的！無論哪一方麵，都沒有開創性人才了。
有了政治格局上的大一統，也要求思想文化等各方麵的大一統，無疑是給整個民族的發展“作繭”，曆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本來就沒有獨立的學術團體與其他製衡製度，再加上專製的不斷強化，這就等於是在給自己上枷鎖。對於社會的發展來說，政治、文化的合流，以“政統”來統一“道統”，以政治專製來束縛思想文化，對於整個曆史來說，都是致命的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