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堅持了為積蓄力量、準備反攻，為不被敵戰勝創造條件而發展經濟的戰略方針
根據地存在的基礎在於經濟發展狀況，根據地存在的價值也在於經濟實力的大小。經濟實力越大，越有利於積蓄力量，越能夠滿足於支援軍隊的需要，越能夠保證連續作戰的消耗，反之，根據地將失去存在的意義，也沒有存在的價值。正如鄧小平所說：“我們在敵後還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進行了經濟戰線的鬥爭，而且獲得了不小的勝利。也正是因為有了這一經濟戰線的勝利，我們才有可能堅持敵後抗戰六年之久，並且還能繼續堅持下去。”可見，建設根據地，積蓄革命力量，準備戰略反攻，創造不被敵人戰勝的條件，就必須“發展生產，建設自給自足經濟”。
當然，“敵後的經濟戰線鬥爭的尖銳程度，絕不亞於軍事戰線。敵人對我們的經濟進攻是與軍事、政治、特務的進攻密切結合著的，是極其殘暴的”。敵人的“圍剿”、“蠶食”、進攻，通常也都是綜合性的，既有軍事打擊，也有經濟掠奪，還有經濟的破壞，其目的就在於能通過軍事打擊消滅的力量就全力打擊，能通過經濟封鎖削弱的力量，就瘋狂地封鎖，以達“困死、餓死，凍死”的企圖。“敵人極盡殘暴之能事，其目的則在於‘毀滅抗戰生存力’。在敵人這樣的摧殘之下，人民創傷極其深重，如不采取有效辦法，一旦人民元氣耗盡，一旦軍需民食沒有保證，敵後抗戰的堅持是不能設想的”。可見，根據地的建設如果不從發展經濟抓起，如果不首先從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做起，結果必然是生無保障、戰無給養、不打自倒、不攻自破。所以，鄧小平十分注重把經濟建設作為根據地發展的一項重要任務來抓。
在根據地開展經濟建設，需要周密籌劃，包含了兩個不能分離的重要方麵：一是對敵展開經濟鬥爭，一是在根據地開展經濟建設。鄧小平反複告誡各級領導，“沒有對敵鬥爭，談不上根據地建設，沒有根據地建設，更談不上對敵鬥爭”。所以，根據地的經濟建設的一切工作的籌劃、安排和落實，都要從這樣的實際出發，都要依據這兩個方麵的情況來考慮。從1943年春開始，晉冀魯豫區雖然麵臨著嚴重的經濟形勢，冀南區有二十萬人死於災害，從國統區、敵占區奔往太行、太嶽根據地的災民就有二十五萬人，而這兩個地區原有急需救濟的災民又達到五十萬人，但劉伯承、鄧小平沒有因此而畏懼，更沒有對此驚慌失措，而是緊密團結黨、軍隊和人民共同開展了一場重要性和艱苦性都不亞於軍事鬥爭的抗災救災、發展生產、壯大經濟、積蓄財力的偉大鬥爭。同年4月，鄧小平在《解放日報》上發表談話，動員一二九師全體官兵積極行動起來，投身到助民春耕、節省糧食、救濟災民同胞的偉大鬥爭中去。在戰爭條件下，經濟建設的基礎是發展生產，特別是發展以糧食為主的農業生產。針對這樣一條基本規律，6月份鄧小平又主持中共太行分局會議，專題就抓好糧食生產，開展糧食鬥爭，擴大根據地對外貿易，組織貨幣鬥爭，平穩根據地物價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並提出了指導性意見。會議還通過了《關於太行區經濟建設工作的檢查和決定》。隨後，又同劉伯承一起簽發了《一二九師關於生產糧食、渡過災荒，迎接勝利的命令》。
1943年7月2日，鄧小平又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了《太行區的經濟建設》的重要文章。文章指出：“發展生產是經濟建設的基礎，也是打破敵人封鎖、建設自給自足經濟的基礎，而發展農業和手工業，則是生產的重心。經驗告訴我們：誰有了糧食，誰就有了一切。”這篇文章，還根據太行區經濟建設的實踐，總結概括出四條經驗：“第一，敵後的一切離不開對敵的尖銳鬥爭，我們每一點經濟建設的果實，都是用血換來的。第二，沒有正確的政策，就談不上經濟建設；而這些政策的製定，必須以人民福利和抗戰需要為出發點。第三，任何一個經濟建設的事業，沒有廣大人民自願地積極地參加，都是得不到結果的。第四，將大批的得力幹部分配到經濟戰線上去，幫助他們積累經驗，才能使經濟建設獲得保障。”鄧小平關於根據地建設必須通過發展生產來壯大經濟的理論、思想和號召，不僅有效地指導了經濟工作和生產運動的展開，而且也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軍民開展生產運動的積極性。