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隻要說到中國傳統的學術或“國學”，最基本的學術路數不外乎“辭章”“考據”“義理”。盡管這種著述汗牛充牘，但都無什麼新意，最高級的目的也不外乎“內聖”“外王”而已。那些浩如煙海的史料典籍，著書評議，一部分是廢紙，另一部分還是廢紙，當代的中國學術文章就是其翻版，一來人們並不是為了探索真理，而是為了生存利益而作；二來尚虛不實，謀財弄權，本來就是這種文化的核心精神，是知識狀態的精神。畢竟國人還是得了傳統的“真血脈”。
在綿延兩千年的經學傳統中，有兩個最主要的後果，（1）.整體性知識創造趨向停滯與知識結構的單一、僵死。政治極權的私利性誘導，使人們學習的範圍與思考、作文的依據和旨歸都超不出“聖人經典”的範疇，之後我們將看到的一個事實是，玄學、宋明理學等的思想結構也確實都沒有超出經典的價值意義。雖有創造性在其中，但都淪為了極權利用的工具，從整體上看不但沒有推動社會的進步，還愈加束縛了社會前進的腳步。能推動社會巨大變革的知識爆炸卻再也沒有出現，整體上的知識創造已經停滯。不但儒學停滯，其他知識係統如人文科學的諸種分類，自然科學等，都不可能成為人們關注的重點，即使是作為儒學本身能真正關注之的也隻有那幾個玄學與理學家，作為絕大多數求知分子也隻是把它當成了敲門磚，或是“內聖外王”。（2）.對知識的利用性惡果。經學係統作為單一的道德哲學，是本來可以分類的各種人才都趨向了這一知識係統，如果去搞“四大發明”，那麼就當不了官，當不好官，也發不了財。又因為人們並不是出於熱愛探索知識而求知，就發揮不了個人的天資才情，及在各領域的展現，隻有經學一途，其他別無選擇。你不喜歡也不行，比如今天的考試製度中的外語的情形，就是如此，國家看重的不是人才，而是私利。它不僅把知識本身導向了利用性，同時也大大扼殺了人才，培養出來的是統一規格的商品。
一種思想文化被獨尊必然導致社會知識結構的單一性，知識結構的單一性又使對知識的利用性狀態更加突出。經學狀態作為中國文化的主導形態顯示了中華文明衰落的脈絡。
2.玄學的狀態
玄學狀態作為先秦諸子狀態的一個回光返照，在儒學一統天下中的插曲，自有它的特點。經學在兩漢成為維護王權私利的工具，已沒有任何獨立性與求知的理性精神，玄學的狀態倒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學術的獨立性與真求知的態度，也是漢末、魏晉六朝社會動蕩，政治內部鬥爭激烈的環境，促進了學術思想的變革，為之提供了一定的生長空間。從根本上說，知識的單一性本身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沒有真求知者及自由的社會環境，玄學狀態就說明了這一點。所以魏晉的自由性、解放性才被從封建牢籠中解脫出來的今人所認同，不能不承認那確實是一個激情洋溢的時代。在阮籍、嵇康主張：“越名教（儒家的仁義道德和綱常禮教）而任自然”的影響下，“一些清談名士，徹底放任不羈，縱欲為歡，嗜酒荒放，行為怪癖，披頭散發，赤身裸體，行同禽獸。”魏晉政治格局的混亂，政權內部的對峙移位，使“名士”們看到經學的虛偽，嚴重的言行不一，這自然更是說明儒學知識係統作為政治的利用性工具，十分明了。他們反其道而行之，轉向“老、莊”，好玄想冥思，以示與政治的區別。
從知識狀態的角度看，有如下特征：
（1）.每一次思想的創新發展，必須具備的條件是，對“知識真理”的熱愛、堅守與探索的勇氣，三者缺一不可，魏晉名士或多或少地體現了這些特征，所以才在中國曆史上有一席之地。本來玄學者的思想意圖也是傾向於孔孟，使社會安定，倫理有秩，綱常有序，如果不是以曹氏與司馬師為代表的臣子們演繹篡位奪權的鬧劇，他們還是會堅信經學那一套的，隻是在他們作為對“知識真理”的堅守者，看到儒術並不能使上下安頓，天下太平，反而成了當權者與世俗民眾謀獲私利的工具。
（2）.思想學術相對獨立的必要性、必然性。“魏晉風度”的價值與意義就在於學術的自由，思想的解放是知識有所創新。而一旦受政治支配，打壓，必然會淪為權力的附庸與幫凶。魏晉玄學生命的終結，與帝王專製主義的加強有著直接的關係，學術群體獨立性的喪失，是求知目的與帝王專製雙重作用的結果。同時意味著監督對象的消失，專製之下帝王們就可以為所欲為了。
