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
詩的源頭是歌謠。上古時候，沒有文字，隻有唱的歌謠，沒有寫的詩。一個人高興的時候或悲哀的時候，常願意將自己的心情訴說出來，給別人或自己聽。日常的言語不夠勁兒，便用歌唱；一唱三歎的叫別人回腸蕩氣。唱歎再不夠的話，便手也舞起來了，腳也蹈起來了，反正要將勁兒使到了家。碰到節日，大家聚在一起酬神作樂，唱歌的機會更多。或一唱眾和，或彼此競勝。傳說葛天氏的樂八章，三個人唱，拿著牛尾，踏著腳，似乎就是描寫這種光景的。歌謠越唱越多，雖沒有書，卻存在人的記憶裏。有了現在的歌兒，就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隨時揀一支合式的唱唱，也足可消愁解悶。若沒有完全合式的，盡可刪一些、改一些，到稱意為止。流行的歌謠中往往不同的詞句並行不悖，就是為此。可也有經過眾人修飾，作為定本的。歌謠真可說是“一人的機鋒，多人的智慧”了。
歌謠可分為徒歌和樂歌。徒歌是隨口唱，樂歌是隨著樂器唱。徒歌也有節奏，手舞腳蹈便是幫助節奏的；可是樂歌的節奏更規律化些。樂器在中國似乎早就有了，《禮記》裏說的土鼓土槌兒、蘆管兒，也許是我們樂器的老祖宗。到了《詩經》時代，有了琴瑟鍾鼓，已是洋洋大觀了。歌謠的節奏，最主要的靠重疊或叫複遝；本來歌謠以表情為主，隻要翻來覆去將情表到了家就成，用不著費話。重疊可以說原是歌謠的生命，節奏也便建立在這上頭。字數的均齊，韻腳的調協，似乎是後來發展出來的。有了這些，重疊才在詩歌裏失去主要的地位。
有了文字以後，才有人將那些歌謠記錄下來，便是最初的寫的詩了。但記錄的人似乎並不是因為欣賞的緣故，更不是因為研究的緣故。他們大概是些樂工，樂工的職務是奏樂和唱歌；唱歌得有詞兒，一麵是口頭傳授，一麵也就有了唱本兒。歌謠便是這麼寫下來的。我們知道春秋時的樂工就和後世闊人家的戲班子一樣，老板叫作太師。那時各國都養著一班樂工，各國使臣來往，宴會時都得奏樂唱歌。太師們不但得搜集本國樂歌，還得搜集別國樂歌。不但搜集樂詞，還得搜集樂譜。那時的社會有貴族與平民兩級。太師們是伺候貴族的，所搜集的歌兒自然得合貴族們的口味；平民的作品是不會入選的。他們搜得的歌謠，有些是樂歌，有些是徒歌。徒歌得合樂才好用。合樂的時候，往往得增加重疊的字句或章節，便不能保存歌詞的原來樣子。除了這種搜集的歌謠以外，太師們所保存的還有貴族們為了特種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獵等等做的詩。這些可以說是典禮的詩。又有諷諫、頌美等等的獻詩；獻詩是臣下作了獻給君上，準備讓樂工唱給君上聽的，可以說是政治的詩。太師們保存下這些唱本兒，帶著樂譜；唱詞兒共有三百多篇，當時通稱作“詩三百”。到了戰國時代，貴族漸漸衰落，平民漸漸抬頭，新樂代替了古樂，職業的樂工紛紛散走。樂譜就此亡失，但是還有三百來篇唱詞兒流傳下來，便是後來的《詩經》了。
“詩言誌”是一句古話；“詩”這個字就是“言”“誌”兩個字合成的。但古代所謂“言誌”和現在所謂“抒情”並不一樣；那“誌”是關聯著政治或教化的。春秋時通行賦詩。在外交的宴會裏，各國使臣往往得點一篇詩或幾篇詩叫樂工唱。這很像現在的請客點戲，不同處是所點的詩句必加上政治的意味。這可以表示這國對那國或這人對那人的願望、感謝、責難等等，都從詩篇裏斷章取義。斷章取義是不管上下文的意義，隻將一章中一兩句拉出來，就當前的環境，作政治的暗示。如《左傳》襄公二十七年，鄭伯宴晉使趙孟於垂隴，趙孟請大家賦詩，他想看看大家的“誌”。子太叔賦的是《野有蔓草》。原詩首章雲：“野有蔓草，零露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子太叔隻取末兩句，借以表示鄭國歡迎趙孟的意思；上文他就不管。全詩原是男女私情之作，他更不管了。可是這樣辦正是“詩言誌”；在那回宴會裏，趙孟就和子太叔說了“詩以言誌”這句話。
到了孔子時代，賦詩的事已經不行了，孔子卻采取了斷章取義的辦法，用詩來討論做學問做人的道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本來說的是治玉；他卻將玉比人，用來教訓學生做學問的工夫。“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本來說的是美人，所謂天生麗質。他卻拉出末句來比方作畫，說先有白底子，才會有畫，是一步步進展的；作畫還是比方，他說的是文化，人先是樸素的，後來才進展了文化——文化必須修養而得，並不是與生俱來的。他如此解詩，所以說“思無邪”一句話可以包括“詩三百”的道理；又說詩可以鼓舞人，聯合人，增加閱曆，發泄牢騷，事父事君的道理都在裏麵。孔子以後，“詩三百”成為儒家的六經之一，《莊子》和《荀子》裏都說到“詩言誌”，那個“誌”便指教化而言。
