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坐的是小羊皮筏子，隻是渡過河去，並不準備長途漂流。筏客子是一個豪邁粗獷的年輕人，等我們蹲在皮筏上麵，雙手抓牢腳下的木架，他便拿起破舊的槳櫓，用力將筏子推離了岸邊，筏子離開碼頭，順水開始漂流。因是橫渡，為了減輕順流而下的衝力，筏客子隨時會調整角度，努力使皮筏與對岸形成一條斜線……望著奮力揮動著船槳的筏客子，他那濃烈的西部口音、發達的高原胸肌，還有黑裏透紅的粗糙臉龐，以及眼神裏的古樸和野性都會讓人有種親切感、踏實感。看得出，這位筏客子是有多年經驗、深諳水性的老“把式”。
我自1947年夏離開家鄉，已經有一年多沒有見到家人了。坐在筏子上，低頭就能看見黃河水從羊皮胎的空當中悠悠穿過，想想這木漿正在劃向令我夢牽魂繞的家鄉，這一池河水正是從家鄉流來，我情不自禁地伸手穿過木架子，撩動著涼涼的河水，仿佛觸摸到了繡河沿邊的湖水，不由得心如濤湧。
筏子隨著水波蕩漾晃晃悠悠，河麵上涼風習習，渾黃的河水打著漩渦緩緩東流，偶爾有幾支蘆葦在水中搖曳，河對岸峭然屹立的山脈已經清晰可見，看“筏客子”使出“壓”“抓”“提”等招式奮力劃向對岸，我晃如浸泡在母親給我講起的黃河險渡之中。
原始的駝隊，黃河渡口的荒涼，筏客子揮動在水麵上的那隻劈波斬浪的舊漿，還有那博大、雄渾，甚至帶有幾分原始野性的沙漠、河渡，以及綿綿的河水帶來的切切思鄉之情，深深地嵌入了我的記憶之中，無法忘懷。
病榻伴侶
回到蘭州，我開始了臥床、休息、治療。從1948年夏到1949年秋蘭州解放， 整整一年的時間我都以臥床靜養為主。長期靜養中，幸有我從北大帶來的書籍以及同學們經常寄來的郵件做伴，使我還能了解時局的變化，少了許多的彷徨和不安，使頑疾纏身的我對當時敏感的時局尚能隨時掌握，使深陷病榻中的我仍燃燒著民主廣場時的激情。我視其為“病榻伴侶”。
第一位伴侶是我從北京帶回來的《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美國記者斯諾采寫的《毛澤東傳》以及英文版的《資本論》，還有我在蘭州通過郵彙訂閱的《觀察》和《時代》周刊。我平時就將這些書刊放在床邊，隨時翻閱。它們使我的思想朝著一個既定的方向不斷向前延伸。
《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仿佛一輪新社會的紅日正衝出黑雲，蓬勃而升。讀著《資本論》，耳邊仿佛響起舊社會受壓迫奴隸奮起反抗，砸碎鐐銬的呐喊。《觀察》是上海出版的在全國最具影響的時事周刊。其中多有著名的理論家、政治家、軍事家對當時政治形勢、國共內戰發展、社會問題的精辟分析。最吸引我的是時局分析，從對一周國共雙方兵力對比、武器對比、士氣對比、指揮對比，以及地理條件做的全麵、生動的剖析，隨著戰局發展，我對國家的未來充滿了信心。
我在北大同宿舍的同學徐洪澤、金裕岑還經常寄來北大學生運動的內部資料。看著這些資料，民主牆邊的討論、北京街頭的遊行隊伍，以及全國人民雷霆萬鈞的呐喊，也引發了我無限的抱憾。
病榻旁的第二位伴侶是我中學時的同學。他們有的是地下黨員，有的是進步青年。每逢星期日，他們總會抽空來我家，談讀書心得、討論問題、分析時局。這時，我的房間就會被洋溢著的友情、關懷緊緊包圍，每個角落都充滿著熾熱的聲浪，和一張張因期盼偉大時代到來而興奮的漲紅著的臉。我們無拘無束，暢談各自的見解，有時也會爭得麵紅耳赤，但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心願，就是追求進步，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心聲，就是期盼新社會的早日誕生。
這其中有兩件事更加堅定了我的革命理念。一件是經常來我家的一位地下黨員被國民黨特務拘捕，送到了黃河北岸的大沙坪監獄，嚴刑拷打，最後遭到殺害。莘莘學子為了追求理想，為了中華民族的複興，為了大眾的幸福和民主權力，不惜拋頭顱灑熱血，他的英勇就義激起了我們更大的愛國熱忱。
另一件深深觸動我心靈的事是，當時有位好友決定赴延安，但旅費不足。我把這件事告訴了母親，本來沒有請求母親幫助，隻是說說而已，不曾想，母親聽完之後，拿出了她積蓄的二十塊大洋，要我轉交給這位好友。母親的義舉又一次讓我肅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