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看法認為，官僚主義的根源就是國家本身。例如，托洛茨基曾經說過，即使在無產階級掌權的情況下，“國家機器”也仍然“是產生官僚主義的”“重要根源”。在現代社會主義世界，也有人這樣認為。他們說，如果不使國家立即消亡，“就始終有可能甚至不可避免地念使社會主義革命變質”。
還有一種看法認為，新國家之所以一再出現官僚主義現象，是因為新國家內部，特別是在執政黨內部，存在著一個“資產階級”，一個“官僚主義者階級”。
這兩種看法都是錯誤的。它們的共同要害都是沒有把新舊國家區別開來。我們前麵已經指出，新舊國家中的官僚主義不能相提並論。在舊國家，官僚主義是同剝削製度和剝削階級聯係在一起的，是一種正常狀態，在新國家，官僚主義失去了剝削製度和剝削階級這個根本基礎，隻是在新社會中的“舊痕跡”，而不是社會主義所固有的。因此，新國家中的官僚主義同舊國家中的官僚主義是有區別的。鄧小平同誌指出：
“我們現在的官僚主義現象，除了同曆史上的官僚主義有共同點以外，還有自己的特點，既不同於舊中國的官僚主義，也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官僚主義。”
這裏，我們著重分析一下新國家中官僚主義的來源問題。
第一，新國家中的官僚主義同現實社會主義社會生產的相對落後有關，就是說，落後的經濟條件是社會主義條件下官僚主義得以滋生的經濟根源。馬克思和恩格斯說過，新社會如果建立在貧困的基礎上，那麼全部陳腐的東西就會死灰複燃。官僚主義正是這樣一種死灰複燃的陳腐東西。幾乎可以肯定，隻要社會物質財富尚未充分豐富起來，這種官僚主義盡管可以抑製，但未必會絕根。值得注意的是，盡管許多人（包括西方人）都在激烈地抨擊新國家中的官僚主義，但一涉及它的根源，卻往往把眼睛盯在政治領域，很少有人抓住這個病根。
第二，新國家中的官僚主義與現實社會主義文化水平相對落後有關。列寧在十月革命後，試圖通過吸收所有的工人群眾參加監督和管理國家的方式，克服和防止官僚主義。但是，這個設想失敗了。監督和管理國家需要較高的文化水平和專門知識，而普通工人群眾卻幾乎是文盲或半文盲。在這種情況下，不得不吸收一批舊專家、舊職員參加管理並付給他們較高的薪水。這就造成一種結果，一方麵，資產階級的官吏以官僚主義態度對待新國家的工作；另一方麵，這種官僚主義惡習又汙染了蘇維埃機關，使得一部分工人職員受其影響墮落成官僚主義分子。列寧早就覺察到這一問題，並針鋒相對地指出：
要戰勝官僚主義這個毒瘡，不能憑借“軍事上的勝利和政治上的改造來醫治，它隻能用提高文化來醫治”。
第三，新國家中的官僚主義與封建官僚傳統的影響有關，如果說一切舊國家都是以官僚主義為特征的話，那麼封建國家就更是如此。而現實的社會主義國家又多是脫胎於封建半封建社會的，與封建影響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我國著名學者王亞南曾經在《中國官僚政治》一書中，精辟地分析了舊中國官僚社會的腐敗以及它對社會生活和人、們的思想所產生的廣貶影響。中國封建社會源遠流長，官僚主義病灶根深蒂固，這使得新中國土壤上出現的官僚主義，不能不“帶有封建主義色彩”。
第四，新國家中的官僚主義還與新國家大多長期實行高度集中的經濟政治體製有關。鄧小平同誌明確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