但春秋時列國的賦詩隻是用詩，並非解詩；那時詩的主要作用還在樂歌，因樂歌而加以借用，不過是一種方便罷了。至於詩篇本來的意義，那時原很明白，用不著討論。到了孔子時代，詩已經不常歌唱了，詩篇本來的意義，經過了多年的借用，也漸漸含糊了。他就按著借用的辦法，根據他教授學生的需要，斷章取義地來解釋那些詩篇。後來解釋《詩經》的儒生都跟著他的腳步走。最有權威的毛氏《詩傳》和鄭玄《詩箋》，差不多全是斷章取義，甚至斷句斷義——斷句取義是在一句、兩句裏拉出一個兩個字來發揮，比起斷章取義，真是變本加厲了。
毛氏有兩個人：一個毛亨，漢時魯國人，人稱為大毛公；一個毛萇，趙國人，人稱為小毛公。是大毛公創始《詩經》的注解，傳給小毛公，在小毛公手裏完成的。鄭玄是東漢人，他是專給毛《傳》作《箋》的，有時也采取別家的解說；不過別家的解說在原則上也還和毛氏一鼻孔出氣，他們都是以史證詩。他們接受了孔子“無邪”的見解，又摘取了孟子的“知人論世”的見解，以為用孔子的詩的哲學，別裁古代的史說，拿來證明那些詩篇是什麼時代作的，為什麼事作的，便是孟子所謂“以意逆誌”。其實孟子所謂“以意逆誌”倒是說要看全篇大意，不可拘泥在字句上，與他們不同。他們這樣猜出來的作詩人的誌，自然不會與作詩人相合；但那種誌倒是關聯著政治教化而與“詩言誌”一語相合的。這樣的以史證詩的思想，最先具體的表現在《詩序》裏。
《詩序》有《大序》《小序》。《大序》好像總論，托名子夏，說不定是誰作的。《小序》每篇一條，大約是大、小毛公作的。以史證詩，似乎是《小序》的專門任務；傳裏雖也偶然提及，卻總以訓詁為主，不過所選取的字義，意在助成序說，無形中有個一定方向罷了。可是《小序》也還是泛說的多，確指的少。到了鄭玄，才更詳密的發展了這個條理。他按著《詩經》中的國別和篇次，係統的附和史料，編成了《詩譜》，差不多給每篇詩確定了時代；《箋》中也更多的發揮了作為各篇詩的背景的曆史。以史證詩，在他手裏算是集大成了。
《大序》說明詩的教化作用；這種作用似乎建立在風、雅、頌、賦、比、興所謂“六義”上。《大序》隻解釋了風、雅、頌。說風是風化(感化)、風刺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頌是形容盛德的意思。這都是按著教化作用解釋的。照近人的研究，這三個字大概都從音樂得名。風是各地方的樂調，《國風》便是各國土樂的意思。雅就是“烏”字，似乎描寫這種樂的嗚嗚之音。雅也就是“夏”字，古代樂章叫作“夏”的很多，也許原是地名或族名。雅又分《大雅》《小雅》，大約也是樂調不同的緣故。頌就是“容”字，容就是“樣子”；這種樂連歌帶舞，舞就有種種樣子了。風、雅、頌之外，其實還該有個“南”。南是南音或南調，《詩經》中《周南》《召南》的詩，原是相當於現在河南、湖北一帶地方的歌謠。《國風》舊有十五，分出二南，還剩十三；而其中邶、鄘兩國的詩，現經考定，都是衛詩，那麼隻有十一《國風》了。頌有《周頌》《魯頌》《商頌》，《商頌》經考定實是《宋頌》。至於搜集的歌謠，大概是在二南、《國風》和《小雅》裏。
賦、比、興的意義，說法最多。大約這三個名字原都含有政治和教化的意味。賦本是唱詩給人聽，但在《大序》裏，也許是“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的意思。比、興都是《大序》所謂“主文而譎諫”；不直陳而用譬喻叫“主文”，委婉諷刺叫“譎諫”。說的人無罪，聽的人卻可警戒自己。《詩經》裏許多譬喻就在比興的看法下，斷章斷句的硬派作政教的意義了。比、興都是政教的譬喻，但在詩篇發端的叫做興。《毛傳》隻在有興的地方標出，不標賦、比；想來賦義是易見的，比、興雖都是曲折成義，但興在發端，往往關係全詩，比較更重要些，所以便特別標出了。《毛傳》標出的興詩，共一百十六篇，《國風》中最多，《小雅》第二，按現在說，這兩部分搜集的歌謠多，所以譬喻的句子也便多了。
三《禮》
許多人家的中堂裏，供奉著“天地君親師”的大牌位。天地代表生命的本源。親是祖先的意思，祖先是家族的本源。君師是政教的本源。人情不能忘本，所以供奉著這些。荀子隻稱這些為禮的三本；大概是到了後世才宗教化了的。荀子是儒家大師。儒家所稱道的禮，包括政治製度、宗教儀式、社會風俗習慣等等，卻都加以合理的說明。從那“三本說”，可以知道儒家有拿禮來包羅萬象的野心，他們認禮為治亂的根本；這種思想可以叫作禮治主義。
