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的校園，生態不惡。翠亨宿舍右轉上坡，蜿向大學後山出口之處，有一株魁梧的茄苳樹，俯臨在全校上空，不但出類拔萃，翠葉迎風，也可稱“拔翠”。樹幹之粗，兩個大漢不能合抱，因此樹上掛牌，說明此樹體魄之偉，為全省茄苳之魁。我每天開車去學校，必定繞樹而轉，無論怎麼仰瞻，都難窺其項背。隻恨此身非鳥，不能飛到頂上去看個清楚。在茄苳旁邊還有一株也頗高大的雨豆樹，葉細而密，狀如雨點，頗有詩意。我就把樹下的夜間閱覽室題名為“雨豆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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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子灣除了濤聲和風聲之外，還有其他天籟可聽。蟬聲聒噪，《水滸傳》說，連魯智深都受不了。我倒覺得其聲雖然單調，卻少起伏，久之可以充耳不聞，偶爾發覺，也可以當作夏午的背景音樂，可以催眠，不必追究，也無法禁止。高雄在南回歸線以南，暑炎最長，蟬噪有時會拖到十一月才歇業。
約在十年以後，一群白鸚鵡侵入西子灣的領空，占據了最高的樹頂，威脅到所有的羽族。其呼喝刺耳之中透出剽悍，一樹磔磔，眾禽默默。一時白鸚鵡在樹頂起伏不定，像一群“白幫”在護地盤，令人心慌意亂。有一度它們霸住了幼珊窗外的樹梢，擾攘不已。
最可愛的應該是綠繡眼了。此鳥俗名叫作“日本白眼”（Japanese White-eye），其實它並非白眼蔑人，而是眼睛周圍有一道白色的眼圈，襯得眼睛分外明顯。絨毛綠中帶黃，身材十分嬌小，隻有十厘米長。生性活潑而合群，話多卻清脆，常在我宿舍飯廳窗外的枝頭起落跳縱，像幼兒園上學那樣，又像是一群音符起伏，不願受五線譜的約束。後來我終於有機會跟它親近，因為有朋友送了我家一隻剛生的幼雛，像一個失母的小女嬰。我們喂它，它就依偎在人掌中，慢慢啄食。久之它就把我存當成了媽媽，常愛蜷在她虛握的拳中憩息。所謂“小鳥依人”，並非常見。以前我家養過的小鸚鵡，要它高興才肯來就你，最多是停在你指上，卻不容你從容撫弄它羽毛，更不會投身你掌中。最後，這隻綠繡眼無意中被我家的門縫壓死，令全家難過了很久。
西子灣的白頭翁和燕子也不少。燕子在新文學院的屋角築窩，所以附近常見燕影掠空，多的時候會見到六七隻穿梭飛巡，覺得很有詩意。英文成語說：“一燕不成夏”（One swallow does not make a summer），中國的燕子卻是春之使者，又是故園的象征。在我新文學院五樓的研究室外麵，常有好幾隻燕子來憩在窗台。我不敢驚動它們，隻能在百葉窗後窺探。一隻燕子的體長約為十七八厘米，比綠繡眼大一倍，仍然嬌小。翅膀又尖又長，尾部中分如叉；背羽深藍近黑，額頭和咽喉呈棕色，腹部色淺近白。停下來時實在不算好看，古代形容武將，常雲“燕頷虎頸”，是威武之相。但是一飛起來，卻輕靈迅捷，瀟灑極了，轉彎尤其渾無痕跡，翩舞過處，即興變幻的不規則橢圓，令幾何學家也隻能驚歎，不能追蹤。裏爾克說詩人正如天鵝，在岸上步態可笑，可是一下水多麼優雅。燕子不也一樣嗎，一升空就無虛不入，無巧不能，自由得可羨。《水滸傳》有個好漢叫浪子燕青，名字不是亂取的。
