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常規說，科舉取士在唐代的成熟，確實促進了社會的進步，但最終由於政治專製與對知識利用性知識狀態的強化，“科舉”以獨特的身份成為社會的阻礙。我們將逐一分析。
科舉製的成熟一方麵代表著人才選拔機製的成熟，另一方麵也標誌著政治專製權力的進一步強化。教育徹底成為政治專製的喉舌。世界曆史上無論哪一個國，隻要他的教育是政治壟斷性質的，教育一定會走向僵化，進而嚴重影響教育質量，及整個國家的發展。無疑，當代中國繼承了曆史傳統的“真血脈”！
兩漢之時的帝王們就開始剔除那些有獨立思想的人，隻留那些能為王權私利服務的叔孫通與公孫弘之輩。皇權的強化也專門塑造了這批專營私利的官場化人格，對知識利用性形態的典型代表。科舉又正好是加強皇權的手段，人們又是為了改變自身命運也就樂於利用這一手段。漢時求知的利祿目的就已定型為整個社會的普遍觀念，由於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經學傳授成為牟取官方利祿的途徑，所以經學在兩漢的繁榮與僵化都是不可避免的。帝王極權要求什麼，臣民為了利益就迎合什麼，完全沒有了先秦時代的那股獨立、自由之風尚。求知完全是出於“應付差事”，並不在於求知本身，所以經學的僵死不可避免。對一經（如《詩》、《書》、《禮》、《易》、《春秋》之一）的注解往往多達百餘萬字。“《書》博士秦恭，單解釋‘堯典’二字就用了十多萬字，解釋‘曰若稽古’四字用了三萬字（見桓譚《新論》）‘故幼童守一藝（經），白首而後能言。’（《漢書.藝文誌》）”就像後人為什麼要“皓首窮經”，就是因為要當官發財。如果你是因為熱愛知識而如此賣力，肯定會被人恥笑。張衡就經曆了這樣的遭遇，他是天文、地理、數學方麵的天才，又長於詩賦，大家都知道他的地動儀，可在當時這些創造是被人們譏諷為不識時務，不務正業（升官發財），嘲笑他：“你能讓木鳥（其發明之一）都飛起來，為什麼卻自己垂翅故朽，不能（在仕途上）高飛呢？”盡搞一些沒有用處的“屠龍之術”。而他的回答則是：“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徳之不崇；不患祿之不夥，而患智之不博。”可見他的求知是真求知，並不是為了利祿，但“讀書都為稻粱謀”的總趨勢已不可阻擋。
魏晉南北朝時，一切與入仕、榮祿等生存私利無關的事都已淡去，政治權利者隻喜歡沒有新思想與創造產生的柔順取容的巧儒，所以一切與入仕有關的“事業”都會被發展起來，成為還算是有點意思的小玩意兒。“如果說，九品（魏時曹丕實施的‘九品中正製’的官僚選拔製度）官人法雖殘留著儒學經、策的考試但不受人重視的話，那麼一個世族士人不善於詩賦文學，倒是真會影響他的‘品位’的，正如範文瀾先生說：‘能清談、有文章，乃是世家大族的標誌。無所事事的士族士人，毫不吝惜其精力投入文學技巧的探索。詩賦語言的選擇和辭藻的運用更講究了，描寫的手法也更豐富細致了，就是一般應用文字也極力追求修辭技巧而詩賦化了，這就是所謂駢文的極盛。……它不僅為之後唐詩的繁榮和詩賦取士製度打下了基礎，而且即使宋以後儒學複興直到明清的八股取士，士人在科場上得手與否，實際上隻取決於他是否能將千篇一律的儒學教義用最恰當而精美的對偶排比和平仄聲韻表現出來。”（《科舉製度與中國文化》金諍p43）我們在此已經能體會到，當知識被獨尊，不被導向真求知，而是導向利用的必然結果了。知識在淪為純粹利用工具時，他的命運一定是走向（做題）技巧化，僵死化的，更便於利用，為後來徹底的八股化，埋下了伏筆。由此可以透視當代中國的教育本質，此是後話。專製的強化，倒是給文藝提供了狹小的舞台，雖然大的方向上無法突破，但中國人玩弄一些與統治階級利益相輔相成的粉飾太平的小玩意兒，那可是一把好手，一把老手！魏晉士子讓我們看到了原形。所以文藝首先成就了中國文明的輝煌。人們並不熱愛知識本身，倒是利祿誘使他們不得不熱愛詩賦修辭，這樣說來，中國文藝的繁榮，還得感謝“專製”嘞！人們為了迎合、取容帝王，獲得權力、財富，不得不修煉成辭賦家、書法家、詩人。唐是以詩賦取士的，而且帝王個個都熱愛、擅長書法，如李世民、武則天、李隆基。所以，書法與詩在唐代光彩奪人，舉世無雙，並非隻是時代趨勢造就，也是需要綜合的條件的。南宋，嚴羽在《滄浪詩話.詩評》中就指出：“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還有一個重要的內因是，他們中凡是有成就的，也都是首先就熱愛“文藝”本身的，不管是為了富貴，還是為了幹一番事業，他們對自身長處的熱愛是肯定的，如果沒有這個內因，它的輝煌就很難想像，創造性就無從談起。但在之後的士子那裏，卻隻有“利祿”二字。