怎樣叫作禮治呢？儒家說初有人的時候，各人有各人的欲望，各人都要滿足自己的欲望；沒有界限，沒有分際，大家就爭起來了。你爭我爭，社會就亂起來了。那時的君師們看了這種情形，就漸漸給定出禮來，讓大家按著貴賤的等級，長幼的次序，各人得著自己該得的一份兒吃的、喝的、穿的、住的，各人也做著自己該做的一份兒工作。各等人有各等人的界限和分際；若是隻顧自己，不管別人，任性兒貪多務得，偷懶圖快活，這種人就得受嚴厲的製裁，有時候保不住性命。這種禮，教人節製，教人和平，建立起社會的秩序，可以說是政治製度。
天生萬物，是個很古的信仰。這個天是個能視能聽的上帝，管生殺，管賞罰。在地上的代表，便是天子。天子祭天，和子孫祭祖先一樣。地生萬物是個事實。人都靠著地裏長的活著，地裏長得不夠了，便鬧饑荒；地的力量自然也引起了信仰。天子諸侯祭社稷，祭山川，都是這個來由。最普遍的還是祖先的信仰。直到我們的時代，這個信仰還是很有力的。按儒家說，這些信仰都是“報本返始”的意思。報本返始是慶幸生命的延續，追念本源，感恩懷德，勉力去報答的意思。但是這裏麵怕不單是懷德，還有畏威的成分。感謝和恐懼產生了種種祭典。儒家卻隻從感恩一麵加以說明，看作禮的一部分。但這種禮教人恭敬，恭敬便是畏威的遺跡了。儒家的喪禮，最主要的如三年之喪，也建立在感恩的意味上；卻因恩誼的親疏，又定出等等差別來。這種禮，大部分可以說是宗教儀式。
居喪一麵是宗教儀式，一麵是普通人事。普通人事包括一切日常生活而言，日常生活都需要秩序和規矩。居喪以外，如婚姻、宴會等大事，也各有一套程序，不能隨便馬虎過去；這樣是表示鄭重，也便是表示敬意和誠心。至於對人，事君，事父母，待兄弟、姊妹，待子女，以及夫婦、朋友之間，也都自有一番道理。按著尊卑的分際，各守各的道理，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朋友互相敬愛，才算能做人；人人能做人，天下便治了。就是一個人飲食言動，也都該有個規矩，別叫旁人難過，更別侵犯著旁人，反正諸事都記得著自己的份兒。這些個規矩也是禮的一部分；有些固然含著宗教意味，但大部分可以說是風俗習慣。這些風俗習慣有一些也可以說是生活的藝術。
王道不外乎人情，禮是王道的一部分，按儒家說是通乎人情的。既通乎人情，自然該誠而不偽了。但儒家所稱道的禮，並不全是實際施行的。有許多隻是他們的理想，這種就不一定能通乎人情了。就按那些實際施行的說，每一個製度、儀式或規矩，固然都有它的需要和意義。但是社會情形變了，人的生活跟著變；人的喜、怒、愛、惡，雖然還是喜、怒、愛、惡，可是對象變了。那些禮的惰性卻很大，並不跟著變。這就留下了許許多多遺形物，沒有了需要，沒有了意義；不近人情的偽禮，隻會束縛人。《老子》裏攻擊禮，說“有了禮，忠信就差了”；後世有些人攻擊禮，說“禮不是為我們定的”；近來大家攻擊禮教，說“禮教是吃人的”。這都是指著那些個偽禮說的。
從來禮樂並稱，但樂實在是禮的一部分；樂附屬於禮，用來補助儀文的不足。樂包括歌和舞，是“人情之所必不免”的。不但是“人情之所必不免”，而且樂聲的綿延和融合也象征著天地萬物的“流而不息，合同而化”。這便是樂本。樂教人平心靜氣，互相和愛；教人聯合起來，成為一整個兒。人人能夠平心靜氣，互相和愛，自然沒有貪欲、搗亂、欺詐等事，天下就治了。樂有改善人心、移風易俗的功用，所以與政治是相通的。按儒家說，禮、樂、刑、政，到頭來隻是一個道理；這四件都順理成章了，便是王道。這四件是互為因果的。禮壞樂崩，政治一定不成；所以審樂可以知政。“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吳公子季劄到魯國觀樂，樂工奏哪一國的樂，他就知道是哪一國的；他是從樂歌裏所表現的政治氣象而知道的。歌詞就是詩；詩與禮樂也是分不開的。孔子教學生要“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那時要養成一個人才，必須學習這些。這些詩、禮、樂，在那時代都是貴族社會所專有，與平民是無幹的。到了戰國，新聲興起，古樂衰廢，聽者隻求悅耳，就無所謂這一套樂意。漢以來胡樂大行，那就更說不到了。