有一次大台風過後，我踏著滿地的亂葉斷枝去研究室，忽見門楣上麵棲著一隻小貓頭鷹。我啞然失笑，說現在的咕咕鍾怎麼越做越好，竟像真的一樣，說著還向它揮一揮手。不料它毫無表情，卻忽然振翅，向長廊盡頭飛去。我回過神來，開門入室，發現麵海的百葉窗頁上頹然垂下一物。近前再看，其物黝黝，並不是利落地掛在窗下，而是不規則的多角體，半懸半纏在百葉的吊索上，赫然竟是一具幹癟僵硬的蝙蝠屍體。我大為震撼，發現風災的受難者並不隻人類。這種事，無論是愛倫·坡或彭斯，大概都會入詩的，當時卻被我錯過了。
西子灣並非全為人而設，除了草木蟲禽，還有較大的動物愛來此地。鬆鼠身手的矯捷，不下於燕子，但是可遇而不可尋，偶爾現身一瞥，背影立刻沒入樹蔭深處。最常見的是狗與猴。閩南話的“猴”與廣東話的“狗”同音，不知古代是否如此。校園的野狗至少上百隻，大半都還好看，有些可能原有主人，卻因故流亡在野。常常三五成群懶散地臥憩在屋後或坡底，不知它們究竟如何維生。
猴子卻沒有這麼本分，常常從壽山下來覓食，膽子越來越大，就公然掠食了。女生常遭它們奇襲，奪去手提的食物。就算男生向它們吼叫驅逐，有時還逡巡不走。走廊上的垃圾箱常被翻倒，狼藉滿地。有時候電梯門開處，一頭悍猴就赫然在門外，老神在在，直著眼睛跟你對視，女生常給嚇得尖叫。有一次我在新文學院三樓上課，一隻猴子忽然衝進門來，一躍而上連椅的桌麵板，再躍，三躍，就像太平洋戰爭逐島奇襲的登陸部隊。隻是那猴子體格較大，可能是壽山的獼猴王吧，完全不畏人群，一番恣縱之後，竟然在後排的連椅桌麵坐定，炯炯地熟視著全班。一時女生歇斯底裏，男生猶豫不決。我卻火大了。好大膽的臭猢猻！敢來攪我的局，踢我的館！說時遲，那時快：頓悟我手中的麥克風可當武器，便大步向惡客走去，一麵湊近麥克風大吼：“滾出去！”憑猴子的智慧，恐怕還識不破我的洪音並非全靠丹田的元氣，還以為此人肺活量如此驚人，不如避之則吉。它果然退了出去，猴頭，猴腦，加猴尾。全班鬆一口氣，迸出大笑。
3
我的教書生涯幾乎長達半個世紀，如果不計在美國的四年，則包括師範大學十年，政治大學兩年，中文大學十一年，中山大學二十二年，在西子灣的悠長歲月約占其半。但前後我與校園的關係卻可分為兩段：在台北時我的住家在校外，跟同事、學生的接觸較少；但是到了香港、高雄，我就整個投入了校園，家人也是第一次住進教授宿舍，先是感到新奇，繼而感到親切。這經驗對於吾妻我存，更是深刻。她的性格開朗外向，很快就成了人緣不錯的“餘師母”，添了不少新朋友。以前我和同事、學生的關係，她不過略知一二，而且都是聽我口述，雖覺有趣，卻不夠真切。餘家進駐校園之後，她的友誼反而比我廣闊，見聞也比我的更“生活化”，因此她生動的“野史”頗能補充我冠冕的“正傳”，兩者並在一起，不少同事就變得立體而且具體了。
來中山的前六年，除教兩門課外，還有雙重的行政工作，所以中午就不回宿舍吃飯。同時因為兼管外文研究所，為了接近碩士班的研究生，就常會到所裏的大閱覽室，跟學生一同午餐，吃的是最簡單的便當。久之便成了所裏的傳統：要見餘老師，隻需自備便當，十二點以後去閱覽室的小圓桌旁等待便可。
