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不是偏要拿西方與中國類比，而是在於重點討論知識是如何被導向利用或創造的。首先看到先秦諸子並沒有把知識本身作為探索的目的，而是當成了一種謀獲利益的工具，這個利益盡管有時是治國之道的實現，修身平天下的崇高願望真的被踐行了，實現了的這個利益，無論是崇高或是卑賤，求知本身在社會的主流意識中都不是目的，而是一個通往某種利益的工具，通俗一點就是“敲門磚”。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如果這個導向一旦幻化入官場，被術士者所繼承會是個什麼樣的狀態？後人最清楚了。
至此，我們可以總結出先秦時期的知識狀態已經是具有必然性地被統治階級導向成一種利用工具了，如果孔孟及道家思想中有為求知而求知的精神成分，或許中國曆史還不會走向衰落，當然事實已是：以儒道兩學為主的中華文明的知識狀態是被導向了利用性的知識傳統與狀態，迄今為止，中國的知識狀態仍是以此為主導的，不是因為熱愛探索知識而展開的教育與求知，而是為不可持續的，一時的利益獲取而求知。這樣，創造是不可能產生的，此是後話。以此區別以“為求知而求知”作為西方文明發展至今的主流知識傳統與狀態，所以，我稱西方知識狀態的性質為運用性的（或創造性的），中國為利用性的。真求知精神作為知識創造、發現、發明不斷產生的本源性力量，之於西方文明的重要性，是無法估量的，它是人類得以進步的本源性動力。中西文明可以有任何其他方麵的不同質，但知識狀態性質的不同，導致了文明結果的發展路向不同，一個因之而興盛，一個因之而衰微。
應當說，從兩千多年前的文明軸心時代，就已經確定下來了誰將有質的飛躍，誰將衰落。這些自然不是先秦諸子所能預見得到的。我們還應當看到，隻有法家、兵家等少數派別是直接為當權者服務的，也就是說，在諸子之外另並存著一個群體，即真正的權謀術士群體，在諸子思想沒有成型之外，就已十分活躍的群體，它才是封建官場的雛形，他們是和諸子幾乎是完全獨立的另一個群體，多數諸子顯然並不諳於這一群體的依附特征，這些特征先於諸子已經存在，阿諛奉迎，專圖私利。他們有專門在官場打諢的特征，諸子有始終入不了仕的自身特性。兩者起初並沒有媾和意圖，處世觀也是大不一樣的，一個是有自身理想的群體，為某目的而求知；一個是以爵祿為目的的群體，以個人利益為目標，如何能遊刃有餘地混跡權力場是他們的信條。比如楊朱一派在戰國時是顯學，孟子曾說：“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楊朱學說的要點是“為我”，故孟子說：“楊朱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實際上他隻是說出了大多數遊說者、門客們的心聲而已！隻有如諸子的多數人因有自己堅守的理想不合當權者的口味，不被任用，而他們的徒子徒孫及一些自學成才的客卿們則不管那麼多，有才無才，都在迎合、投機於王侯們中成熟，形成了另一個群體，官場化的群體。以李斯最為代表，他看到廁鼠與倉鼠的差別，受到刺激，跟荀子學就帝王之術，在秦統一後期，李斯還不怎麼會弄權，比不上趙高這個專門的權術者，最終還是被趙高夷了三族。據司馬遷記載：“李斯恐懼（別人的讒言），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還評價他：“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言，嚴威酷刑，聽（趙）高邪說，廢嫡立庶。”李斯向往保持榮華富貴已達到了無所操持的地步，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是先秦“士”這一群體最典型的寫照。一位學者在評《呂氏春秋》時就總結道：“戰國養士的公門或私門，是不分學派而兼容並蓄的。稷下學宮，有孟子之儒，也有宗道、主法的人。……戰國爭雄，最活躍的是策士，他們前門姓張、後門姓李，是根本不顧主義和家法的，然而，正是這些‘務於治’的策士不但成了融合諸派的媒體，而且也將‘學’導向了‘術’。漸漸地形成百家殊途同歸皆務於治的大趨勢。”諸子的思想理念雖然被其徒子徒孫傳承下來了，可是一旦進入權力場，那就由不得他們了。本來是兩個理想與現實對比非常鮮明的群體，一旦合二而一，應當說諸子思想學說是被後人改造之後，適應了權力的要求，能維護他們的利益了，諸子中尤其是儒、道逐漸被承認，且獨尊出來，應當說是一個墮落的過程，乃是元典諸學的無奈與悲哀。
自此，中國曆史上就少了一批思想活躍的群體，以權力與利益為求知核心的社會主體意識形態開始形成，並不斷強化統領社會意誌。官僚士大夫開始成為社會與官場的主角，權力與私利成為鬥爭的核心。滄海桑田，世事變幻，唯一延續至今的依然是那權謀術士者的本性，與對知識的利用性。
第三節其他諸子的狀態及與儒學的異同
談諸子的狀態即是談知識的狀態。在此之前我們必須清楚，諸子各思想係統的產生，本身就是知識創造的產物，這種狀態在中國曆史上是罕見的，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但知識創造現象大範圍地出現，並不意味著之後的曆史就會有比之更為進步的知識創造現象出現。主要看第一次的成果有沒有為下一次做好鋪墊，有沒有潛在地積蓄再次爆發的能量，縱觀中國曆史，顯然沒有，也就是先秦諸子並沒有為下一次的知識爆炸奠基一個本源性的能量，即沒有導向真求知，而是走向了另一種路向。西方在古希臘時則為歐洲確立了一個使知識再爆炸的本源性能量，即真求知精神。