古代似乎沒有關於樂的經典；隻有《禮記》裏的《樂記》，是抄錄儒家的《公孫尼子》等書而成，原本已經是戰國時代的東西了。關於禮，漢代學者所傳習的有三種經和無數的“記”。那三種經是《禮儀》《禮古經》《周禮》。《禮古經》已亡佚，《儀禮》和《周禮》相傳都是周公作的。但據近來的研究，這兩部書實在是戰國時代的產物。《儀禮》大約是當時實施的禮製，但多半隻是士的禮。那些禮是很繁瑣的，踵事增華的多，表示誠意的少，已經不全是通乎人情的了。《儀禮》可以說是宗教儀式和風俗習慣的混合物；《周禮》卻是一套理想的政治製度。那些製度的背景可以看出是戰國時代；但組成了整齊的係統，便是著書人的理想了。
“記”是儒家雜述禮製、禮製變遷的曆史，或禮論之作；所述的禮製有實施的，也有理想的。又叫作《禮記》；這《禮記》是一個廣泛的名稱。這些“記”裏包含著《禮古經》的一部分。漢代所見的“記”很多，但流傳到現在的隻有三十八篇《大戴記》和四十九篇《小戴記》。後世所稱《禮記》，多半專指《小戴記》。大戴是戴德；小戴是戴聖，戴德的侄兒。相傳他們是這兩部書的編輯人。但二戴都是西漢的《儀》《禮》專家。漢代有“五經”博士；凡是一家一派的經學影響大的，都可以立博士。大戴儀禮學後來立了博士，小戴本人就是博士。漢代經師的家法最嚴，一家的學說裏絕不能摻雜別家。但現存的兩部“記”裏都各摻雜著非二戴的學說。所以有人說這兩部書是別人假托二戴的名字纂輯的；至少是二戴原書多半亡佚，由別人拉雜湊成的，——可是成書也還在漢代。——這兩部書裏，《小戴記》容易些，後世誦習的人比較多些；所以差不多專占了《禮記》的名字。
《史記》《漢書》
說起中國的史書，《史記》《漢書》，真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這有兩個原因：一則，這兩部書是最早的有係統的曆史。再早雖然還有《尚書》《魯春秋》《國語》《春秋左氏傳》《戰國策》等，但《尚書》《國語》《戰國策》，都是記言的史，不是記事的史。《春秋》和《左傳》是記事的史了，可是《春秋》太簡短，《左氏傳》雖夠鋪排的，而跟著《春秋》編年的係統，所記的事還不免散碎。《史記》創了“紀傳體”，敘事自黃帝以來到著者當世，就是漢武帝的時候，首尾三千多年。《漢書》采用了《史記》的體製，卻以漢事為斷，從高祖到王莽，隻二百三十年。後來的史書全用《漢書》的體製，斷代成書；二十四史裏，《史記》《漢書》以外的二十二史都如此。這稱為“正史”。《史記》《漢書》，可以說都是“正史”的源頭。二則，這兩部書都成了文學的古典。兩書有許多相同處，雖然也有許多相異處。大概東漢、魏、晉到唐，喜歡《漢書》的多；唐以後喜歡《史記》的多，而明、清兩代猶然。這是兩書文體各有所勝的緣故。但曆來班、馬並稱，《史》《漢》連舉，它們敘事寫人的技術，畢竟是大同的。
《史記》，漢司馬遷著。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人，景帝中元五年——西元前一四五年——生，卒年不詳。他是太史令司馬談的兒子。小時候在本鄉隻幫人家耕耕田、放放牛玩兒。司馬談作了太史令，才將他帶到京師(今西安)讀書。他十歲的時候，便認識“古文”的書了。二十歲以後，到處遊曆，真是足跡遍天下。他東邊到過現在的河北、山東及江、浙沿海，南邊到過湖南、江西、雲南、貴州，西邊到過陝、甘、西康等處，北邊到過長城等處；當時的“大漢帝國”，除了朝鮮、河西(今寧夏一帶)、嶺南幾個新開郡外，他都走到了。他的出遊，相傳是父親命他搜求史料去的，但也有些處是因公去的。他搜得了多少寫的史料，沒有明文，不能知道。可是他卻看到了好些古代的遺跡，聽到了好些古代的軼聞；這些都是活史料，他用來印證並補充他所讀的書。他作《史記》，敘述和描寫往往特別親切有味，便是為此。他的遊曆不但增擴了他的見聞，也增擴了他的胸襟；他能夠綜括三千多年的事，寫成一部大書，而行文又極其抑揚變化之致，可見他的胸襟是如何的闊大。
他二十幾歲的時候，應試得高第，作了郎中。武帝元封年(西元前一一〇)，大行封禪典禮，步騎十八萬，旌旗千餘裏。司馬談是史官，本該從行；但是病得很重，留在洛陽不能去。司馬遷卻跟去了。回來見父親，父親已經快死了，拉著他的手嗚咽道：“我們先人從虞、夏以來，世代作史官；周末棄職他去，從此我家便衰微了。我雖然恢複了世傳的職務，可是不成；你看這回封禪大典，我竟不能從行，真是命該如此！再說孔子因為眼見王道缺，禮樂衰，才整理文獻，論《詩》《書》，作《春秋》，他的功績是不朽的。孔子到現在又四百多年了，各國隻管爭戰，史籍都散失了，這得搜求整理；漢朝一統天下，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也得記載表彰。我作了太史令，卻沒能盡職，無所論著，真是惶恐萬分。你若能繼承先業，再作太史令，成就我的未竟之誌，揚名於後世，那就是大孝了。你想著我的話罷。”司馬遷聽了父親這番遺命，低頭流淚答道：“兒子雖然不肖，定當將你老人家所搜集的材料，小心整理起來，不敢有所遺失。”司馬談便在這年死了；司馬遷這年三十六歲。父親的遺命指示了他一條偉大的路。
