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就在三年之後發生的教派之爭的“光榮革命”中，信奉新教的約翰·丘吉爾便站在了詹姆斯二世的對立麵，轉而支持被國會中的“輝格黨”和“托利黨”迎請來的荷蘭執政奧倫治親王。當時，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企圖借助法國的力量，在英國恢複天主教會和封建統治，與國會發生了激烈的衝突。國會便借助信奉新教的奧倫治親王，即詹姆斯二世的女婿威廉三世，帶兵討伐國王。時運不濟的詹姆斯二世眾叛親離，就連國王的次女，安妮公主，都背叛了他。國王提升丘吉爾為中將，要他帶兵抵抗，沒想到丘吉爾也擁戴威廉，當時，由於親信們的提醒，詹姆斯二世已經考慮要逮捕約翰·丘吉爾。十分警覺的約翰便在11月23日夜晚率領大約四百名軍官和騎兵，逃離了皇家軍隊的營地，投入了新教陣營。威廉三世的軍隊得到了普遍支持，在向倫敦挺進的征途上節節勝利，終於將詹姆斯二世趕下王位並逼其逃往法國。第二年即1689年，國會宣布威廉三世和他的妻子瑪麗二世為英國國王和女王。同時，國會通過了限製王權、擴大資產階級權力的憲法性文件《權利法案》，從此在英國確立了君主立憲製。由於這次政變沒有釀成大規模內戰，所以史稱“不流血革命”或“光榮革命”。
威廉三世於1689年加冕時，器重丘吉爾的軍事才能，任命他重新組建整個英格蘭的陸軍（不包括愛爾蘭和蘇格蘭），並晉封為馬爾巴羅伯爵。在隨後英國與荷蘭、奧地利對抗法國的帕拉亭王位繼承戰（九年戰爭）中，丘吉爾伯爵帶兵在荷蘭作戰，但是1692年突然被解職，召回英國關進倫敦塔監獄，罪名是與流亡在法國的廢王詹姆斯通信，陰謀叛國。所幸，此時英國王位確立的繼承人，是王後的妹妹，安妮公主，也是詹姆斯二世的二女兒，而丘吉爾的妻子薩拉，恰好是安妮公主的閨中密友，靠了這層關係，丘吉爾隻坐了5個月牢獄就被釋放。1702年，威廉三世逝世；因無子嗣，便由安妮公主繼位為英國女王。
曆來頗受安妮女王寵信的約翰·丘吉爾與莎拉·傑寧斯夫婦更是春風得意，官運亨通。約翰·丘吉爾立即被安妮女王任命為國內外軍隊的總司令，並很快奔赴荷蘭，又作為荷蘭軍隊代理總司令，丘吉爾這時52歲，第一次獨立指揮一個重要戰場，沒有大戰的經驗，也沒有軍事聲望，基本上隻有他自己才對自己的軍事指揮藝術充滿絕對的信心。馬爾巴勒公爵是那個時代絕無僅有的具有真正攻勢心靈的人物，他以迅速的機動見長，但他機動的目的，一貫是逼迫對手接受會戰，在戰場上打出決定性的成果。這跟那個時代流行的圍城戰、被動防禦的軍事思想大異其趣。但是這種超出曆史時代的軍事思想，不被當時大多數人所接受，所以戰爭開始的頭兩年，丘吉爾處於一種處處遭到掣肘的焦躁不安的狀態。他指揮的是一支由英國、荷蘭、德意誌諸邦拚湊而成的聯合軍隊，戰略上、政治上矛盾重重。當時要指揮聯軍取勝幾乎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就連法國孔代親王那樣的名將，當年投靠西班牙，指揮西班牙、勃蘭登堡和法國投石黨聯軍的時候，都因為協調不暢而屢遭挫敗，以致英雄無用武之地。1702年和1703年，丘吉爾不是沒有機會打勝仗，他有6萬聯軍在手，麵對法國博福勒斯元帥指揮的6萬法軍，有過兩次，丘吉爾以一係列的快速行軍，切斷法軍的交通線，已經把博福勒斯逼近死角，眼看就能在戰場上壓倒對手，但是荷蘭的國務代表（像是荷蘭政府派出的監軍的角色）卻強烈反對會戰，丘吉爾隻好眼睜睜地看著法軍從羅網中溜走。兩年的戰爭，他所能作的，充其量隻是把法軍從列日、科壟波恩幾個要塞擠走而已。在別人看來，他的戰績已經很出色，1702年，當他回到英格蘭之後，馬上被封為馬爾巴羅公爵，成為英國政界權傾一時的風雲人物。但是隻有馬爾巴勒自己清楚，荷蘭人掣肘所放過的機會有多麼可惜。
1703年，馬爾巴羅重返歐洲大陸指揮“強大聯盟”聯軍進行大陸戰爭，馬爾巴勒已經注意到，荷蘭憑借要塞工事死守，法軍尼德蘭戰場的總司令換成了維勒洛依元帥也沒有積極進攻的意思，荷蘭戰場暫時可以無恙，而奧地利本土卻正麵臨著一個空前的危機。在法國正東和東南方向，法軍阿爾薩斯軍團，在塔拉爾德元帥指揮下，跟萊茵河流域巴登親王指揮的奧地利和德意誌諸邦聯軍對峙，而萊茵河東岸德意誌腹地，法國的盟友巴伐利亞公爵，與穿越萊茵河和黑森林前來增援的法國馬爾森元帥會合，實力大增，隨時可以威脅奧地利的維也納。雖然巴伐利亞和法國聯軍隔絕於德意誌腹心，跟法國本土塔拉爾德元帥的阿爾薩斯軍團隔著萊茵河和黑森林無法溝通，但是他們兵強馬壯，不是奧地利獨自能夠應付得了的。而且巴登侯爵路德維希·威廉跟巴伐利亞公爵是多年來戰場上的老戰友，並肩作戰，還是表親，根本沒有表現出積極作戰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