他親自帶領黨政軍幹部和駐地群眾一起挖渠築堤，興修水利，擴大生產規模，促進增產增收，取得了喜人的成果。為了進一步激發廣大軍民發展生產的熱情，推動晉冀魯豫根據地的大生產運動深入持久地開展下去，鄧小平還決定舉行太行區大生產展覽會和太行區殺敵英雄、勞動英雄表彰大會。會前，鄧小平急電毛澤東，詳細報告了太行區生產展覽會的內容。毛澤東看到報告後認為“很好”，遂將報告批轉在延安的中央各位領導人傳閱，並轉發到了各戰略區。通過大會的展覽和表彰，全麵檢閱了太行區大生產運動的成果，宣傳了生產戰線上的英模人物，使大生產運動學有榜樣，趕有目標，達到了預期的目的。正是在鄧小平以發展生產為根據地經濟建設的重中之重的思想的正確指導下，太行區根據地建設才順利地渡過了難關，不斷地興旺發達起來。
三、實行了為鞏固抗日根據地而采取“敵進我進”的軍事鬥爭方針。
敵人進入到我根據地來“清剿”、“蠶食”，我有兩種辦法來對付：一種是采取正麵抵抗，阻敵入侵，在根據地內與敵死打硬拚，這樣做的結果不僅直接破壞了我根據地的建設，而且還要增大我根據地的消耗，保衛根據地的效果也不會好。另一種辦法則是在敵人入侵我根據地的同時，我也派出精幹部隊深入到敵後去，開展廣泛的遊擊戰，亂敵部署，破敵目標，打敵要害，釜底抽薪，斷敵補給，以此來密切配合根據地的正麵抵抗，這樣既可以有效地保衛根據地，還可以減少根據地的損失。兩者相權，後者為利。所以，鄧小平在根據地建設的內容中，提出了“敵我鬥爭形勢是‘敵進我進”’的軍事鬥爭方針。鄧小平認為：“敵人一定要向我們前進，所以我們也一定要向敵人前進，才能破壞或阻滯敵人的前進，鞏固我們的陣地。”因為這是多種作戰形式密切配合的結果。我一麵與敵作戰，敵可集中精力於一個方麵，這就等於“硬碰硬”，在敵優我劣的條件下，我肯定會吃大虧；而我若多麵作戰，多個方向牽製敵人的精力，使其應顧不暇，各種作戰部署也不能順暢協調地相互支援，從而大大降低其作戰功能，削弱其作戰優勢，更有利和有效地打敗敵人的進攻。正如鄧小平所說：“敵進我進的結果，華北根據地的遊擊性將不斷地增加，敵占區的遊擊性也將不斷地增加，在此犬牙交錯的複雜鬥爭中，要求我們細心地了解敵人，善於發現敵人的規律，善於利用縫隙鑽敵人的空子，以爭取主動。敵人‘掃蕩’這一區域時，其他區域即應利用空隙展開對敵鬥爭，被‘掃蕩’區域亦應組織腹地堅持與外線活動相配合的反‘掃蕩’鬥爭，以取得主動。”
1944年4月中旬，日軍在河南發動了打通中國大陸交通線的“一號作戰”行動。當時駐河南的國民黨軍隊隻堅持了一個多月就節節潰退，致使豫西大部分被日軍占領。5月以後，日軍又開始向湘桂發起進攻，在豫西隻留有一個師團，僅能控製隴海鐵路的某些交通要點及其附近的縣城。7月，鄧小平專門組織作戰會議詳細研究向敵後發展遊擊作戰問題。會議傳達了中央關於向河南敵後發展進攻的指示，並命令由太行軍區第五分區司令員皮定均、政治委員徐子榮組建“八路軍豫西抗日支隊”，迅速南渡黃河，開辟豫西抗日根據地。7月3日，鄧小平在宣布豫西抗日支隊領導人的任命會上，就開辟豫西根據地的戰略意義、困難、條件和政策等問題作了許多的重要指示。他指出：日本帝國主義發動河南戰役，國民黨四十萬大軍不戰自潰，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裏，日軍就侵占了三十八座縣城。但是由於日偽軍兵力有限，敵人隻能控製住交通要道及其附近的城鎮，而不可能控製廣大的鄉村，這種態勢就為我們深入到敵後進行廣泛的遊擊戰爭，開辟新的抗日根據地，創造了極有利的條件和可能。這一條件和可能如果我們不去爭取，不去創造，不去開辟，就會喪失爭取勝利的機會，就等於坐以待斃。豫西地處中原，在這裏建立根據地，北與太行、太嶽兩區緊密相連，南與豫鄂根據地相溝通，東與豫皖蘇根據地相結合，所以具有十分重大的戰略意義。對於創建和擴大晉冀魯豫根據地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我們必須努力爭取，我們必須采取堅決而果斷的行動。隨後，鄧小平對部隊的行動又作了具體指示：部隊到了豫西後，要盡快地與那裏的黨組織，與地方武裝取得聯係，盡快地同民眾打成一片，力戒孤軍奮戰，隻要你們堅決貫徹黨的方針政策，嚴格執行群眾紀律，廣泛發動群眾和武裝群眾，就一定能夠很快打開工作局麵，完成黨中央、毛主席交給我們的建立起鞏固的豫西抗日根據地的偉大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