父親死的第三年，司馬遷果然做了太史令。他有機會看到許多史籍和別的藏書，便開始作整理的工夫。那時史料都集中在太史令手裏，特別是漢代各地方行政報告，他那裏都有。他一麵整理史料，一麵卻忙著改曆的工作；直到太初元年(西元前一〇四)，太初曆完成，才動手著他的書。天漢二年(西元前九九)，李陵奉了貳師將軍李廣利的命，領了五千兵，出塞打匈奴。匈奴八萬人圍著他們；他們殺傷了匈奴一萬多，可是自己的人也死了一大半。箭完了，又沒有吃的，耗了八天，等貳師將軍派救兵。救兵竟沒有影子。匈奴卻派人來招降。李陵想著回去也沒有臉，就降了。武帝聽了這個消息，又急又氣。朝廷裏紛紛說李陵的壞話。武帝問司馬遷，李陵到底是個怎樣的人。李陵也作過郎中，和司馬遷同過事，司馬遷是知道他的。
他說李陵這個人秉性忠義，常想犧牲自己，報效國家。這回以少敵眾，兵盡路窮，但還殺傷那麼些人，功勞其實也不算小。他絕不是怕死的，他的降大概是假意的，也許在等機會給漢朝出力呢。武帝聽了他的話，想著貳師將軍是自己派的元帥，司馬遷卻將功勞歸在投降的李陵身上，真是大不敬；便教將他抓起來，下在獄裏。第二年，武帝殺了李陵全家，處司馬遷宮刑。宮刑是個大辱，汙及先人，見笑親友。他灰心失望已極，隻能發憤努力，在獄中專心致誌寫他的書，希圖留個後世名。過了兩年，武帝改元太始，大赦天下。他出了獄，不久卻又做了宦者做的官——中令書，重被寵信。但他還繼續寫他的書。直到征和二年(西元前九一)，全書才得完成，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他死後，這部書部分的流傳；到宣帝時，他的外孫楊惲才將全書獻上朝廷去，並傳寫公行於世。漢人稱為《太史公書》《太史公》《太史公記》《太史記》。魏、晉間才簡稱為《史記》，《史記》便成了定名。這部書流傳時頗有缺佚，經後人補續竄改了不少；隻有元帝、成帝間褚少孫補的有主名，其餘都不容易考了。
司馬遷是竊比孔子的。孔子是在周末官守散失時代第一個保存文獻的人；司馬遷是秦滅以後第一個保存文獻的人。他們保存的方法不同，但是用心一樣。《史記·自序》裏記著司馬遷和上大夫壺遂討論作史的一番話。司馬遷引述他的父親稱揚孔子整理“六經”的豐功偉業，而特別著重《春秋》的著作。他們父子都是相信孔子作《春秋》的。他又引董仲舒所述孔子的話：“我有種種覺民救世的理想，憑空發議論，恐怕人不理會；不如借曆史上現成的事實來表現，可以深切著明些。”這便是孔子作《春秋》的趣旨；他是要明王道，辨人事，分明是非、善惡、賢不肖，存亡繼絕，補敝起廢，作後世君臣龜鑒。《春秋》實在是禮義的大宗，司馬遷相信禮治是勝於法治的。他相信《春秋》包羅萬象，采善貶惡，並非以刺譏為主。像他父親遺命所說的，漢興以來，人主明聖盛德，和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是他父子職守所在，正該記載表彰。他的書記漢事較詳，固然是史料多，也是他意主尊漢的緣故。他排斥暴秦，要將漢遠承三代。這正和今文家說的《春秋》尊魯一樣，他的書實在是竊比《春秋》的。他雖自稱隻是“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述而不作，不敢與《春秋》比，那不過是謙詞罷了。
他在《報任安書》裏說他的書“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史記·自序》裏說：“罔(網)羅天下放佚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王跡所興”，始終盛衰，便是“古今之變”，也便是“天人之際”。“天人之際”隻是天道對於人事的影響；這和所謂“始終盛衰”都是陰陽家言。陰陽家倡“五德終始說”，以為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德，互相克勝，終始運行，循環不息。當運者盛，王跡所興；運去則衰。西漢此說大行，與“今文經學”合而為一。司馬遷是請教過董仲舒的，董就是今文派的大師；他也許受了董的影響。“五德終始說”原是一種曆史哲學；實際的教訓隻是讓人君順時修德。