（3）.先秦真求知態度的餘韻。玄學名士大多出身名門望族，他們比平民百姓有條件，有時間學習探討，並且留有先秦諸子的求知精神，沒有後來的官僚子弟大麵積趨向腐化墮落的那種程度，那種情形。如果他們沒有探索知識，堅守真理的精神與勇氣，就不會有玄學還算是優良的狀態，這是之後的文人士大夫、民眾中所少有的。總之，從玄學對後世文學藝術的深刻影響就可看出，它是有一定的創造價值在裏麵的。
玄學的成果應當說是在儒家與道家結合的基礎上發展形成的，開辟了儒、道、釋三教融合出新的文化發展理路，使之後的任何思想觀念都不出其右，成為中國封建時代思想文化的主軸。不過與積極入世的儒學相比，一個“尚自然”，一個要“出世”，兩者基本都是遁世修煉的虛空思想觀念，對於社會的發展來說弊大於利，這恰好又被統治者利用，把人們導向愚昧迷信的路途之上了。
第三節佛與道的狀態
玄學是由儒學轉向老莊而產生的，有一定的創新，但卻始終沒有超出儒道的整體價值範疇。儒道的思想經過他們的發揮卻為之向文學藝術開了新氣象。而儒、佛、道的融合更形成了中國文化綜合性的特征。從封建文明的整體過程來看，他們都沒有促進社會的進步，而是阻絕了新知識係統的出現，當然這並不能責怪各自作為知識係統本身，而是因為他們都有巨大的誘惑力。
對於帝王當權者，它們都能為帝王服務，都在維護著他們的利益。如佛家稱帝王為“在世活佛”。道家則直接服務於政治，唐代皇帝因與老子同姓，封老子為“玄元皇帝”，“太上玄元皇帝”，“高上大道金闕玄元皇帝”。道家雖然講“無為無不為”，但行動起來絲毫不比儒術慢，唐宋元明的帝王都直接受過道士的輔助，為他們煉丹，做“符命宣傳”。在之前的東漢末年，巨鹿人張角因秦事黃老，得以聚眾弟子起義，即黃巾起義。失敗後又生成“天師道”，創始人為張（陵）天師，他死後傳位於其子張衡，張衡再傳於張魯。張魯被益州牧劉焉任命為“督義司馬”，後來他就占據漢中，繼續傳道。他雄踞巴蜀漢中近三十年。東漢末年，天子基本上失去了控製地方的能力，隻好封張魯為“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道家也出了幾個理論家，像儒理學家的狀態一樣，都各有新意，但都沒有獨立出老莊。而如東漢末的多數創始人為帝王服務的名道士，好像不是為了傳道本身，是另有利益目的的，道學也是遭利用的形態。宋、元、明等朝的開國之君都分別得到陳摶、邱處機、周真久仙和張中的幫助，為他們宣傳符命，神化他們，以爭取人心。這些人的收獲是，帝王們給他們大修廟宇、道觀，幫助他們傳道。但佛道的命運也會像儒家的命運一樣，當權力者需要的時候就扶持他們，不需要的時候就順其自然，甚至打擊。總之，帝王與宗教總能找到共同的利益，宗教的繁榮轉移了社會矛盾，自身又得到了發展。
道與佛的修煉功夫，讓人相信能成佛成仙，使民眾走入了迷信的誤區。知識不能導向科學，就被導向迷信。本來儒家也講內修功夫，但還講“外王”，佛道雖然沒有“外王”的理論，但實際操作的時候，實踐的卻是“平天下”的儒家路數，是與他們的尚任自然，尚空念的理論旨歸相矛盾的。從他們的實際作用看，確實一定程度上使社會安於拜佛修德的實際操作了，而儒學卻落得個虛假道學的結果，實踐上又難於解決“內聖外王”的尷尬。佛道至今仍使迷信盛行不衰，也已經擴大化在民間文化風俗中了，比如在近代義和團廣泛宣揚的“刀槍不入”，“念咒降神殲亂”，“九天玄女”，“太白金星”，“焚香佩符”，人們對此深信不疑。“焚香念咒，可以刀槍不入，可以使洋人槍炮不響，可以使教堂立即起火；練過義和拳的孩童，隻需用紅頭繩一根，就可以把高大的教堂奇跡般地拽倒；練過‘紅燈照’法術的少女，一手搖扇一手揮動紅手帕，便可高升於空中，可以從空中擲火，焚燒洋人居室，可以從空中盜去洋人大炮中的螺絲釘，還可以從空中保護義和團與洋人打仗。人們還盛傳，已有數十位‘紅燈照’女將，分赴西洋各國，去焚燒該國洋人房舍。外洋十八國中其中十六國已被其所滅。”（《儒家文化的困境》蕭功秦p134）還遠遠不止於此，那些從佛、道文化中“濃縮”出來的各種神化現象，都扯了出來，以自欺欺人的方式拒絕認識事實真相，不正是兩千年來政治受宗教服務，自我神化，愚弄鉗製百姓的結果嗎？