我們可以確定的一點是，人類社會發展至今，知識狀態隻有兩種，一種是可以自我更新，知識創造、發明、發現不斷產生的創造性狀態，以西方為代表。另一種是，知識結構達到一定程度時，就不再更新，知識創造就停滯，僵死不前，以致走向衰落或消亡。中國現當代的許多專家學者，往往把它歸結為“國民性”問題，實質上是漏洞百出的，他們都沒有發現到底是什麼塑造了國民性，這個問題先不談。誰將走向興盛，誰將走向衰敗，一看知識狀態的性質就一目了然了。那麼中國曆史以來知識狀態的形成，是否與先秦諸子有直接的關係，答案是：有，而且可以說是決定性的，他們不但沒有把社會思潮導向真求知，最終也把自己所追求、堅守的知識精神品質也給葬送了，極權官場抹去了諸子思想中有價值的部分，添加了一些有利於自身的思想枷鎖，使後世不再產生能超越諸子的價值的東西，就連能夠並駕齊驅的東西都沒有產生，永遠被禁錮在了虛無縹緲的孔孟之道中，卑躬屈膝，無所作為了。若說是先秦諸子最終葬送了他們自己的學術精神品質，是一點都不過分的，因為他們都最終導向了為利益而求知，使知識成為私利的附庸，使為求知而求知越來越不可能。或許你會認為：真求知與否真的有那麼重要嗎？它能起到決定性作用嗎？別急，這個問題在本書後麵會得到解答。我們必須先分析一下曆史，才能找到答案。
對於先秦諸子來說，知識狀態不能被導向創造，就會被導向僵死！雖然儒學（嚴格說是“儒術”）的狀態作為之後中國兩千年的統治思想是其他諸子思想無法比擬的，不過其他諸子的思想與之同樣為社會導向了為利益目的而求知，這是他們的共性，也是共同的悲哀。
知識狀態如果不能被導向真求知，即無法完成再創造，這是一個不變的真理。不首先因為熱愛知識而求真知，幾乎不可能產生創造，我們可以考察每一個有巨大知識貢獻的人，都會得出這一結論。興趣是創造得以實現的不朽動力。可想而知，先秦諸子都不能導向真求知，而是導向了實用主義的利益目的，為利益目的而求知隻能使知識狀態越來越被禁錮在僵死的狀態，這是中國曆史已經證明了的。我將循著曆史的脈絡逐步討論知識狀態是怎樣由先秦時代的活躍漸漸走向僵死的。
其他諸子的思想沒能像孔學一樣被獨尊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要麼與統治階層的利益相衝突，要麼是無關，而隻有儒術的類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觀念，倫理綱常，與“修、齊、治、平”的“事君”係統理論最為符合統治者的利益要求，這是儒學必然性地會被獨尊的主要因素。比如墨家，在先秦是與儒學並稱的“顯學”，但墨子學說代表了春秋戰國之際下層平民的利益和要求。他們在政治上要求平等兼愛、尚賢尚同為原則，孟子就曾斥責墨家“無父”，這顯然是孟子過於偏狹，“平等、尚同”並不一定就“無父”。人們總結墨學衰微的原因有：一、墨學代表下層社會的利益，提倡平等，不被精英階層采納。二、墨家的組織形式和政治主張，脫離中國古代以宗法血緣關係為紐帶的社會結構的實際。三、墨家苦行的實踐和作風難以被多數人接受。總的來說，墨子與儒家的求知目的幾乎是一樣的，僅為了一種生存狀態，這當然也是非常實際的目的。隻不過不像儒學那樣很容易被統治者，被知識分子所利用。再者，人們的求知選擇也是與直接的利益目的相關聯的，就如李斯因看見廁鼠與倉鼠的兩種生存環境，遂求學於荀子，可以說他基本上代表了世代文人知識分子的求知心聲，所以儒學也才能被選中，其他學派則遭冷落，無人問津，所以在秦以後，墨學在精英階層留下的正統文獻中就幾乎銷聲匿跡了。
道家作為另一種知識形態，所反映的生存狀態，更是消極，更談不上真求知。雖然“道家”這個名稱在漢代才出現，但以《老子》的思想在漢初曾成為官方的政治理念。崇尚“自然”之“道”，主張“無為”，反對過分的“人為”，對社會政治和物質文明的發展持批評和懷疑的態度。不過，統治階層是有它自身的利益目的與要求的，也是大有束縛人們思想的性質在裏麵的，隻不過不如儒學那麼具體罷了。
而法家與兵家，最終也必然淪為了統治者的“術”。如法家成了“法術”，主要有兩層含義：“一是指循名責實，對臣下進行考察獎懲的辦法；二是指君主控製群臣的技巧。法術思想十分適合於君主專製的中央集權製度，為帝王將相提供了有效的統治術。後來曆朝曆代中國最高統治者，雖然往往會冠冕堂皇地打著孔孟儒學的旗號，但在實際政治運作中，還是離不開法家的這套法術。”在這裏，我們能看到的景象是，後來的知識分子並沒有從法家思想中發展出現代意義上的“法律”，原因不是不可能產生類似西方的現代社會製度，而是知識探索本身並沒有成為社會的一種求知觀念，如果有，即使不可能產生類西方的，也會產生自己特性的法律係統。但是沒有，因為人們的生存目的與yu望並不寄托於真求知上，而基本僅僅是富貴的目的上。知識本身不能成為目的，那麼知識就不會助益於人們的生存狀態的改進。西方人熱愛知識，才使知識的力量顯現，以助益於人的生存狀態的進步。中國不是，便隻能停滯在僵化的知識狀態及生存狀態中，不會有質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