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改製是我國曆史上一次重大的曆史事件。對這次改製的性質和評價曆來眾說紛紜，褒貶不一，但有一點學術界意見是一致的，即王莽的“改製”,加速了當時的各種社會矛盾，因而成為赤眉起義、綠林起義的直接原因。
王莽為獲得民眾的支持和擁護，從當時社會最為關注但又最為棘手的土地和奴婢問題開始著手，宣布實行所謂的“王田”“私屬”製。這是新莽改製中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一項改革措施，其大致包括以下內容：
一、全國田地均歸國家所有，不得買賣，稱作“王田”。二、凡一家有八個男丁者，可有田一井，即九百畝。
三、原有田地超過規定畝數，即一家男丁不夠八人而田超過九百畝者，將超過部分分給宗族或鄉鄰無田而應受田者。四、無田之家，應按有關規定從政府受田。五、奴婢不得買賣，改稱為“私屬”。
六、凡攻擊井田製度，煽動他人破壞法令者流放至邊境。在西漢後期，土地的兼並非常嚴重，大批農民淪為奴隸，民眾的反抗鬥爭此起彼伏。哀帝朝以大司馬師丹為代表的一批官僚，就提出一個“限田限奴”的建議，以用來緩和社會矛盾，卻未能實行。王莽的“王田”“私屬”製，從某種意義上說，或可視為當年師丹建議的延伸和擴展。
然而，由於大地主和中小地主聯合抵製，此製無法進一步推廣，並引起“自諸卿大夫至於庶民”的廣泛反對。這是因為：
首先，以土地買賣為杠杆的土地私有製，自戰國後期以來一直是社會經濟運動的主旋律，至秦漢時期已經深入人心不可動搖，與當時社會生產力發展基本適應，絕不是任何個人的一紙空文能夠取消得了的。
其次，農民既是土地私有製的受益者，也是土地兼並的受害者；他們受土地買賣天公地道時代觀念的束縛，從來也沒有正式向土地私有製發出挑戰；農民自身對土地的渴望，集中反映在其自身對土地的擁有上，而不是要取消土地私有製。
再次，王莽的土地改革關鍵在於保證政府的土地稅征收，用來維持帝國龐大的財政開支，從來也沒有真正顧及農民的利益。所以新莽的王田措施不僅無法扭轉曆史，反而招來地主們的不滿與反抗，而且希望落空的農民的怨懟很自然地把王莽逼入兩麵夾攻的絕境。
始建國四年(公元12),當中郎區博進諫痛陳利害後，王莽隻好無可奈何地宣布：“諸名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以法；犯私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就這樣，王莽改製的重頭戲“王田”“私屬”製正式宣告破產。
除土地、奴婢方麵的改革外，幣製改革是王莽托古改製的另一重要領域。早在新朝建立之前，王莽為打擊貨幣持有者，增加政府財政收入，便曾搞過幣製改革。居攝二年(公元7),他以“凋錢有子母相權”為理由，下令新增“一直(值)五千”的“錯刀”“一直(值)五百”的“契刀”和“一直(值)五十”的“大錢”三種錢，與西漢原有的五銖錢一塊兒在市場上流通。
由於新發行的貨幣質量低劣，遠不足所定之值，而政府又用這種劣質錢兌取百姓手中的五銖錢，從中漁利，結果不但使流通秩序混亂，而且造成了民眾對新貨幣的不信任。人們拒絕使用新貨幣，王莽就用嚴刑酷法強製推行，以致出現令“民人涕泣於道”的情景。
當新朝建立後，在以往幣製改革造成混亂的嚴峻事實麵前，王莽不但絲毫沒有醒悟，反而突發奇想，硬是要給經濟現象賦予一種想當然的政治內涵，企圖通過改變幣製，抹去漢朝劉氏天下留在人們腦海中的印跡。“劉”字，由卯、金、刀三部分構成，這與貨幣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然而這些在王莽的眼裏，卻具有了特殊的意義。他認為，金、刀就是當時流通的五銖錢、大錢、契刀、錯刀等貨幣的代稱，如果大家不再使用它們，不就等於抹去了人們頭腦中漢朝劉家的印跡嗎?
於是乎在始建國元年、二年(公元9年、10年),王莽又兩次改革幣製，頒行“寶貨五品”,把貨幣分為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五物是指金、銀、銅、龜、貝五種不同的幣材；六名是六類貨幣的名稱，即黃金、銀貨、龜幣、貝幣、布、泉；二十八品為二十八種貨幣的交換比值。如此混亂的幣製，同時在市場上運作，連王莽自己也搞不清楚該怎麼折算。因此，不久，王莽就不得不宣布取消龜、貝、布之類的貨幣，隻準流行“小錢直(值)一”和“大泉五十”兩種。
天鳳元年(公元14),王莽又進行第四次貨幣改革，重申金、銀。龜、貝幣可用(價值有所增減),廢除大小錢，以重五銖值一錢的貨幣和重二十五銖值二十五錢的貨幣兩種並行。
王莽多次幣製改革，使社會經濟陷入極度混亂之中，\"農商失業，食貨俱廢”。對於這樣的結果，顯然是他始料不及的。屬於經濟方麵的改革措施還有“五均賒貸”和“六莞”。王莽為了控製國家的經濟運行秩序，采納國師公劉歆的建議，於始建國二年下詔，聲稱根據《周禮》有“賒貸”、《樂語》有“五均”的記載，以及《周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的原則，特推行這一改革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