有人崇尚科學，就有人深墮迷信。這就是中西不同的知識狀態所導向的不同結果。政治專製的強化，思想文化的鉗製，使知識的不斷更新再創造無法通過正常渠道（自由的教育與社會環境）來實現，它就必然在儒學隻能尊奉、複古、闡釋之，這實質上是知識狀態的基本特征。在佛、道隻能燒香祭拜，寧信其有，不信其無，經過帝王的強化，使迷信更加盛行，已遠遠不是禪宗體悟，道家煉丹那麼簡單了，而是成了迷信愚昧的社會風俗了。儒、佛、道的結果都證明，知識係統無法走向新生，便會成為神聖不可侵犯的膝前之神仙。
如果說儒、佛、道的融合隻產生了迷信、盲從的社會風俗，也不可能會有那麼大的影響了。他們融合的唯一價值即體現在“文藝”領域，是唯一體現了創造性精神的領域，當然也是中華文明最光輝燦爛之處，但隨著整體知識狀態的僵死不化，文藝也同樣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弊，隻有回憶中的輝煌，而沒有開創未來的輝煌。
佛、道與儒被獨尊後的狀態基本上是一致的，帝王為了自身利益的鞏固極力把知識製成僵死的工具，以避免任何創新的出現。同時，民眾則利用它獲取生存私利。在很多時候，僧、道是不納稅，不服兵役的，而且還有優厚的待遇，比做官還自在，一時間，寺院道觀之多，僧侶道士之眾，都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如北齊文宣帝時（550——559），有僧尼四百萬人，寺院四萬所。總之，佛道向內尋求知識的理路，是無法從根本上使社會進步的，就連儒學也早已不能了。
第四節科舉的成熟初期
如果說先秦諸子導學術與政治合流，沒有保持獨立性，更沒有導向真求知，那麼自秦漢以來政治的強有力的專製權術就促使知識學術真正淪為了一種利用工具，並嚴酷鉗製天下士子的思想。這些都必將對選拔人才的科舉取士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兩漢至唐宋，再至清末的求知、教育就是為了培養政治人才，而像董仲舒、玄學家、理學家這樣的學者，並不受政治權力的歡迎，反而還會遭到誅殺。況且當官是一件天下最有誘惑力的事情，有誰不願去追逐呢？“學而優則仕”，“明確要求教育為政治服務，指出教育的目的全在於培養政治人才。”（p20《中國文化與科舉製度》）所以入仕及第是“天下第一等事”！是最光輝的事業。科舉將權力、財富、地位與學識等天下最美好的享受、快樂，精神的也好，物質的也好，都集於一身了，有哪一個人不追求呢？所以，這也必然造成了中國社會曆來重視教育、刻苦勤奮讀書的品格、素質。它是天下人改變命運的唯一光明前景。但我們必須清楚一點，也是最關鍵的一點，直至今日，絕大多數的求知者，與基本上所有的入仕者所表現出的特征是，這種重視教育與刻苦勤奮的目的並不是在於求知本身，並不是為了探索真理而求知，而僅是為了（通過利用知識）生存私利而求知的。可以說，這種求知取向，與西方的區別，是中西文明發展的本質區別。中國的這一路向所導致的邏輯結果是：知識被僵化掉而便於利用，進而形成嚴密的以人事關係為中心的官場化社會，再而導致社會的衰落。西方的知識狀態所導致的邏輯結果則與此相反。它是將來在明清時代成為“八股”的根本的直接的原因。知識狀態必然性地是利用性的形態。這是中國曆史在唐宋，乃至秦漢就開始孕育了的中國的衰落之路。看似“內聖外王”，而實際上是圍繞個人私利而展開的官場化人格，乃至整個中國的國民性格，都是由這一知識狀態孕育、塑造出來的，讓我們一一分析吧！
我在這裏談科舉不僅是因為它的成熟，而是因為中國社會發展到唐代，能夠保持文化思想相對獨立性的學術團體都已經消失，能夠像哪怕是玄學家的狀態的學術團體都已不存在了，都被科舉中的人物所取代了。之後各種有影響力的人才也基本上都是在科舉中產生的。正如金諍所說：“知識階層是社會的文化代表，然而古代中國的科舉製度卻壟斷了這個階層幾乎全部精力。”應當說，不僅是壟斷了這一階層，也基本上壟斷了整個中國社會的全部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