最早我是在院長室裏午餐，由文姐購買便當，有時幼珊也會買來陪我同吃。後來發現獨食無聊，而父女相對吃一樣的便當，也不太有趣，漸漸就發展到師生同桌的場麵。
師生同桌之趣要形成傳統，不能靠生硬的製度，得靠緣分。做老師的，尤其是身為所長，不能無緣無故地忽然找幾個“愛徒”來陪自己吃飯，那太不自然了。反過來，學生來找老師，卻是天經地義。午餐桌永遠在那裏，老師準時會出現，想要就教或聽“講古”的學生，隻要帶一盒便當去，就可以從容親炙了。另一方麵，做老師的也有自己的經驗與感想，或者趣事與近聞，或者無傷大雅的笑話，或者剛剛遠遊歸來，想與寶貝學生同樂，而在課堂上不便發揮，免得亂蓋誤了正課，但在同桌進食之際，卻大可天馬行空，水銀瀉地。
在導師製度之外，這種不落痕跡、自然形成的師生共餐，意不在饕餮，言不必及義，話題進展如滾雪球，笑聲猝發如打噴嚏，乃正課以外師生之緣的至高境界。雖然“食不言”乃夫子養生之戒，而一張嘴一麵要進食一麵又要吐話，忙得像進出口的碼頭，似乎有礙健康，但是說者語妙天下，聽者笑得開心，獨樂樂何如眾樂樂，不但可以促進師生情誼，也有助於校園文化。
初來中山的十年，我常出國參加國際筆會，帶回各國的紀念品，也常在午餐桌上與研究生共賞或共嚐。她們舔著鹽，淺淺嚐一口墨西哥帶回來的龍舌蘭酒，又苦著臉勉強咀嚼又鹹又腥的芬蘭鹿肉幹。馬來的杧果幹頗受歡迎，榴梿隻有膽大的人敢試。捷克的提線傀儡，俄國的套層木偶，都引發她們的童心。那時候台灣旅客的足跡還不像現在這麼普遍，所以我誇張的天方夜譚她們聽得十分出神，好像真隨我去看了西班牙的鬥牛，開普敦的桌山，伊瓜蘇的瀑布。
圍著白色的小圓桌與我共餐的，多為女生。倒不是我排拒男生，而是外文係所甚至整個文學院的學生，都是女多於男，比例約為三比一。希臘神話裏，掌管詩歌，亦即廣義文學的，雖為阿波羅，但古典詩人尋求靈感時祈禱的神明，卻是女神九繆斯（the Nine Muses）。時至今日，不但保佑文藝的是女神，就連讀者甚至粉絲也大半是女性了。所以一位老教授兼老作家的磁場能吸來眾多女弟子，也不足為奇了。當年袁枚的四周不也如此嗎？我家雖有四個女兒，但晚年守在老爸身邊的隻有幼珊；佩珊任教東海，也不常見麵。所以有幾個女弟子繽紛於側，容我大發議論，小發牢騷，偶泄隱衷，甚至言不及義，淪為意識亂流，以博村姑們咯咯傻笑，而補女兒們天各一方的空虛，也不失為晚年一慰吧。
是的，後來師徒更熟，拘束漸解，我就泛稱她們為“村姑”，而男生來參加時，也就叫“村童”。這稱呼自然是來自英文古典詩中的shepherd與shepherdess。她們覺得有趣，也就接受了。與我共餐的村姑前後至少上百人，她們有時也會帶校外的朋友或家人一齊來，那就更難勝數。其中出席率最高的村姑，該是陳亞貝。我和村姑們接觸漸頻，至於嘻哈程度，就是從她那一班開始，也是在她那一屆臻於高潮。其中的“造化”（chemistry）很難分析，大概跟她尊師的熱忱和人脈的廣闊有關。午間我的便當本來都由所裏的文姐負責，但亞貝出現後，就往往自告奮勇，把采購之勞攬了過去，另外還加上合我味蕾的甜點，而對我的盼望不過是多講些旅遊經，或是文壇學府的掌故逸聞，就算是我提供的甜點吧。
