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某刊上看到了兩代知識分子的對話，對話中出現了一種這樣的觀點，即認為今天中國的青年知識分子，無論是思想覺悟還是學識，均比不上五六十年代的知識分子，更有甚者，曰：今天的青年知識分子應以我國二三十年代的知識分子為楷模。對於這種“向後看”的觀點，本人恕不苟同，並認為，今天的中國青年知識分子，從總體上和發展上說，要強於他們的先輩，那理由是很簡單的：他們站在前輩知識分子的肩上。
但是，就青年知識分子這個群體的自身來說，我以為我們確實有許多的甚至是很大的弱點和缺點，其中突出的毛病，就是既容易自卑，又容易自傲，姑且稱之為“性格分裂症”。其臨床表現是，對學者名流，尤其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種種，喜歡頂禮膜拜於人家足前，像個謙恭卑下的仆從；對於自己的一般中國同胞，特別是“民智未開”的芸芸眾生，則往往擺出世人皆醉我獨醒、超然冷漠的姿態，對張三的改革說三道四，對王五的保守指五挑六，其自傲狀，有如一位高貴的王子。上述說法，如若不信，我先給諸位舉兩個小事例。
前年底，我到北師大去看望一位我上大學時曾教我們課的外籍教師、現在正在該校留學的英國朋友，在座的還有北京某大學的一位青年助教，以及一位日本留學生春田女士。由於除春田外，我們彼此都早已熟悉，加之時下改革正轟轟烈烈，學生的鬧事也轟轟烈烈，我們很自然地談到了中國當前的形勢。英國朋友為了有助於自己的思想感情的表達，打著西方人慣有的誇張手勢，說：“我來中國好幾年了，仍然對中國的事情迷惑不解，我真慶幸我是英國人而不是中國人”。應當說，她的話並無挑釁和煽動的惡意，但是，言外之意，則是說我以及我的許多中國同胞是生活在不幸之中。我作為一個中國人在自己的國家裏聽到外國人是這樣坦率地講自己，心裏委實有些不好受，臉上仿佛有無數螞蟻在爬著，麻辣辣的。但出於禮節，我隻好很難堪地裝出帶著微笑的沉靜。這時，我的那位中國同胞發話了：“中國的政治太不清明，中國的文化過於腐朽，中國的黨風太多庸俗。中國這樣下去沒有出路，隻有拋棄敝帚自珍的曆史遺產，放下包袱，向西方學習，特別是向美國學習，它的前途才可望改觀。”這位同胞語驚四座，對中國全是否定，用語全是第三人稱，宛若他不是中國人。聽著他的話，我臉上的“螞蟻”更厲害地騷擾了一陣子，旋即，我又自慰：我倒沒有像他那樣不顧中國人的自尊，以此求得心理上的某種平衡。接著，春田發表了自己的見解：“你們中國目前的改革，我看，有點像我們的明治維新。當時我們日本許多人也想全盤西化，但實際上行不通，後來發現還是保留了自己的許多東西，也接受了西方的許多東西。現在回過頭來看，我覺得我們做得對，我認為我們的國家比西方要好，至少溫情主義多些。你們中國的改革也應如此，全盤西化是沒有道理的。”這位日本女士的一些類比和結論雖不盡妥當，但她關於要從實際出發接收外來文化的基本立場，引起了我的共鳴，我於是表示讚同她的看法，以此作為對英國朋友的間接反駁。這樁事情過去很久了，但我常常還在腦子裏“過電影”，我想，當時我的那位同胞為什麼對英國朋友的話毫無反應？而且為什麼反而附和著慷慨陳詞了一通？在反思中，我又深感自己不能五十步笑百步，我捫心自問：自己雖對英國朋友的話感到刺激，為何還是報以微笑和沉默？這純粹是由於禮節還是雜有其他的心理？為什麼當時我們兩個中國人在自己的國家裏在談論自己國家的問題上，竟是充當附和的配角？而兩個來自不同國家的外國人卻成了主角？為什麼兩個外國人都在誇讚自己的祖國和民族，而兩個中國人則在貶斥自己的國家或默認這種貶斥？難道說這僅僅是因為中國落後嗎？不，我要說，這裏存在一種性格上的差異，兩位中國青年知識分子被一種自卑的潛意識支配著。
前些日子，我到H省一家雜誌的編輯部去看望一位當編輯的朋友，交談中，來了一位問詢稿件事宜的青年人，當他得知我是在某個政工部門工作(其實我告訴他的是我兩年前的工作崗位)，便說自己年前在某名牌大學畢業後分配到了與我同一個係統的某單位搞技術工作，並稱發表了若幹雜文於報刊上，隨後，以“思辯家”的興趣自動加入了我們的閑談。雖然他是一個後來陌生人，倒也不顧及什麼“溫良恭儉讓”，率先提出話題，然後緊接著把上級的方針政策、單位的頭頭腦腦、社會上的種種風氣猛烈抨擊一頓，口氣很狂，同時，又帶有幾分幼稚、輕薄、理想主義和頹廢情緒。由於我不完全同意他的觀點，我們之間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他先是說我“無知”(以為我是個沒有他那樣高的學曆的“萬金油”幹部)，後又說我被“同化”(得知我也上過大學)。對於他給我戴的頂頂“桂冠”，我很惱火，於是我也步步攤牌，終於使他知道我正在一個肯定能有不少見識的高等學府裏讀碩士研究生，於是，他的攻勢明顯減弱了，而我則利用優勢與時機，進行“火力壓製”，最後，把“幼稚”、“無知”的桂冠戴到了他的頭上。不過當我們的論戰歸於平和時，早已驚動了四鄰的辦公室，一些人以為這裏有兩個鄉野村夫在罵架，紛紛跑來探視，而我那位兼做文章並被圈子裏的人稱為“瀟湘的瓊瑤”的編輯朋友，則早已用手指塞著耳朵，跺著腳喊：“別吵了，別吵了，政治真討厭。”那神態，又分明是在怪我們不懂味。這樁事情雖過去不久，我卻反複思考，玩味了許久。為什麼那位大學生對時事是如此輕率地大加評論？對我這位相對於他來說的“執不同政見者”又是如此自負地大加輕蔑呢？而我又為什麼會對他進行如此刻薄無情的反唇相譏，全不講在外國人麵前的那種禮節了呢？說穿了，這裏有一種自傲的潛意識支配著。我以為，這位大學生與那位助教，是同一個人，隻不過換了副軀體，而我還是前例中的我，連軀體也未換，從自卑到自傲，隨著環境、對象的改變而變化，這是符合小說家常說的“性格發展邏輯”的。不過，如果那位小說家塑造了一個具有這種個性的人物的話，那麼他絕不是作為一個完美的、正麵的人物出現於作品之中。我還要問：為什麼中國人在中國人麵前很注意尊嚴，獨獨在外國人麵前則失去了對尊嚴的敏感？“內外有別”是對的，但這個“別”的內容應當顛倒一下：中國人在中國人麵前丟點麵子尚不要緊，獨獨在外國人麵前不應失去尊嚴。柏楊寫了一本《醜陋的中國人》，這本書可謂是丟中國人麵子的也是主張全盤西化的，但當一個外國人當著他的麵批評中國人不懂團結時，他尚能回答說：是上帝可憐你們外國人，才教中國人不團結，如果中國10億人團結一心，你們會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