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太後閱過《女誡》的初稿後，聞弦歌而知雅意。為了有效遏製外戚壯大的風氣，也為了穩定女眷主政的動蕩朝政，《女誡》在鄧太後突如其來的推廣之下，迅速席卷整個國家，一躍成為天下女子的典範。
班昭人生的頂峰之路，便是從《女誡》開始，可惜此時她已緩緩走進暮年。
而《女誡》大成，曹世叔的妹妹曹豐生竟上書反駁。兩位同樣有著大智慧與勇氣的女子能夠不顧及世俗眼光，坦然上書辯論，在當時無疑是一種美談。而這種不限於性別的百家爭鳴，更為班昭的大展才華提供了絕佳的環境。
另一部與班昭息息相關的巨著，是《漢書》。
《漢書》在曆史學中的地位，絲毫不亞於《史記》。
班昭淵博的家學在此刻才嶄露鋒芒。世人都說百年家風，班家一門清流，從父親班彪，到兄長班固、班超，再到班昭，甚至於班昭以後的班婕妤，自上而下，不說千年，至少百年之內，聲名在外。
當時，司馬遷的《史記》已然廣為流傳，續寫《史記》成為時下文人的潮流。
“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豈是一般人能夠續上的？所以當時的續作大多是狗尾續貂，有些甚至貽笑大方，“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而對於班昭的父親班彪來說，他對於《史記》既是讚美的，又是不讚同的。司馬遷對董仲舒的公羊學和孔子的儒學都十分推崇，班彪則是專一傳統的儒家學子代表，兩者理念有衝突之處。為此，他在《史記》的基礎上，跟隨時代潮流，以自己的觀點寫了數十篇續作，成為《漢書》的初稿。班固在熟讀父親的續作後，才以此為誌，花了二十餘年修撰《漢書》。遺憾的是，直到班固去世，他也沒完成《漢書》。
兄長班固去世，留下未竟之作《漢書》，班昭臨危受命，應詔入宮，進入東觀藏書閣續修《漢書》。班昭在閱讀了大量史籍後，整理、核校了父兄遺留下來的散亂篇章，並在原稿基礎上補寫了八表：《異姓諸侯王表》《諸侯王表》《王子侯表》《高惠高後文功臣表》《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外戚恩澤侯表》《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曆經四十餘年的《漢書》遂成。
在《漢書》之後，班昭得到了皇帝和太後的認可，讓她以帝師的身份入朝參政。
在這樣一個男權時代裏，班昭能夠邁出這樣一步，無疑是一種全新的突破，而班昭所寫的“表”的文體，更是《漢書》中舉足輕重的部分。值得一提的是，她從未有過驕傲和自滿，《漢書》在最終署名之時，她仍是低眉俯首地寫上了兄長班固的名字。這無關緊要，曆史會為她正名。
除了續寫《漢書》，撰寫《女誡》，班昭最著名的第三次壯舉，便是為兄請命。
班昭的另一位兄長班超出使西域，後又被封為定遠侯，任西域都護。班超背井離鄉三十年，待到垂垂老矣，疾病纏身，思鄉心切的他才忍痛向皇帝上表請求回鄉。
他上表說“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皇帝深為觸動，但為了邊塞安危，始終躊躇不定。
班超沉屙在身，命不久矣，唯一心願便是歸鄉。兄妹連心，班昭心急如焚，隨即準備為兄長禦前請命。浸淫於朝政多年的班昭內心十分清楚，帝王之心，深沉難測，她的請命至關重要，措辭語氣無一不需仔細推敲。用我們現代的話來說，這不僅需要高智商，還需要高情商。
像所有的上書一樣，班昭讚美了皇帝的功德和英明，“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將皇帝架在了高位上，給了他一頂“至孝”的高帽。
她在上書中描寫班超時也充分運用了引人垂憐的形容詞：“每有攻戰，輒為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複相見”等。
最終，皇帝被這一封言辭真切又情理俱全的上書打動了，遂將班超召回國。
遺憾的是，班超回國後不到一個月便病逝，所幸終究骸骨歸故鄉，了卻了一樁夙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