《史記》雖然竊比《春秋》，卻並不用那咬文嚼字的書法，隻據事實錄，使善惡自見。書裏也有議論，那不過是著者牢騷之辭，與大體是無關的。原來司馬遷自遭李陵之禍，更加努力著書。他覺得自己已經身廢名裂，要發抒意中的鬱結，隻有這一條通路。他在《報任安書》和《史記·自序》裏引文王以下到韓非諸賢聖，都是發憤才著書的。他自己也是個發憤著書的人。天道的無常，世變的無常，引起了他的慨歎；他悲天憫人，發為牢騷抑揚之辭。這增加了他的書的情韻。後世論文的人推尊《史記》，一個原因便在這裏。
班彪論前史得失，卻說他“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論遊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以為“大敝傷道”；班固也說他“是非頗謬於聖人”。其實推崇道家的是司馬談；司馬遷時，儒學已成獨尊之勢，他也成了一個推崇的人了。至於《遊俠》《貨殖》兩傳，確有他的身世之感。那時候有錢可以贖罪，他遭了李陵之禍，刑重家貧，不能自贖，所以才有“羞貧窮”的話；他在窮窘之中，交遊竟沒有一個抱不平來救他的，所以才有稱揚遊俠的話。這和《伯夷傳》裏天道無常的疑問，都隻是偶一借題發揮，無關全書大旨。東漢王允看“發憤”著書一語，加上咬文嚼字的成見，便說《史記》是“佞臣”的“謗書”，那不但誤解了《史記》，也太小看了司馬遷。
《史記》體例有五：十二本紀，記帝王政跡，是編年的。十表，以分年略記世代為主。八書，記典章製度的沿革。三十世家，記侯國世代存亡。七十列傳，類記各方麵人物。史家稱為“紀傳體”，因為“紀傳”是最重要的部分。古史不是斷片的雜記，便是順案年月的纂錄；自出機杼，創立規模，以駕馭去取各種史料的，從《史記》起始。司馬遷的確能夠貫穿經傳，整齊百家雜語，成一家言。他明白“整齊”的必要，並知道怎樣去“整齊”：這實在是創作，是以述為作。他這樣將自有文化以來三千年間君臣士庶的行事，“合一爐而冶之”，卻反映著秦漢大一統的局勢。《春秋左氏傳》雖也可算通史，但是規模完具的通史，還得推《史記》為第一部書。班固根據他父親班彪的意見，說司馬遷“善敘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直”是“簡省”的意思；簡省而能明確，便見本領。《史記》共一百三十篇，列傳占了全書的過半數；司馬遷的史觀是以人物為中心的。他最長於描寫；靠了他的筆，古代許多重要人物的麵形，至今還活現在紙上。
《漢書》，漢班固著。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鹹陽)人，光武帝建武八年——西元三二——生，和帝永元四年——西元九二——卒。他家和司馬氏一樣，也是個世家；《漢書》是子繼父業，也和司馬遷差不多。但班固的憑借，比司馬遷好多了。他曾祖班斿，博學有才氣，成帝時，和劉向同校皇家藏書。成帝賜了他全套藏書的副本，《史記》也在其中。當時書籍流傳很少，得來不易；班家得了這批賜書，真像大圖書館似的。他家又有錢，能夠招待客人。後來有好些學者，老遠的跑到他家來看書；揚雄便是一個。班斿的次孫班彪，既有書看，又得接觸許多學者；於是盡心儒術，成了一個史學家。《史記》以後，續作很多，但不是偏私，就是鄙俗；班彪加以整理補充，著了六十五篇《後傳》。他詳論《史記》的得失，大體確當不移。他的書似乎隻有本紀和列傳；世家是並在列傳裏。這部書沒有流傳下來，但他的兒子班固的《漢書》是用它作底本的。
班固生在河西，那時班彪避亂在那裏。班固有弟班超，妹班昭，後來都有功於《漢書》。他五歲時隨父親到那時的京師洛陽。九歲時能做文章，讀詩賦。大概是十六歲罷，他入了洛陽的大學，博覽群書。他治學不專守一家；隻重大義，不沾沾在章句上。又善作辭賦。為人寬和容眾，不以才能驕人。在大學裏讀了七年書，二十三歲上，父親死了，他回到安陵去。明帝永平元年(西元五八)，他二十八歲，開始改撰父親的書。他覺得《後傳》不夠詳明，自己專心精究，想完成一部大書。過了三年，有人上書給明帝，告他私自改作舊史。當時天下新定，常有人假造預言，搖惑民心；私改舊史，更有機會造謠，罪名可以很大。
明帝當即詔令扶風郡逮捕班固，解到洛陽獄中，並調看他的稿子。他兄弟班超怕鬧出大亂子，永平五年(西元六二)，帶了全家趕到洛陽：他上書給明帝，陳明原委，請求召見。明帝果然召見，他陳明班固不敢私改舊史，隻是續父所作。那時扶風郡也已將班固稿子送呈。明帝卻很賞識那稿子，便命班固作校書郎，蘭台令史，跟別的幾個人同修世祖(光武帝)本紀。班家這時候很窮。班超也作了一名書記，幫助哥哥養家。後來班固等又述諸功臣的事跡，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上。這些後來都成了劉珍等所撰的《東觀漢記》的一部分，與《漢書》是無關的。
