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聯“肅反”擴大化中，由於以斯大林為首的國家政治領導人無根據的多疑症，想當然地認為反對他們的“軍人法西斯”組織的存在，圖哈切夫斯基被懷疑是這個組織的首領，於是圖哈切夫斯基的厄運開始了。1937年5月22日，圖哈切夫斯基在古比雪夫被逮捕，而在此前不久的“五·一”節，圖哈切夫斯基還在列寧墓上，站在斯大林身旁檢閱紅場上的遊行了隊伍。5月25日淩晨，他被投入莫斯科盧比揚卡（當時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所在地）內部監獄的單人牢房。此時，圖哈切斯基對於他為什麼會被捕的原因全然不知。在關進監獄之前，對他也沒有提出任何指控。在獄中，他經受了各種肉體上和精神上的折磨。在他被捕以後不到三周，即6月11日，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庭的特別庭審在克裏姆林宮左側的尼科利街上的一座普普通通的三層樓房裏，審理了“托洛茨基反蘇軍事組織”案件。審訊進行得極其草率，幾乎是閃電式的。上午9時開庭（秘密審判），午飯後不久宣布判決，審判便告結束。它是在沒有辯護和公訴，沒有傳呼證人的情況下審理的，也沒有人願意聽元帥的申辯，因為他的命運早在被逮捕時就決定了。他被指控犯有“間諜和判國罪”判處死刑，沒收個人的所有財產，並被剝奪軍銜。圖哈切夫斯基在庭審後給斯大林寫了申訴，請求寬恕，但斯大林未予置理。次日晚，圖哈切夫斯基就在那座樓房的地下室裏遭到處決。執行人員用抓勾把他的屍體從地下室通向地麵的一條坡道拉上去，扔到卡車上，運到郊外，扔進溝裏，撒上一層生石灰，然後再用土把溝填平。
然而，悲劇並沒有到此結束。不久，圖哈切夫斯基所有親朋好友均遭到逮捕。元帥之妻和他的兩個兄弟也被逮捕、處決。3個姐妹被送往勞改營，他的尚未成年的女兒在成年以後也被送進了勞改營。他的妹夫也被處決。他的弟媳們都被關在盧比揚卡的地下室裏，後被流放到勞改營去接受折磨長達18年半之久，遭受了各種侮辱、不幸和悲傷。圖哈切夫斯基年事已高的母親因為拒絕承認自己的兒子是“人民的敵人”而被逮捕，她和她的一個女兒在流放中死去……
斯大林逝世後，蘇聯才開始對30年代以來的政治案件進行複查清理。1957年蘇聯檢察院和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廳聯合進行了偵查，重新審查了圖哈切夫斯基的案件。1月31日，蘇聯總檢察長作出結論，認為圖哈切斯基案件是一起冤案。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據此撤銷了1937年6月11日的判決。蘇共中央檢察委員會於1957年2月27日為他恢複名譽和黨籍。
亞曆山大·華西列夫斯基
人物簡介
亞曆山大·華西列夫斯基（1895年9月30日—1977年12月5日），蘇聯傑出的軍事家、統帥，蘇聯元帥（1943年），兩次蘇聯英雄（1944年7月29，1945年9月8日）。
生平介紹
1895年，華西列夫斯基出生於科斯特羅馬省新戈利奇哈鎮一個牧師家庭。受家庭影響，華西列夫斯基早年曾入神學院學習。1919年5月華西列夫斯基參加了紅軍。1934年任伏爾加沿岸軍區軍訓部部長。1935年被授予上校軍銜。1936年，華西列夫斯基入總參軍事學院深造，一年以後以優異的成績畢業，調到總參謀部任訓導處處長。在1939年—1940年的蘇芬戰爭中，華西列夫斯基直接參與了作戰計劃的製定，並擔任負責善後工作的聯合委員會蘇方負責人。1940年5月，華西列夫斯基任總參謀部作戰部副部長，主管西方防務。
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戰爭初期，華西列夫斯基任命為副總參謀長兼作戰部部長。在莫斯科會戰（1941年9月—1942年4月）中，華西列夫斯基負責了解戰場形勢，製定粉碎德軍進攻的計劃，對取得會戰的勝利起了重要作用。1942年5月，華西列夫斯基升任總參謀長，10月兼任副國防人民委員，負責主持蘇軍重大戰役計劃的製定，並以大本營代表的身份親自指揮重大戰役。在1942年7月至1943年2月的斯大林格勒會戰中，華西列夫斯基負責協調、指揮參戰的西南方麵軍、斯大林格勒方麵和頓河方麵的行動，全殲德國及仆從國軍隊150萬人。華西列夫斯基幾乎參與指揮了蘇聯衛國戰爭中的所有重大戰役，為將德寇趕出國土做出重大貢獻。他與朱可夫一起被稱為斯大林戰時的“左膀右臂”。1943年2月16日，華西列夫斯基榮獲蘇聯元帥軍銜。
