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因為政治極權的誘惑力與統攝力，更加把知識導向了工具化或“敲門磚”，他們為了自身的利益是不惜把知識製成“幹屍”的。再者，天下士子求知的普遍目的都是為了自身的生存利益，隻常聽說為當官發財而求知，從沒聽說過為求知而當官的。
亞裏士多德說希臘人：“探索哲理隻是為想脫出愚蠢，雖然，他們為求知而從事學術，並無任何實用的目的。”（亞裏士多德《形而上學》）先秦名辨學派已被後人的實用目的所淹沒了，這是怎樣的一個“實用主義”呢？中國的實用主義的本質在於純粹個人的暫時的生存私利的謀獲，而無創造。先秦諸子的學說所導向的實用主義是學理上的，但是官場化社會中的知識分子，社會精英的實用觀是與之有重要區別的。
第四節諸子與術士的本質區別
諸子與權謀術士者的本質區別是知識創造性與知識利用性的區別，就知識狀態而言：一個是體現了知識創造性；一個是體現了知識利用性。兩者的價值當然都體現在於實用方麵，但前者是以“理論”（在真求知中形成）前提、基礎，凸顯創造；後者隻圖短期的效益，又沒有“理論”的支持，創造無法實現。可惜後者作為中國社會發展的主體延續至今。
知識不能導向創造，便導向僵死；知識不走向科學，便走向迷信。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全部。要麼因僵化而衰退，要麼走向新生，不可能有第三種路向。無論是衰亡還是新生，都是由知識狀態的本質所決定的。先秦諸子的知識狀態不能被延續的主要原因有：一、他們為生存而求知的目的導向。二、社會主流群體的生存目的，它與諸子的目的是吻合的。三、封建專製主義的不斷強化。
先秦諸子思想的形成，體現了創造得以實現的整個過程。首先是他們熱衷於“道”，他們體察社會現實，不滿於現狀，心甘情願於求法布道。孔子的那句：“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如樂知者”。恐怕最能說明諸子的心境，熱衷於求知的人也一定會比常人更能體會到快樂的真諦，這是創造能夠實現的必要精神條件。因此，他們將更加執著與堅持，直到成就他們的思想。單“誌於道”而無恒態是不行的，因為成就越大，挫折越多、越艱險。國人不乏恒心，但是都用在了為生存利益而求知上去了，沒有用在對知識本身的探索之上，結果是知識必然被僵化、被利用。像範進之類的皓首窮經，與愛迪生發明燈泡的努力的區別，也就像術士與諸子的區別。諸子對理想、信念的探求與堅守是不遺餘力的，是一種文明活力的體現。這是其他權謀術士者無法比擬的。孔子早年在魯國，因季恒子“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而離去，正踐行了他那句“邦無道，乘桴浮於海”的格言。他們的認真，是其他士子不能比的。
“知不可而為之”與“以理抗勢”的尊道不尊勢的態度，這種認真誠懇的精神，正是堅守真理的精神，與布魯諾堅守真理反抗教會的事例有異曲同工之妙。為真理而反抗，是求真；為反抗而求知，是利用。不管理想能否實現，而敢於堅守、追求實現的精神正是真求知的精髓。不能不承認，諸子們的求知精神是實實在在支撐他們的靈魂，這種精神比他們的思想學說更有價值，從近幾百年的西方就能體會到這一點。孔子曾說過求知不在於當官，在於修德行的話，也突出了一點知識的力量。在於知識改變了什麼，而不是通過知識獲得了什麼，通過知識謀獲了私利，並沒有對社會進步有所幫助，隻是利益的轉換，不是社會價值的增加。在孔子那裏是要改變人的操守，但在術士者那裏則完全不同，他們信奉“學會文武藝，貨於帝王家”。
