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民族人的介紹，與曆史既有相符之處，也有許多錯漏。岑毓英祖居廣西西林縣城東50千米的那勞鄉那勞村，該地現在，還完好地保存著岑氏建築群。灑報田民族人口中騎馬少年來自廣西納牢，就是那勞的諧音。追溯岑氏家族的過去，與黔西甫的曆史及南盤江北岸布依群眾密切相關。因此，當年田宗秀從彝族沙民手中救出岑毓英，也許不僅僅是敬重讀書人這樣簡單的原因。
至於岑毓英當年途經敬南果河至昆明趕考一說，具體細節可能有些渲染誇大。岑毓英人仕主要是以軍旅起家，其一生輝煌幾乎都在雲南，但不是以考取功名，而是以鎮壓各族人民起義和抗擊法國侵略軍為根本。岑毓英在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任雲貴總督。清光緒元年(1875年)當他正與英國人交涉馬嘉理一案時，接到繼母過世的消息，回廣西那勞為繼母守製。清光緒五年(1879年)他回北京述職，朝延授其貴州巡撫職。清光緒七年(1881年)岑毓英調補福建巡撫，同年秋，重返昆明，署理雲貴總督。至清光緒十五年(1889年)病故於任上。其間，岑毓英加封太子太保，確是宮保大人(明清兩代各級官員都有虛銜，其中最高級的為太師、少師、太傅、少傅、太子回太保、太子少保等，通稱為宮銜，清代鹹豐以後，這些虛銜不再用某某師別稱一一宮保宮員迸行尊稱)。從匾額題宇位祿名壽來著，當年回宗秀應該享有名位悻祿，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岑氏家族與黔西甫曆史淵源密切，岑毓英主政雲貴時，正是黔西南地界兵荒馬亂的動蕩年月，身為封疆大吏的他出人黔西南鎮壓動亂、安撫民心是責元旁貸的職責，其製匾贈送地方人員當屬正常。
灑報田民流傳的故事，雖然疑問尚存，但故事中的彝族抄氏土司勢力，卻是清初改土歸流後部分土司殘餘勢力得以保留的反映。改土歸流雖然沒有完全剝奪土司、土目的職權，沒有完全消除他們的勢力，但政土歸流廢除了土司製度，減少了叛亂因素，加強了中央政府對邊疆的統治，有利於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對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和經濟文化的發展有著積極意義。
由前文我們知道，曆史上興義地區本是彝族先民占據，但現在彝族群眾聚居區並不多見。在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中，興義市的調查組走訪了多個彝族村寨或原為彝族土司、土目掌管的村寨，僅僅隻能調查到各族群眾對彝族土司曾經輝煌的點滴回憶。而大量土司、土目莊園早已人去樓壁，殘破不堪，比如七舍鎮草上材大梨樹組的龍氏民宅。這些彝族村寨彝民的整體或是部分遷出，有部分原因當是改土歸流的推行。
而對於普通群眾，在改土歸流後，大量湧人的漢族地主階級和高利貸者，與清廷各級官吏及少數民族上層統治者相句結，對底層民眾進行殘酷的掠奪、壓榨。他們大量兼並底層民眾的土地，使其盡成徊戶同時，社會上高利貸盤剝盛行，借穀一石，不出一月競收三五石之巨，各族群眾生活愈加窘迫。正如南籠起義首領韋朝元所說苗民窮苦，重利借債，後來債負愈多愈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