明帝這時候才命班固續完前稿。永平七年(西元六四)，班固三十三歲，在蘭台重行寫他的大著。蘭台是皇家藏書之處，他取精用弘，比家中自然更好。次年，班超也作了蘭台令史。雖然在官不久，就從軍去了，但一定給班固幫助很多。章帝即位，好辭賦，更賞識班固了。他因此得常到宮中讀書，往往連日帶夜的讀下去。大概在建初七年(西元八二)，他的書才大致完成。那年他是五十一歲了。和帝永元元年(西元八九)，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用他作中護軍，參議軍機大事。這一回匈奴大敗，逃得不知去向。竇憲在出塞三千多裏外的燕然山上刻石紀功，教班固作銘。這是著名的大手筆。
次年他回到京師，就做了竇憲的秘書。當時竇憲威勢極盛；班固倒沒有仗竇家的勢欺壓人，但他的兒子和奴仆卻都無法無天的。這就得罪了許多地麵上的官兒；他們都敢怒而不敢言。有一回他的奴子喝醉了，在街上罵了洛陽令種兢，種兢氣恨極了，但也隻能記在心裏。永元四年(西元九二)，竇憲陰謀弑和帝，事敗，自殺。他的黨羽，或誅死，或免官。班固先隻免了官，種兢卻饒不過他，逮捕了他，下在獄裏。他已經六十一歲了，受不得那種苦，便在獄裏死了。和帝得知，很覺可惜，特地下詔申斥種兢，命他將主辦的官員抵罪。班固死後，《漢書》的稿子很散亂。他的妹子班昭也是高才博學，嫁給曹世叔，世叔早死，她的節行並為人所重。當時稱為曹大家。這時候她奉詔整理哥哥的書；並有高才郎官十人，從她研究這部書——經學大師扶風馬融，就在這十人裏。書中的八表和天文誌那時還未完成，她和馬融的哥哥馬續參考皇家藏書，將這些篇寫定，這也是奉詔辦的。
《漢書》的名稱從《尚書》來，是班固定的。他說唐、虞、三代當時都有記載，頌述功德；漢朝卻到了第六代才有司馬遷的《史記》。而《史記》是通史，將漢朝皇帝的本紀放在盡後頭，並且將堯的後裔的漢和秦、項放在相等的地位，這實在不足以推尊本朝。況《史記》隻到武帝而止，也沒有成段落似的。他所以斷代述史，起於高祖，終於平帝時王莽之誅，共十二世，二百三十年，作紀、表、誌、傳凡百篇，稱為《漢書》。班固著《漢書》，雖然根據父親的評論，修正了《史記》的缺失，但斷代的主張，卻是他的創見。他這樣一麵保存了文獻，一麵貫徹了發揚本朝的功德的趣旨。所以後來的正史都以他的書為範本，名稱也多叫作“書”。他這個創見，影響是極大的。他的書所包舉的，比《史記》更為廣大；天地、鬼神、人事、政治、道德、藝術、文章，盡在其中。
書裏沒有“世家”一體，本於班彪《後傳》。漢代封建製度，實際上已不存在；無所謂侯國，也就無所謂世家。這一體的並入列傳，也是自然之勢。至於改“書”為“誌”，隻是避免與《漢書》的“書”字相重，無關得失。但增加了《藝文誌》，敘述古代學術源流，記載皇家藏書目錄，所關卻就大了。《藝文誌》的底本是劉歆的《七略》。劉向、劉歆父子都曾奉詔校讀皇家藏書；他們開始分別源流，編訂目錄，使那些“中秘書”漸得流傳於世，功勞是很大的。他們的原著都已不存，但《藝文誌》還保留著劉歆《七略》的大部分。這是後來目錄學家的寶典。原來秦火之後，直到成帝時，書籍才漸漸出現；成帝詔求遺書於天下，這些書便多聚在皇家。劉氏父子所以能有那樣大的貢獻，班固所以想到《漢書》裏增立《藝文誌》，都是時代使然。司馬遷便沒有這樣好運氣。
《史記》成於一人之手，《漢書》成於四人之手。表、誌由曹大家和馬續補成；紀、傳從昭帝至平帝有班彪的《後傳》作底本。而從高祖至武帝，更多用《史記》的文字。這樣一看，班固自己作的似乎太少。因此有人說他的書是“剽竊”而成，算不得著作。但那時的著作權的觀念還不甚分明，不以抄襲為嫌；而史書也不能憑虛別構。班固刪潤舊文，正是所謂“述而不作”。他刪潤的地方，卻頗有別裁，決非率爾下筆。史書敘漢事，有闕略的，有隱晦的，經他潤色，便變得詳明；這是他的獨到處。漢代“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他實在表彰得更為到家。書中收載別人整篇的文章甚多，有人因此說他是“浮華”之士。這些文章大抵關係政治學術，多是經世有用之作。那時還沒有文集，史書加以搜羅，不失保存文獻之旨。至於收錄辭賦，卻是當時的風氣和他個人的嗜好；不過從現在看來，這些也正是文學史料，不能抹殺的。