1945年4月，華西列夫斯基奉最高統帥部命令，擬定了對日作戰計劃，任務是消滅日本最精銳的關東軍。華西列夫斯基決定利用邊界對蘇軍的有利態勢，采勸閃擊戰”戰術。8月9日零時10分，蘇軍後貝加爾方麵軍、第1遠東方麵軍和第2遠東方麵軍從後貝加爾、濱海和哈巴羅夫斯克三個方向直插日軍縱深，對關東軍主力實施合圍。為加快戰役的進展，華西列夫斯基命令各方麵軍組成快速部隊，深入敵後，搶占重要的軍事和工業目標，同時，又向哈爾濱、長春、沈陽和大連等城市派出空降兵，占領了這些戰略要地。關東軍很快全線潰敗。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戰後，華西列夫斯基繼續在蘇軍中擔任要職。
華西列夫斯基兩次榮獲“蘇聯英雄”稱號，被授予八枚列寧勳章，兩枚“勝利”最高功勳章及其它許多勳章。他著有回憶錄《畢生的事業》。
1977年，華西列夫斯基去世。
戰爭經曆
華西列夫斯基1895年9月30日出生在位於伏爾加河流域中部平原的新戈利奇哈鎮。父親是本村教堂合唱團的指揮和誦經士，後來又被派到諾沃波克羅夫斯科耶當神父。父親的微薄收入不足以滿足這個多子女家庭甚至最起碼的需要，因此，華西列夫斯基和兄弟姐妹不得不從小就到菜園和田地裏從事勞動。
華西列夫斯基的小學生活是在家鄉附近的一所教會辦的學校度過的。1909年夏天，他從基涅什馬神學學校 畢業，尊從父親的安排，又進入科斯特羅馬神學學校學習。在這一時期，學生中的進步活動，工人為反對資本家剝削而進行的罷工運動，給華西列夫斯基很大的影響。
1914年8月，席卷歐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它改變了華西列夫斯基的人生道路。當時，他正在自己的家鄉度暑假，他為自己安排的未來的道路是從神學學校 畢業後，再進農業學校，將來當一名農學家。然而，戰爭爆發了，作為一個青年，他被保衛祖國的口號所激勵，於是，他和幾位同班同學提前畢業，於1915年2月來到莫斯科，進入阿列克夫謝耶夫軍事學校。
華西列夫斯基在軍校接受了為期4個月的速成訓練，由於沙皇軍隊連遭敗績，軍官嚴重不足，華西列夫斯基畢業後立即被編入預備隊，獲準尉銜。9月，他被派到西南方麵軍的第9集團軍步兵第103師新霍皮奧爾斯克團，同奧匈軍隊作戰。1916年春天，他被任命為連長。1917年11月，華西列夫斯基受十月革命和軍隊內布爾什維克的影響，認清了自己身處的舊軍隊的性質，辭去了軍職，回到家鄉，投身到保衛新生政權的鬥爭中去。
回到家鄉的華西列夫斯基，先是擔任軍訓處的教官，後又在一所小學擔任教師，1919年4月，由於國內形勢日益緊張，華西列夫斯基被新西爾縣召去參加工農紅軍，被任命為排的教官（副排長）。從此，華西列夫斯基的生活道路就同蘇聯紅軍緊密地聯係在一起了。
參加紅軍後，華西列夫斯基立即投入到平息鄧尼金白匪叛亂和反擊波蘭武裝幹涉的戰鬥中去（參見蘇聯國內戰爭和外國武裝幹涉）。在戰鬥中，華西列夫斯基的世界觀進一步發生了變化，他決心忠誠地為人民政權服務，“誓死保衛蘇維埃俄羅斯”；同時，他的指揮才能也得以充分地顯露，當反對外國武裝幹涉的戰鬥結束時，他已成為步兵第142旅第424團副團長。
1921年，由於142旅參謀長奧維奇金患病，華西列夫斯基一度代理了參謀長職務。這是他初次涉足參謀工作，當時他絲毫沒有想到，他會在未來的戰爭中，擔負最高一級的參謀職務。1922年，華西列夫斯基擔任了整編後的紅軍第48師第142團代理團長的職務。在以後的10年中他先後在這個師的各個團擔任團長職務。這期間，他於1926年到“維列斯特爾”步兵戰術進修班學校團長班進修了一年。
1931年春，華西列夫斯基被調到剛剛成立的工農紅軍軍訓部。在調任新職之前，華西列夫斯基正式向團黨委提出加入聯共（布）的申請，並獲得團黨委通過和師黨委批準。1931年8月，經莫斯科軍區黨委批準，華西列夫斯基成為聯共（布）黨的預備黨員。然而，由於隨之而來的清黨運動，停止了吸收黨員，直到1938年年初，華西列夫斯基才在工農紅軍總參謀部轉為正式黨員。
1933年，華西列夫斯基調任伏爾加河沿岸軍區任軍訓部部長。1935年，蘇聯紅軍實行指揮人員和領導人員的軍銜製，華西列夫斯基被授予上校軍銜。1936年11月，華西列夫斯基作為第一期學員，進入剛剛成立的總參軍事學院深造。在這所學院，他們學習戰役學、軍事史、戰術學，研究新的軍事兵器，以及各兵種協同作戰。經過一年的學習，華西列夫斯基進一步擴大了軍事眼界，提高了軍事素養，這些知識為他在衛國戰爭中勝利地完成肩負的重任，打下了良好的基矗