有一次在那小圓桌邊，一位村姑提起，聽說我上星期曾去台灣“清華大學”的畢業典禮上致辭。我問她們知道我跟沈君山校長的故事嗎，她們搖頭。我便告訴她們：四十多年前沈君山是年輕的海歸學人，在台灣“清華大學”客座，邀我去他學校演講。那時他不過二十七八歲，我也才三十出頭。我的演講不外是鼓吹現代文學，並朗誦自己的新作為例。前兩排的聽眾有不少理工科的教授，其中一位聽我念出什麼“也想乘一枝超光速的火箭\/去探大宇宙的邊陲”，忍不住指出，沒有飛行器能夠超越光速。等到我念完《敲打樂》，另有一位王教授又指責我此詩侮辱了中國。我沉不住氣，便應以“不懂詩就不要亂說！”場麵頓時僵住，他的太太還上台來向我致歉。當晚沈君山夫婦陪我坐火車回台北，我對他們戲言：“你們‘清華大學’真是文化的沙漠，瘋子的樂園！”事隔那麼多年，沈君山在“清大”校長任滿，即將退休，又再請我去他的學校演講。他在介紹我時忍不住提到當年的一幕，笑問我對“清大”的訓詞是否不變。我答以今日的“清大”校譽日隆，當然早非“文化的沙漠”。沈君山立刻接口：“不過還是瘋子的樂園！”一招逆轉的自嘲，激起滿堂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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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也就輪到亞貝這一屆畢業了，也就是說，她們就得揮別西子灣了，而這一段師生緣也就要告一段落。村姑與村童一走出連接西子灣與鹽埕區的那條隧道，海緣也要告終，去投入茫茫的人海了。以後當然還可以回來，不過不是天長地久，而是做匆匆的過客了。與亞貝同班的陳淑莉、唐慧容，經常同進同出，儼然三位一體。她們往往結夥來敲我的房門，並帶來“小王子”（Le petit prince）的巧克力蛋糕，共享一頓下午茶點。但是走出西子灣後，村姑們也都自奔前程。十多年後，亞貝早已做了兩個女兒的母親，教過兩家高中。淑莉遠去西雅圖的華大，曾回西子灣來；我去華大講學，也曾由她開車，載我和季珊登山看雪。慧容在高雄教過書，後來去了英國，近兩年來，像淑莉一樣，已失去聯絡。
二十二年來，在西子灣上過我課的本科生與研究生，將近千人，至於來旁聽的流動人口，則更難計算。其中也有緣分特長而仍多聯係的，例如胡誌祥和湯惠媛，兩人都在外文係畢業後續讀外文所，而終於結成夫妻。母校給了他們雙重學位與美好姻緣，收他們做了西灣兒女。
另一組三位一體的碩士生，是黃寶儀、賴錦儀、陳宛玲。寶儀畢業後去英國攻文化評論，很快取得博士學位，已經在台大外文係任教。希望她們三位沒有那麼快散掉，至少去年她們還回西子灣來參加年終的“校友團圓”。其他的金童玉女，啊不，村童村姑，如果不依數據，僅憑印象，這些年來向那張不朽的小圓桌時常報到，頻率較高的，至少還包括林為正、曾建綱、陳耿雄、高統位、餘慧珠、呂盷珊、何瑞蓮、張禮文、呂淑女、林嘉瑩……再寫下去就太長了，又不是點名單。還有一位外院常來的村童，叫陳敬勳，是化學係的博士生，報到之頻，投入之深，久之村姑們已不“見外”了。雖是理科的高班生，敬勳外表斯文清秀，常識豐富而略帶羞澀。我見他笑得臉紅，便假裝問他：“你的臉色有必要這麼紅潤嗎？”村姑們大笑。迄今我都分辨不出：他來得這麼殷勤，究竟是為了老教授，還是為了村姑。