班、馬優劣論起於王充《論衡》。他說班氏父子“文義浹備，紀事詳贍”，觀者以為勝於《史記》。王充論文，是主張華實俱成的。漢代是個辭賦的時代，所謂“華”，便是辭賦化。《史記》當時還用散行文字；到了《漢書》，便宏麗精整，多用排偶，句子也長了。這正是辭賦的影響。自此以後，直到唐代，一般文士，大多偏愛《漢書》，專門傳習，《史記》的傳習者卻甚少。這反映著那時期崇尚駢文的風氣。唐以後，散文漸成正統，大家才提倡起《史記》來；明歸有光及清桐城派更力加推尊，《史記》差不多要駕乎《漢書》之上了。這種優劣論起於二書散整不同，質文各異；其實是跟著時代的好尚而轉變的。
晉代張輔，獨不好《漢書》。他說：“世人論司馬遷班固才的優劣，多以固為勝，但是司馬遷敘三千年事，隻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卻有八十萬言。煩省相差如此之遠，班固那裏趕得上司馬遷呢！”劉知幾《史通》卻以為“《史記》雖敘三千年事，詳備的也隻漢興七十多年，前省後煩，未能折中；若教他作《漢書》，恐怕比班固還要煩些”。劉知幾左袒班固，不無過甚其辭。平心而論，《漢書》確比《史記》繁些。《史記》是通史，雖然意在尊漢，不妨詳近略遠，但敘漢事到底不能太詳：司馬遷是知道“折中”的。《漢書》斷代為書，盡可充分利用史料，盡其頌述功德的職分；載事既多，文字自然繁了，這是一。《漢書》載別人的文字也比《史記》多，這是二。《漢書》文字趨向駢體，句子比散體長，這是三。這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不足為《漢書》病。範曄《後漢書·班固傳讚》說班固敘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這是不錯的。
宋代鄭樵在《通誌·總序》裏抨擊班固，幾乎說得他不值一錢。劉知幾論通史不如斷代，以為通史年月悠長，史料亡佚太多，所可采錄的大都陳陳相因，難得新異。《史記》已不免此失；後世仿作，貪多務得，又加繁雜的毛病，簡直教人懶得去看。按他的說法，像《魯春秋》等，怕也隻能算是截取一個時代的一段兒，相當於《史記》的敘述漢事；不是無首無尾，就是有首無尾。這都不如斷代史的首尾一貫好。像《漢書》那樣，所記的隻是班固的近代，史料豐富，搜求不難。隻需破費工夫，總可一新耳目，“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的。鄭樵的意見恰相反，他注重會通，以為曆史是連貫的，要明白因革損益的軌跡，非會通不可。通史好在能見其全，能見其大。他稱讚《史記》，說是“六經之後，惟有此作”。他說班固斷漢為書，古今間隔，因革不明，失了會通之道，真隻算是片段罷了。其實通古和斷代，各有短長，劉、鄭都不免一偏之見。
《史》《漢》可以說是自各成家。《史記》“文直而事核”，《漢書》“文贍而事詳”。司馬遷感慨多，微情妙旨，時在文字蹊徑之外；《漢書》卻一覽之餘，情詞俱盡。但是就史論史，班固也許比較客觀些，比較合體些。明茅坤說：“《漢書》以矩鑊勝”，清章學誠說“班氏守繩墨”，“班氏體方用智”，都是這個意思。晉傅玄評班固，“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這些隻關識見高低，不見性情偏正，和司馬遷《遊俠》《貨殖》兩傳蘊含著無窮的身世之痛得不能相比，所以還無礙其為客觀的。總之《史》《漢》二書，文質和繁省雖然各不相同，而所采者博，所擇者精，卻是一樣，組織的宏大，描寫的曲達，也同工異曲。二書並稱良史，絕不是偶然的。
諸 子
春秋末年，封建製度開始崩壞，貴族的統治權，漸漸維持不住。社會上的階級，有了紊亂的現象。到了戰國，更看見農奴解放，商人抬頭。這時候一切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製度，都起了根本的變化。大家平等自由，形成了一個大解放的時代。在這個大變動當中，一些才智之士對於當前的形勢，有種種的看法，有種種的主張；他們都想收拾那動亂的局麵，讓它穩定下來。有些傾向於守舊的，便起來擁護舊文化、舊製度；向當世的君主和一般人申述他們擁護的理由，給舊文化、舊製度找出理論上的根據。也有些人起來批評或反對舊文化、舊製度，又有些人要修正那些。還有人要建立新文化、新製度來代替舊的；還有人壓根兒反對一切文化和製度。這些人也都根據他們自己的見解各說各的，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這便是諸子之學，大部分可以稱為哲學。這是一個思想解放的時代，也是一個思想發達的時代，在中國學術史裏是稀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