1937年10月，從總參謀部學院畢業的華西列夫斯基被任命為總參謀部戰役訓練處處長。他的主要任務是擬定蘇聯國防人民委員有關工農紅軍領導部門戰役戰略訓練的年度命令和指示。通過這些文件進行年度總結，並在年度總結的基礎上確定下一年度的任務。正是這一時期的工作，開闊了華西列夫斯基在作戰方麵的眼界，對蘇聯武裝力量係統中各軍種、兵種所起的作用有了充分的認識。在這一時期，華西列夫斯基認真工作，並參與了在遠東地區粉碎日軍挑釁的軍事活動。1938年秋，總參機關發布命令，表彰華西列夫斯基“忠誠地高質量地完成了一係列重大任務”。
1939年6月，華西列夫斯基被任命為總參謀部作戰部副部長，1940年5月又擔任了作戰部第一副部長。同年，蘇軍軍銜製實施改革，6月4日，華西列夫斯基被授予少將軍銜。
這一時期，正是德國法西斯開始大肆對外侵略，蘇德戰爭即將爆發的前夜。華西列夫斯基所肩負的擔子更加沉重，工作也更加繁忙。他親自參與了對芬蘭作戰行動計劃的製訂工作。蘇芬戰爭結束後，他便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擬定擊退可能的入侵計劃中去。在擬定作戰計劃的過程中，華西列夫斯基和他的同事們都認定，希特勒德國將是蘇聯最可能的和最主要的敵人。
由於華西列夫斯基在作戰部出色的工作，使他逐漸受到了蘇聯領袖斯大林的重視。在一次軍事會議結束，大家一起進餐時，斯大林在祝酒中，當著眾多高級將領和政治局委員，竟提議為華西列夫斯基的健康幹一杯。接著，斯大林詢問道：“你和你的兄弟為什麼不在經濟上幫助一下你們的父親呢？”當華西列夫斯基告知，為參加革命，他從1926年起就同雙親斷絕了一切聯係時，斯大林說：“你應當立刻與雙親建立聯係，在經濟上經常給他們一些幫助，並將這樣做已被準許的情況告訴總參謀部黨組織。”
1941年，鑒於法西斯德國侵略的威脅日益增長，蘇聯國防人民委員會和總參謀部采取了一係列旨在加強蘇聯西部邊界防禦能力的重要措施。然而，誠如華西列夫斯基在後來的回憶錄中所指出的那樣：“規定的動員措施和組織措施未能全部得到落實和完成，對希特勒德國可能發動進攻的時間作了錯誤的判斷，而且我國的經濟能力也不充許在曆史給我們限定的時間內實現這些措施。當然，軍事領導人員在計劃和實際落實這些措施時所犯的錯誤，在這裏也起到一定的作用。”這種種的原因，造成了蘇德戰爭初期，蘇聯處於嚴重被動的局麵。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國撕毀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以優勢的坦克和摩托化兵團為先導，從波羅的海至喀爾巴阡山寬約1500公裏的正麵，發動全線進攻。蘇德戰爭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進入到一個新階段。6月23日，蘇聯成立了最高統帥部大本營。6月30日，成立了以斯大林為主席的國防委員會。總參謀部的工作職能也進行了調整。它成了大本營的辦事機關，擺脫了直接參與組建紅軍部隊和管理武裝力量後勤的工作，而集中主要精力幫助最高統帥部解決戰役戰略問題。華西列夫斯基在回憶錄中曾指出，在衛國戰爭期間，關於戰略決定及其實施計劃的初步方案，一般都是斯大林會同中央政治局和國防委員會的一些委員，以及軍界方麵的最高副統帥、總參謀長和第一副總參謀長一起擬定的。總參謀部在這一方麵做了大量工作。
7月30日，華西列夫斯基被任命為作戰部長和副總參謀長。由於戰況日益緊張，從8月初開始，華西列夫斯基和總參謀長蘇聯元帥沙波什尼科夫每天都要到最高統帥斯大林那裏去，有時一天要去好幾趟。當時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蘇軍主要預備隊的組成和集中地點問題。
8、9月份，蘇軍的形勢繼續惡化。在西南方麵，蘇軍被迫放棄了基輔（參見基輔戰役），在西北方麵，列寧格勒陷入德軍的包圍（參見列寧格勒戰役），而在中路斯摩棱斯克—莫斯科方向，德軍投入了重兵，企圖一舉攻占莫斯科，取得決定性勝利。9月初，德軍攻陷斯摩棱斯克（參見斯摩棱斯克戰役），打開了進攻莫斯科的最後一扇大門。莫斯科危在旦夕，全力保衛莫斯科已成為蘇軍的主要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