漢唐之盛中卻已孕育著衰微的種子，科舉製度的成熟的本質卻是“利用性知識狀態”的純粹化的標誌。在整個知識形態中，除了文藝能顯示出中國人還有一點創造性，粉飾太平之外，已經顯示出了後勁乏力的頹勢，專製的強化，使文明創造力的消退更加快速了。這對當下中國政府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非常殘酷的前車之鑒。
第五節中國曆史社會走向衰敗的開始
科舉的成熟，也標誌著政治專製主義的成熟。它把天下才俊都統一在了科舉這一個模式之內，“科舉製度不僅是統治者搜求人才的工具，而且還是束縛人才的牢籠。唐太宗看見新科進士彙集榜下時，高興地說：‘天下英雄入吾彀（弓箭射程）中矣’！（《唐摭言》）這句名言，一語道破了科舉製度的本質。”（p88）但專製的束縛還不是科舉製度的本質，其本質是利用性的知識狀態。唐玄宗時，洋州刺史趙匡曾上《舉選之義》，列舉科舉十大弊端，如：考試不講治國之才，專取詩賦之工麗，“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故當官少稱職之吏”；而一般士人“交馳公卿，以求汲引，毀訾同類，用以爭先”。一方麵由於兩漢以來知識單一且固定，是便於統治的根本，因為一切都要統一在極權的掌握之中，唐代的皇帝應該不比漢武帝更成熟。二來，誰都無法扭轉純粹功利化的求知局麵，無論采取什麼辦法取士，詩賦化是由來已久被開創出來的必然趨勢，換成什麼辦法結果都會詩賦化，不但宋策論的詩賦化是必然，說白了也是技巧化，模式化，本質是僵死的，而且，當代中國的教育考試本質也是和曆史中一樣的，這是很明顯的。三，如果皇帝能夠允許：所習為所用，必將帶來求知多樣化趨勢，這對所有人來說都是一場災難，是帝王們最害怕的，也是天下士子最難接受的（但求知與教育的自由與多樣化，是一個國家發展所必需的）。比如原因之一：因為詩賦一科就夠士子們頭疼的了，再加上什麼都考，就像當代學子一樣，一科還好對付，多科就更加要“皓首窮經”了，“負”隻能越減越重了。求知本身並不被看重，那麼求知與教育目的、方法、方式、導向，等等，都是為“利用性”服務的，求知負擔越來越重，對統治者來說，正是他們想要的。當代中國的整體教育就是從傳統中來的，利用性知識狀態決定了一切。可惜國人並不明白這一點！
知識，儒術（學），並非像曆史學家們那樣總結的僅是一塊“敲門磚”，或者是統治與束縛人才的工具，這些都是表麵現象，除此之外，他們發現不了什麼。比如，在這種知識狀態下，會塑造出什麼樣的國民性？形成什麼樣的社會文化發展風氣？及對中國曆史的整體發展又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這是需要邏輯的，但中國的禦用學者隻知道“人事關係”決定一切，隻懂得權術中的邏輯，他們不需要探索真理所用的邏輯，所以他們什麼真理也發現不了，當然，這是“中國式的發展”，與“西方式的發展”完全不同。
國人所總結的知識規律的特點：
作為先秦漢魏求知目的的延續，本來是推動社會進步的知識的最終狀態已經顯露。國人在應考等能力的考查上，都把知識總結歸納為一個“萬變不離其宗”的便於人們套用的“模子”。“天下文章一大抄，就看你會抄不會抄”目的是要通過它獲得什麼，而不是要通過它創造什麼。知識在西方是作為探索真理的基礎，運用的工具，而在中國則是敲“利祿”之門的廢磚，利用的工具，同樣為工具，意義卻相反。初唐此弊病就已顯現，“高宗調露二年（680）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就指責：‘進士唯誦舊策，皆無實才’，奏請進士科除試策外，加試帖經若幹條和雜文二首。後來因為詩賦因格律的束縛而越來越空洞無物，宋王安石改“以詩賦取士”為“以策論取士”，久而久之也不免走向了重格律、聲韻的空洞路數，以致僵死，其根本原因即是為生存利益而求知的目的所形成的社會整體性對知識的利用性使然。“於是社會上一般士人就拚命收集曆年考試的策題和及第者的對策文章，研習揣摩，熟記硬背，臨時上場拚湊應付。象白居易這樣的才子，在應製科試策之前不僅背熟了許多策論，還‘預製’了策論七十五篇（即今《白居易集》中的‘策林’部分）。此風即成，遂不可止，宋代蘇軾曾批評策問之不足以得人說：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考官），有司莫能辨也。”（《議學校貢舉狀》）象白居易這樣有才華的人也不得不利用，甚至是自己親手編纂類如今天的“考試寶典”“考試難點一百例”“試題解析”“英語作文麵麵觀”等等，各種應試考級的工具書，這些研究者不是教學生如何學好知識，而是把全部精力放在了如何利用知識的“研究”上了，可見本質千年未改啊。這種利益的獲取，確實比探索知識更為快捷，專職為利用性服務，這就是國家教育之希望？蘇軾當年提出的疑問，也同樣是今天的重症。
