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周刊突飛猛進之後，時時立在時代的前線，獲得國內外數十萬讀者好友的熱烈的讚助和深摯的友誼，於是所受環境的副迫也一天天加甚。我參加蔡孑民、宋慶齡諸先生所領導的民權保障同盟不久以後，便不得不暫離我所愛的職務而作歐洲之遊。在這時候的情形，以及後來在各國的狀況，讀者諸君可在《萍蹤寄語》初集、二集和三集裏麵看到大概。我於前年 9月初由美回國，剛好環遊了地球一周，關於在美幾個月考察所得，都記在《萍蹤憶語》裏麵，在這裏不想多說了。回國後主辦《大眾生活》，反映全國救亡的高潮，現在有《大眾集》留下了這高潮的影像。隨後在香港創辦《生活日報》，這在本書《在香港的經曆》一文裏可見一斑。自\"九·一八''''國難發生以來，我竭盡我的心力，隨同全國同胞共赴國難；一麵盡量運用我的筆杆，為國難盡一部分宣傳和研討的責任，一麵也盡量運用我的微力，參加救國運動。
十幾年來在輿論界困知勉行的我，時刻感念的是許多指導我的師友，許多讚助我的同人，無量數的同情我的讀者好友；我常自策勉，認為報答這樣的深情厚惠於萬一的途徑，是要把在社會上所獲得的信用，完全用在為大眾謀福利的方麵去。我深刻地知道，社會上所給我的信用，絕對不是我個人所造成的，是我的許多師友、許多同人以及無量數的讀者好友直接間接所共同造成的。因此也可以說，我在社會上的信用不隻是我的信用，也是許多師友、許多同人乃至無量數的讀者好友所共有的。我應該盡善地運用這種信用，這不隻是對我自己應負的責任，也是對許多師友、許多同人乃至對無量數的讀者好友所應負的責任。
我這信用絕對不為著我個人自己的、私的目的而用，也不被任何個人或任何黨派為著私的目的所利用，我這信用隻許為大眾而用。在現階段，我所常常考慮的是：怎樣把我所有的能力和信用運用於抗敵救亡的工作？
我生平沒有私仇，但是因為現實的社會既有光明和黑暗兩方麵，你要立於光明方麵，黑暗方麵往往要中傷你，中傷的最容易的辦法，是破壤你的社會上的信用。要破壤你在社會上的信用，最常見的方法是在金錢方麵造你的謠言。
我主持任何機關，經手任何公款，對於帳目都特別謹慎；無論如何，必須清會計師查帳，得到證書。這固然是服務於公共機關者應有的職責，是很尋常的事情，本來是不值得提起的。我在這裏所以還順便提起的，因為要談到社會上有些中傷的造謠陰謀，也許可供處世者避免陷害的參考。
也許諸君裏麵有許多人還記得，在馬占山將軍為抗敵救國血戰嫩江的時候，《生活》周刊除在言論上大聲疾呼，喚起民眾共同奮鬥外，並承國內外讀者的踴躍輸將，爭先恐後地把捐款交給本刊彙齊彙寄前方。其中有一位\"粵東女子\"特捐所得遺產二萬五千元，親交給我收轉。這樣愛國的熱誠和信任我們的深摯，使我們得到很深的感動。當時我們的周刊社的門口很小，熱心的讀者除郵彙捐款絡繹不絕外，每天到門口來親交捐款的，也擠得水泄不通；其中往往有賣菜的小販和挑擔的村夫，在櫃台上伸手交著幾隻角子或幾塊大洋，使人看著發生深深的感動，永不能忘的深深的感動！當時我們的同事幾於全體動
員，收款的收款，算帳的算帳，忙得不得了，為著急於算清以便從早彙交前線的戰士，我們往往延長辦公時間到深夜。這次捐款數量達十二萬元，我們不但有細帳，有收據，不但將捐款者的姓名公布（其先在本刊上公布，後來因人數太多，紙張所貼不資，特在\"征信錄\"上全部公布，分寄各捐戶），收據也製版公布，並且由會計師（潘序倫會計師）查帳，認為無誤，給與證明書公布。這在經手公款的人，手續上可說是應有盡有的了。但是後來仍有人用文字散布謠言，說我出國視察的費用是從捐款裏括下來的！我前年回國後，聽到這個消息，特把會計師所給的證明書製版，請律師（陳霆銳律師）再為登報宣布。但是仍有人故作懷疑的口吻，抹煞這鐵一般的事實！這樣不顧事實的行為，顯然是存心要毀壞我在社會上的信用，但是終於因為我的鐵據足以證明這是毀謗誣蔑,他們徒然\"心勞日拙\"，並不能達到他們的目的。
我們隻要自己腳跟立得穩，毀謗誣蔑，是不足畏的。
（原載 1937年 4月上海生活書店《經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