休要小看那張著魔的白漆小圓桌，二十年來圍它而坐的食客，人去人來，也不盡是我最後的愛徒，有些還是我早年的及門弟子，今日都各自學有所成，早成了我的同事。鍾玲、蘇其康、王儀君、黃心雅、羅庭瑤、張錦忠，有的在台大，有的在政大，有的在師大，甚至就在中山，先後都修過我的課；前三位依次還擔任過中山的文學院長。他們還不是我最早的高足，卻是非常資深的村姑村童了。這麼說來，小圓桌閱人多矣：今日它仍然守在外文係的教師休息室裏，為我悠久而溫馨的師生緣默默見證。
有一次我對村姑們說：“想念西子灣就回來看看。不要以為老師就沒有用了，售後服務還多著呢！”村姑們笑問什麼叫“售後服務”，我說：“項目繁多，譬如寫推薦信啦，證婚啦，為小孩子取名字啦！”村姑們一陣傻笑，可是沒等幾年，果然就寄來了緋紅的喜柬。每次我去證婚，都會帶一本自己翻譯的王爾德喜劇《理想丈夫》（An Ideal Husband），上台致辭之後就轉身麵向一對幸福的新人，亮出這本絕妙好書，獻給婚紗如霧紅顏若花的新娘，引起滿堂笑聲、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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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隔兩年我都會在外文所講授上下兩學期的“浪漫詩歌”，選修的研究生頗多。浪漫詩當然滿有趣，卻未必好讀，你要是以為都像徐誌摩、戴望舒的詩那麼淺易，入口便化，就錯了。認真讀起原文來，文法這一關就很難過：主詞出現了，動詞在何處？代名詞一大堆，所代的名詞能還原嗎？倒裝的句法，理得順嗎？穿插的割裂句，斷處如何承接？平凡的字彙，在古語中作何解？微妙的典故，複雜的比喻，非英語國家專有名詞的發音，這一切，都不容浮光掠影地蒙混過關。如果不能過關斬將，而要奢求該詩的妙悟真情，那就永遠休想登堂入室。所以三小時的長課，會把師生都累倒。但如果真能解惑脫困，嚐到甜頭，也會像胡桃挑仁，螃蟹剝殼，苦盡甘來，還是值得的。學期結束時，我就寫了一首諧詩，發給學生共娛，並出一口怨氣，詩曰：
William Blake is a bore，
Wordsworth is little more.
Coleridge is a freak.
Shelley is humourlessly Greek.
Keats is hopelessly sick.
What''''s in a Romantic
Except panic and frantic.
And，what''''s worse，Byronic？
去年外文係新編折頁簡介，要我題幾行詩。西子灣朝西，外文係所學不外向西方取經。我就用這聯想謅了幾句如下：
You ask me why we''''re so carefree.
Because our neighbor is the sea；
Our windows open to the west，
And our minds open to the quest
of what''''s in Western Muse is best.