雖然封建製度已去，但政治專製卻能披著華麗的外衣，保障利用性形態得以延續，一方麵專製傳統確實很強大。另一方麵，又說回來，專製之所以強大，就是因為民眾不能覺醒，民眾不能覺醒的原因即在於知識在中國是“利用性的形態”。正因為利用性，人們看不到知識的真正力量，此是後話。
在中國政治權利一向害怕民眾有新的思想，他不要求人們去自由求知、探索真理，這是要被竭力壓製的，要知道知識的固定，僵化，隻允許有小的、內部的改動，不習慣徹底的變革。使民眾安於僵死的知識狀態，政治專製滿足了當權者的私利；士人們也要為滿足個人的私利而爭鬥不休，窩裏鬥，使政治專製從平衡士大夫的爭權奪利的鬥爭中得以苟延殘喘，這是知識遭利用所導致的社會文化形態，也是腐朽的形態，國之衰微，由此而始。那麼廣大下層民眾由於上層主流風氣的影響，更不會也無暇關心什麼國家命運，知識形態等，整個社會都處在了一個私利化的發展形態，對於公共利益來說，人們隻能變得麻木，更加私利化了，他們也同樣不得不一生圍繞個人的生存利益在苦苦掙紮中沉淪為對世事反應的冷漠者。帝王、權力者、民眾三者的結果使知識本身不再有任何生命力，使社會停滯在小農經濟與封建形態，已不可能得到改觀，除非有外力強加。
唐代“文藝”繁榮的背後，在政治與思想文化的專製之下，各知識係統（如：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都已快達到了飽和狀態，也就是當各類知識的發展都已能滿足人們當官發財欲求的時候，就不會再有知識創造方麵的進步了，社會也就穩固停止在一定的形態之內，一盛一衰地循環下去了，這是由利用性知識狀態的本質決定的。
相對於後來者來說，唐畢竟是一個相對比較開放、自由的時代，人才（主要在文藝方麵）輩出的時代，但隨著“世族”（靠祖輩功德門蔭入士的官僚群體）的消失，庶族（寒門布衣出身）成為社會入仕主體，一方麵使人才的選拔更加公正、平等，標誌科舉製度的完備。另一方麵，更加重了社會求知功利化的目的及社會官場風氣的成熟。
比如在唐代就已顯示，貧寒家庭出身的官僚，往往是通過鑽營磨礪，至高官，由於社會、政府並不是通過知識及真正人才的選拔（因為，知識已經被固定、僵化，不會看重你具體有什麼才能，分析你是什麼樣的人才；科舉考試與其說是選拔人才，不如說是在埋沒、扼殺人才，它的目的是籠絡人才，壓製人才，統一標準化人才，它是不允許你有什麼“特殊”才能，這樣就不會危機他的統治地位，所以，真正的知識是不需要的，真正的人才也必須是被固有的知識教化過的，符合統一標準的。）發展社會民生，而僅在於自身統治利益，也就使得個人的“發展”路數必須符合極權規格，即，你若想升遷，必須通過“人事關係”，而不是通過探索知識的規律，看你創造了什麼，實幹了什麼，這就是利用性知識狀態中個人與社會的基本“發展”路數，人們必須走這一條路，別無選擇。雖然有例外的，是通過實幹起家，但那隻是例外而已。人事關係社會發展係統，從此開始形成，而當代國人卻還以此為榮，而不以為恥，還美其名曰：中國特色！如果一個民族、政府並不重視真正的知識，真正的人才，他們除了玩虛的，還是玩虛的，這在後麵的論述中會體現。
能夠鑽營至相位的，已是圓滑不堪，世故有術，難當大任了，而那些靠門蔭入仕的世族子弟，反倒而少消耗鑽營的精力，有較多的銳氣和魄力來處理朝內外一係列重大問題。比如唐王朝比較有名的“牛李黨爭”，出身寒門的牛僧孺拉幫結派，不務國事，隻是主要“聯絡各種關係，鞏固並發展自己的勢力地位，甚至勾結依附一向為士大夫所不齒的宦官。在對待藩鎮割據、吐蕃入侵等問題上，牛黨多奉行姑息退讓政策。而李德裕執政的唐武宗時期，曾堅決鎮壓了山西一帶的藩鎮叛亂，成功解除了北方回紇的威脅，使衰落的唐朝一時出現了少有的振興氣象。”雖然唐後世族消失，“取士不問家世”是製度的進步，但由於各種條件的成熟，長於鑽營、混世的腐朽官場文化氣息開始籠罩之後的整個曆史社會。科舉考試製度的更加完善，反倒折射出知識整體性的僵死趨勢，使社會更加形成了以圍繞“當官發財”而窮盡才智的求知氛圍，到兩宋，中國曆史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科技等各領域的知識係統都已趨於停滯，社會整體上不再有活力，這是利用性知識狀態的唯一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