他講“安貧樂道”，卻並不是一種消極的觀念，而是“誌於道”的表現，正如孫奇逢說的：“淡泊寧靜是尼父真血脈。”周月亮評他：“若無這份淡泊寧靜的情誌，難免降誌辱身、枉道求容，成為漢代之儒，而非至聖先師了。”王夫之說他“遙而不逍”，看似中庸之道，其實是一種既不降誌辱身，也不隱居放言的“行者”，而是堅守己道，這是學術的可貴之處，是人類的靈光。可見後來人的“不認真”，遇事什麼都可以的圓滑世故，以個人私利為中心，講求一團和氣的“中庸之道”，並不是來自孔孟，而是“自創”啊！這不是孔子教的，而是權謀術士者為適應權力鬥爭而歪曲異化的另類“儒學（術）”，這自然是秦代以後的事了。周月亮說得好：“也的確存在著大量的貌似中庸而其實正反中庸的醜陋現象。尤其是那些如過河之鯽的奸儒巧宦，他們圓滑詭詐、表裏不一，裝老實，不問是非，隻講利害，兩麵光滑，竟把中庸之道弄成了‘變色龍之穀’。而《中庸》裏所講的人生態度卻是‘國無道，至死不變’。‘素其位而行’，‘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見知而不悔’。如周公親征管、蔡在真儒者看來，這是行正道，是真中庸。而玩中庸藝術的人則完全相反：假手別人除去管、蔡，還做傷心狀。應該承認世俗語義係統中的中庸大凡是這個味道的，即魯迅所著力揭發的‘兩麵光滑的中庸藝術’。”（《孔學儒術》p30）從中可以總結出兩點：一、作為本節的論點，元典儒學是以孔子的真求知態度而影響別人的，這是與漢後官場儒術的本質區別。二、作為上一點的延伸，我們可以看到，以官場文化為核心的中國社會，由於官場的熏染，使知識真理、學術本身不再是真理與學術，而是人們隨意玩弄，為謀獲個人私利的異化了的工具，至今仍是中國社會的主態。這正是知識本身並不是人們的求知目的，通過利用知識以獲利益，這也是知識，乃至整個社會走向衰微的根源。（詳見《運用與利用的不同結果》）
孟子則有過之而無不及，他更體現了對“道”，理想與人格的堅守，無人可與之匹配，仍一如孔子那樣尊道不尊勢，瀟灑自如。有一次，齊威王派人來告訴孟子：“我本應該去看你，但是傷風了，怕風吹。如果你肯來朝，不曉得能讓我見你嗎？”這確實是夠禮貌客氣的了，可是孟子回答道：“不幸得很，我也有病，不能到朝廷裏去。”但第二天，孟子卻去別人家吊喪，齊王派人及醫生來看望孟子，孟子還躲了起來。最後齊王送他“兼金一百”，他辭而不受。如果說孔子還講“畏大人”，他是“見大人則藐之”，不過更說明了他對儒道的堅守，（《孟子.盡心下》）他曾借用曾子的話申明：“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孟子.公孫醜》）但能說明問題的還是他那段名言：“居天下之廣居（仁），主天下之正位（禮），行天下之大道（義）；得誌，與民由之；不得誌，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足見他誌於道，又守於道的執著的堅守精神，此不正是真求知精神的一種體現嗎？
我們說知識遭利用，與運用是兩種形態，在中國的官場文化中是前者的形態，隻有先秦諸子體現了運用性的形態。齊宣王要在國都給孟子一幢房子，或許是因為孟子的影響太大，想用他做個“門麵”，便想用萬鍾之粟來養活他的門徒，為的是讓本國的官吏和人民有個文化領袖以向他學習。但孟子拒絕了，就因為齊宣王並不真正實行孟子所要主張的“道”。（《孟子.公孫醜下》）從這兩則事例可見，一個是體現了知識真理在真求知者麵前是大於權力大於利益的。一個是官場化下的國人的權力與利益就是一切的信條。官場文化中，權力、私利大於真理的事實正是知識遭利用的社會心理基礎與基本環境。後文將展開論述。孟子對此就已很憤怒地指出：“今之人修其天爵（仁義忠信），以要人爵（公卿大夫）；既要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周月亮先生感歎道：“這種人（求知為爵祿者）既不滅亡也不碰壁，他們活得輕鬆快樂。把‘天爵’當敲門磚，得手後即棄之如敝履，有了這套本事還不能在任何情況下都如魚得水？他們當然要反過來譏諷孟子這種價值論的立場為‘迂闊’了。”在中國社會中，求知不能因之獲得富貴，即使你越認真，越容易被譏諷為：不識時務。識時務者為俊傑，即是精於權術者所信奉的“真理”，他們為了達到個人私欲的滿足是不講任何操守的，圓滑世故得隻以個人利益為重心，不擇手段，更要命的是他們以此為“榮”，誇耀於人前。正是這樣的知識狀態塑造了這樣的人格。以私利化利益為中心，也正是對知識利用性的基本特征，它的延伸性待後文再續。
