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父親1901年1月24日生，兄弟四人，他最小。父親生在北京，自幼隨祖父去了四川，祖父去世後，祖母帶著父親兄弟4人回了原籍秦安。16歲時離開家鄉出外求學謀生，自此就再也沒有回到過家鄉。屈指算算，他待在家鄉的時間並不算長，但他卻是秦安旅蘭同鄉會的會長，這足以說明家鄉人民對他的殷切期望和愛戴，也足以證明他對家鄉的那份深厚的赤子之情。
父親從小在家讀私塾，生性善良、敦厚、謙和，學習很用功。16歲赴蘭州求學，在甘肅省電信局工作一段時間後，又考取了交通部直屬上海高等電信專科學校，是伏氏家族中第一位進入大學的人。大學畢業後，先後任銀川市電信領班、永登縣電信局局長、甘肅省電信局業務長、甘肅省電信專科學校教務長。抗日戰爭爆發，調任甘肅省防空司令部上校處長。44歲當選為國大代表。
生於十九世紀初的父親，曾在天子腳下，眼見著祖父身著朝服，在朝中忙碌，在衙內執政。但隨著祖父的英年辭世，父親由一個養尊處優的四少爺淪落為鄉間少年，所幸家風淳厚，無論世事如何變化，也沒有動搖父親秉承詩書傳家之風，立誌求學攻讀的傳承之誌。結婚後他義無反顧地赴蘭求學，並遠赴上海學習的經曆都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京城成長的經曆，特別是上海大都市的熏陶，使父親身上總有一種揮之不去的風流倜儻。求學不僅為父親打開了一扇接觸現代科技的窗戶，提升了他專業的水平，也推進了根深蒂固的私塾教育與現代科學的融合，傳統文化與現代科學的兼容和吸納賦予了父親更加大氣的作風。
多重文化的滋養，最終賦予了父親更多的自由精神和適應能力，造就了父親不看重錢財、隨遇而安、達觀的性格。
青年時期工作的頻繁調動，催生了父親更多的協調和溝通能力，再加上父親特有的熱情、達觀和大氣，使父親很快就在蘭州建立起了自己的關係網、朋友圈。這不僅活躍了父親的思想，增長了他的見識，豐富了他的生活，更為他打開了一扇資助親朋故裏的門。
那時，父親很少在家吃飯，多是與這些朋友在一起玩麻將、聽戲。如時任甘肅教育廳廳長的水梓、甘肅學院（蘭大前身）院長王自治、西北醫院院長張查理、青海省駐蘭辦事處主任謝慈舟、著名藝術家範振緒、裴建華，甘肅省電信局局長壽天章，以及軍長王鳳山和第八戰區、蘭州空軍的高級軍官等等。這張關係網，成為父親幫助家鄉父老親朋的有力支柱。
防空司令部工作的那段經曆，使父親認識了許多訓練有素的軍人，他們身上特有的淳樸、義氣、豪爽、扶弱濟貧的品質更加影響了父親的豪氣和樂善好施。父親待人熱情，特別是對來蘭的秦安鄉親，更是不分貧富，均以上賓禮遇，家中的客房幾乎沒有空過。對經濟上有困難的人，慷慨解囊，給予資助；遇到謀求職業的人，總是想法疏通關係，予以幫助，妥為安置。種種善舉深受秦安籍在蘭工作、求學、經商、打工等各界鄉親的崇敬，一致推舉父親為秦安旅蘭同鄉會會長。
二
我的大伯父伏景毅，是清末優貢，滿腹綸論，書法蒼勁。時任甘肅省政府秘書主任，省主席朱紹良極為器重。遺憾的是染上了鴉片煙癮，朱紹良力主他戒斷煙癮，為了戒煙，他住進了當時蘭州最好的外國教會醫院。不幸發生醫療事故，四十餘歲便與世長辭。麵對突然襲來的災難，父親強壓悲痛，拿出自己的積蓄，在當時城中心（現在的張掖路與武都路之間的靜寧路）的觀音堂，舉辦了隆重、肅穆的葬禮。麵對兄長，父親如喪考妣，悲痛欲絕，此情此景，我雖年幼，卻仍曆曆在目。
接下來更為迫切的是三個侄子的學習和工作安排。當時省政府雖給了一筆撫恤金，但父親考慮不到萬不得已不能輕易動用，所以很快通過關係將大侄子安排到蘭州市電話局，將二侄子安排在蘭州空軍電台。小侄與我同齡，還在上小學，所以隨伯母回了秦安老家。過了幾年，小侄子升了中學，父親便將他接到蘭州，打算送蘭州中學（現在的蘭州一中）就讀。記得我的這位堂弟來我家的第一天晚上，吃過晚飯，靠在躺椅上沉沉的睡去，疲倦的小臉上滿是稚氣。母親輕輕地給他蓋了件大衣，心疼地說：你們大伯母把這麼心疼的娃娃交給我們，我們就要叫他吃好、穿好、上好的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