去年的碩士班畢業前夕，王文德、許世展請我題言贈別。我想起唐人五絕的名句：“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又想外文係既向西方取經，則所習之曆程也可稱《西遊記》，便寫了下麵這首小品，讓他們拿去燒在紀念的馬克杯上，和村童村姑的合影並列：
日日西子灣
堂堂西遊記
西灣無限好
西遊長堪憶
思台北，念台北
隱地從台北寄來他的新書《歐遊隨筆》，並在扉頁上寫道：“爾雅也在廈門街一一三巷，每天，我走您走過的腳步。”一句話，撩起我多少鄉愁。龍尾蛇頭，接到多少張聖誕卡賀年片，沒有一句話更撼動我的心弦。
如果腳步是秋天的落葉，年複一年，季複一季，則最下麵的一層該都是我的履印與足音，然後一層層，重重疊疊，舊印之上覆蓋著新印，千層下，少年的屐跡車轍，隻能在仿佛之間去翻尋。每次回到台北，重踏那條深長的巷子，隱隱，總踏起滿巷的回音，那是舊足音醒來，在響應新的足音？廈門街、水源路那一帶的彎街斜巷，拭也拭不盡的，是我的腳印和指紋。每一條窄弄都通向記憶，深深的廈門街，是我的回聲穀。也無怪隱地走過，難逃我的聯想。
那一帶的市井街坊，已成為我的“背景”甚至“腹地”。去年夏天在西雅圖，和葉珊談起台灣詩選之濫，令人窮於應付，成了“選災”。葉珊笑說，這麼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我該編一本《古亭詩選》，他呢，則要編一本《大安詩選》。其實葉珊在大安區的腳印，寥落可數，他的鄉井當然在水之湄，在花蓮。他隻能算是“半山”的鄉下詩人，我，才是城裏的詩人。十年一覺揚州夢，醒來時，我已是一位台北人。
當然不止十年了。清明尾，端午頭，中秋月後又重九，春去秋來，遠方盆地裏那一座島城，算起來，竟已住了二十六年了。這期間，就算減去旅美的五年，來港的兩年，也有十九年之久。北起淡水，南迄烏來，半輩子的歲月便在那裏邊攘攘度過，一任紅塵困我，車聲震我，限時信、電話和門鈴催我促我，一任杜鵑媚我於暮春，蓮塘迷我於仲夏，雨季黴我，溽暑蒸我，地震和台風撼我搖我。四分之一的世紀，我眼見台北長高又長大，腳踏車三輪車把大街小巷讓給了電單車計程車，半田園風的小省城變成了國際化的現代立體大都市。鏡頭一轉，前文提要一樣的跳速，台北也驚見我，如何從一個寂寞而迷惘的流亡少年變成大四的學生，少尉編譯官，新郎，父親，然後是留學生，新來的講師，老去的教授，毀譽交加的詩人，左頰掌聲右頰是噓聲。二十六年後，台北恐已不識我，霜發的中年人，正如我也有點近鄉情怯，機翼斜斜，海關擾擾，出得鬆山，迎麵那一叢叢陌生的樓影。
曾在那島上，淺淺的淡水河邊，遙聽嘉陵江滔滔的水聲，曾在芝加哥的樓影下，沒遮沒攔的密歇根湖岸，念江南的草長鶯飛，花發蝶忙。鄉愁一縷，恒與揚子江東流水競長。前半生，早如斷了的風箏落在海峽的對麵，手裏兀自牽一縷舊線。每次填表，“永久地址”那一欄總教人臨表踟躕，好生為難。一若四海之大，天地之寬，竟有一處是穩如磐石，固如根柢，世世代代歸於自己，生命深深植於其中，海嘯山崩都休想將它拔走似的。麵對著天災人禍，世局無常，竟要填表人肯定說出自己的“永久地址”，真是一大幽默，帶一點智力測驗的意味。盡管如此，表卻不能不填。二十世紀原是填表的時代，從出生紙到死亡證書，一個人一輩子要填的表，疊起來不會薄於一部大字典。除非你住在烏托邦，表是非填不可的。於是“永久地址”欄下，我暫且填上“台北市廈門街一一三巷八號”。這一暫且，就暫且了二十多年，比起許多永久來，還永久得多。