孟子對權力場中知識狀態的憂慮，的確是先見之明，“亡而已矣”不僅是一“國”，而是“天下”。作為後來社會的主流意識思潮，這種形態在集權的完善、強化之下，更加頑固，更加穩定了。當然，這種形態越穩定，社會就越僵死難化，這種人依然是快活的，但整個國家、民族卻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微了。但必須說明一點，中國曆史社會的由盛而衰，並不是衰敗在沒有實行孔孟的“仁政”，而是衰在，對任何知識係統都以敲門磚待之，使知識更新徹底失去了實現的可能性的社會環境。
孔孟對“禮”的追求與堅守，確實讓人感覺到大有不食人間煙火而至聖的派頭，掩蓋了他們執著於追求真理的性情，就像當時英國人曾把牛頓奉為“神靈”一樣。荀子與之相比則講變通了，當然這種變通不是官場中的那套權術的變通，而是與時俱變，當他考察了秦國那一套文吏專業化、政務規範化的措施，使其軍、政效率遠遠高於山東六國，很受震動。他認為再像孔孟那樣隻講道學、不講器學，不足以應進了。孔孟都是不談兵的，荀子則談兵，但他是一邊堅守孔孟之道，一邊又要隨著時代的變化做出能適應此一時代的構建，這是一個真求知者本應具有的眼光與膽略。不變就是抱殘守缺，無所建樹，變成官場中那套權術，就違背了知識真理的作用與意義。他看到秦不講“仁政”就可國富兵強。在此時就已經說明了孔孟之道並不是國富民強的唯一路途，不知清末士大夫為何如此死抱著這個“國粹”不放，還要“從一而終”，這時卻不像以往那樣“圓滑”了，為何？值得探討。同時荀子的與時俱變說明真理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永遠正確的，它是相對的，他需要後人的不斷發展更新。可是這樣一來，知識一旦不是固定好的，就無法被利用，無法當敲門磚用了，這對遊刃於官場化下中國社會的人們來說就變得不適應了，他們成了社會發展的絆腳石。當代如中國教育的現狀仍是如此，幾乎全部教授的是以固定下來的知識內容，固定下來的或又“發現”出來的做題與考試的技巧、方法、模式，讓學生們掌握，把握住中心思想，能靈活運用，然後“人才”誕生了！國家有希望了。然而求知早已沒有了創新可言，殊不知這正是傳統教育（科舉八股）本質的延續。此是後話。
其他學派的諸子，如老子、莊子、韓非等，都各有操持，甘願獻身於他們的思想世界。不管怎樣，那個熱衷於知識創造的時代，那些自由爭鳴的學術團體，無論是因為講求實用而沒有導向為求知而求知，還是因為“為生存狀態而求知”的群體始終是社會的主導群體，都絲毫不影響諸子的知識思想的光芒繼續照耀著後人，希望思想的巨人再度出現，並不斷出現，我想他們一定會同意。盡管有偏狹的心態，如視“名家”為大敵，應該學學西方，你可以不認同他們的觀點，但他們有表達的權力，一棒打死，不是流於狹隘，就是傾向獨裁了！從先秦諸子形態中，我們才看到了知識的真正力量，是知識被創造時顯示出的力量，當然這力量一旦被尊為永恒的唯一，這種力量會被利用，逐漸變成社會的阻礙力量，適得其反了。秦漢以後這樣的學術群體已經不存在了，雖然有書院，卻形同牢籠，遠遠無法與諸子相提並論了。
一種思想理論的價值可能不是永恒的，但求知精神的價值是永恒的，這才是先秦諸子留給我們的最大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