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拿破侖征服意大利返回巴黎的時候，老同學布裏昂恭維他說：“波那巴，你已經名聞遐邇、震爍古今了。”這位後來的歐洲征服者輕蔑地一笑，堅定的說：“不，布裏昂！如果我今天死去，10個世紀以後，關於我的記載，在世界史上都不會占到半頁的篇幅！”
列夫?托爾斯泰這樣評價林肯：“他的地位，相當於音樂中的貝多芬，詩歌中的但丁，繪畫中的拉斐爾和人生哲學中的基督。但如果他不當總統，他的偉大恐怕隻有上帝才知道。”
馬基亞維利曾經說過：領袖人物是自然數，人民群眾隻是零。他們隻有添在領袖人數後麵才具有意義。
崇高的地位和曆史的變遷，為這樣一批人提供了從零到自然數的飛躍的機會。這是無比驚險的一躍。一個人數十年的磨煉，一個國家數百年來的機遇，一個在人類數千年曆史中注定要寫下的篇章，突然之間，就在那一刻全部彙聚、衝突、爆發，然後決定。人類所能擁有的所有力量：野心與奉獻、知識與智慧、激辯與沉默、妥協與暴力、堅強與忍耐、果斷與沉著……都在那一刻得到了盡情的展現。有的人贏了，他從此屬於千秋萬代；有的人輸了，他從此泯然於芸芸眾生。
凡是在學生階段住過集體宿舍的人可能都有過這樣的經曆：大家都做一件事，比如半夜跑出去買方便麵加餐之類，但都不願意去。於是有人提議：“我建議讓某某人去，同意的人請舉手。”顯然除了被提名的那個人以外的人都會舉手，於是大家就會說：“你看，少數服從多數，你一個人反對無效，該你出去買。”這往往是一種玩笑，“少數派”如果堅決不去，大家也沒有什麼辦法。但這種玩笑，反映了我們一種潛在的觀念——多數對少數擁有強製性的權力。實際上，我們之所以需要民主，乃是為了防止暴政，為了保護每個個人的基本權利不受政治權力的侵害。如果民主產生的權力也去侵害個人的基本權利，那麼這就不是民主，而成了“多數人的暴政”，這種所謂的“民主”最後也隻能走向個人獨裁。
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也是一樣：人生活在社會裏，按照不同的標準劃分，既可能是多數，也可能是少數。如果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是絕對的話，當權者就可以不斷的變換劃分標準來打擊反對自己的力量，把所有的人都變成少數，最後把民主送進墳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