正如路是人走出來的，地址，也是人住出來的。生而為閩南人，南京人，也曾經自命為半個江南人，四川人，現在，有誰稱我為台北人，我一定欣然接受，引以為榮。有那麼一座城，多少熟悉的麵孔，由你的朋友，你的同學、同事、學生所組成，你的粉筆灰成雨，落濕了多少講台，你的藍墨水成渠，灌溉了多少畝報紙雜誌。四個女孩都生在那城裏，母親的慈骨埋在近郊，父親和嶽母皆成了常青的喬木，植物一般植根在那條巷裏。有那麼一座城，錦盒一般珍藏著你半生的腳印和指紋，光榮和憤怒，溫柔和傷心，珍藏著你一顆顆一粒粒不朽的記憶。家，便是那麼一座城。
把一座陌生的城住成了家，把一個臨時地址擁抱成永久地址，我成了想家的台北人，在和中國母體土接壤連的一角小半島上，隔著南海的青煙藍水，竟然轉頭東望，思念的，是二十多年來餐我以蓬萊的蓬萊島城。我的陽台向北，當然，也盡多北望的黃昏。奈何公無渡河，從對河來客的口中，聽到的種種切切，陌生的，嚴厲的，迷惑的，傷感的，幾已難認後土的慈顏，哎，久已難認。正如賈島的七絕所言：
客舍並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鹹陽。
無端更渡桑幹水，卻望並州是故鄉。
如果十霜已足成故鄉，則我的二十霜啊多情又何遜唐朝一孤僧？
未回台北，忽焉又一年有半了。一小時的飛程，隔水原同比鄰，但一道海關多重表格橫在中間，便感煙波之闊了。願台北長大長壯但不要長得太快，願我記憶中的島城開路機鏟土機的挺進下保留一角半隅的舊區讓我循那些曲折而玄秘的窄弄幽巷步入六十年代五十年代。下次見麵時，願相看嫵媚如昔，城如此，哎，人亦如此。
祖籍閩南，說來也巧，偌大一座台北城，二十多年來隻住過兩條閩南風味的小街：同安街和廈門街。同安街隻住了兩年半，後來的二十四年就一直在廈門街。如果台北是我的“家城”（英文有這種說法），廈門街就是我的“家街”了。這家，是住出來的，也是寫出來的。八千多個日子，二十幾番夏至和秋分，即使是一片沙漠，也早已住成家了。多少篇詩和散文，多少部書，都是在臨巷的那個窗口，披一身重重疊疊深深淺淺的綠蔭，吟哦而成。我的作品既在那一帶的巷閭孕化而成，那條小街，那些曲巷也不時浮現在我的字裏行間，成為現代文學裏的一個地理名詞。螢塘裏、網溪裏，久已育我以靈感，希望掌管那一帶的地靈土仙能知曉，我的靈感也榮耀過他們。廈門街的名字，在我的香港讀者之間，也不算陌生。
有意無意之間，在台北，總覺得自己是“城南人”，不但住在城南，工作也在城南。島內最具規模的三座學府全在城南，甚至南郊；北起麗水街，南迄指南山麓，我的金黃歲月都揮霍在其中。思潮文風，在杜鵑花簇的迷錦炫繡間起伏回蕩。當時年少，曾饜過多少稚美的青睞青眼，西去取經，分不清，身是堂吉訶德或唐僧。對我而言，古亭區該是中國文化最高的地區，記憶也最密。即連那“家巷”的左鄰右舍，前翁後媼，也在植物一般悠久而遲緩的默契裏，相習而相忘，相近相親。出得巷去，左手是裁縫鋪子、理發店、豆漿店然後是電料行，右手是西藥行、雜貨店、花店、照相館……閉著眼睛，我可以一家家數過去，夢遊一般直數到汀州街口。前年夏天從香港回台北，一天晚上，去巷口那家藥行買藥。胖胖的老板娘在櫃台後麵招呼我，還是二十年來那一口潮州普通話。不見老板，我問她老板可好。“過身了——今年春天。”說著她眼睛一陣濕，便流下了淚來。我也為之黯然神傷，一時之間，不知怎麼安慰才好，默默相對了片刻，也就走開了。回家的路上，我很是感動，心裏滿溢著溫暖的鄉情，一問一答之間，那婦人激動的表情，顯示她已經把我當成了親人。二十年來，我是她店裏的常客，和她丈夫當然也是稔熟的。我更想起十八年前母親去世，那時是她問我答，流淚的是我，囁嚅相慰的是她。久鄰為親，那一切一切，城南人怎會忘記？
對我麵言，城北是商業區，新社區，無論它有多繁華，我的台北仍舊在城南。台北是愈長愈高了，長得好快，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在城的東北，在鬆山機場那一帶喊他。未來在召喚，好多城南人禁不起那誘惑，像何凡、林海音那一家，便遷去了城北，一窩蜂一窩鳥似的，住在高高的大公寓裏，和下麵的世界來往，完全靠按鈕。等到高速公路打通，桃園的國際機場建好，大台北無阻的步伐，該又向西方邁進了。
該來的，什麼也擋不住。已去的，也無處可招魂。當最後一位按摩女的笛聲隱隱，那一夜在巷底消逝，有一個時代便隨她去了。留下的是古色的月光，情人、詩人的月光，仍祟著城南那一帶的灰瓦屋，矮圍牆，彎彎繞繞的斜街窄巷。以南方為名的那些街道——晉江街、韶安街、金華街、雲和街、泉州街、潮州街、溫州街、青田街，當然，還有廈門街——全都有小巷縱橫，奇徑暗通，而門牌之紛亂，編號排次之無軌可循，使人逡巡其間，迷路時惶惑如智窮的白鼠，豁然時又自得如天才的偵探。幾乎家家都有圍牆，很少巷子能一目了然，巷頭固然望不見巷腰，到了巷腰，也往往看不出巷底要通往何處。那一盤盤交纏錯綜的羊腸迷宮，當時陷身其中，固曾苦於尋尋覓覓，但風晨雨夜，或是奇幻的月光婆娑的樹影下走過，也賦給了我多少靈感。於今隔海想來，那些巷子在奧秘中寓有親切，原是最耐人咀嚼的。黃昏的長巷裏，家家圍牆飄出的飯香，吟一首民謠在召歸途的行人：有什麼，比這更令人低回的呢？
最耐人尋味的小巷，是同安街東北行，穿過南昌街後，通向羅斯福路的那一段。長隻五六十碼，狹處隻容兩輛腳踏車蠕行相交。上麵晾著未幹的衣裳，兩旁總排著一些腳踏車手推車，曬些家常醃味，最擠處還有些小孩子在嬉遊。磚牆石壁半已剝蝕，頹敗的紋理伸手可觸。近羅斯福路出口處還有個小小的土地祠，簡陋可笑的裝飾也無損其香火不絕，供果常青。那恐怕是世界上最短最窄的一條陋巷了。從師大回家的途中，不記得已蜿穿過幾千次了，對於我，那是世界上最滑稽最迷人最市井風的一段街景。電視天線接管了日窄的天空，古台北正在退縮。撼地壓來的開路機啊，能繞道而行放過這幾座曆史的殘堡嗎？
在《蒲公英的歲月》裏，曾說過喜歡的是那島，不是那城。台北啊我怎能那樣說，對你那樣不公平？隔著南中國海的煙波，向香港的電視幕上，收看鄰區都市的氣象，首爾和東京之後總是台北，是陰是晴是變冷是轉熱是風前或雨後，都令我特別關心。台風自海上來，將掠台灣而西，撲向廈門和汕頭，那氣象報告員說，不然便是寒流凜凜自華中南下，氣溫要普遍下降，明天莫忘多加衣。隻有在那一刹那，才幻覺這一切風雲雨霧原本是一體，拆也拆不開的。
香港有一種常綠的樹，黃花長葉，屬刺槐族，據說是移植自台灣，叫“台灣相思”。那樣美的名字，似乎是為我而取。
——一九七七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