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高級的人很多，有趣的人也很多，又高級又有趣的人卻少之又少。高級的人使人尊敬，有趣的人使人歡喜，又高級又有趣的人，使人敬而不畏，親而不狎，交結愈久，芬芳愈醇。
我是餘光中的秘書
“請問這是餘光中教授的辦公室嗎？”
“是的。”
“請問餘教授在嗎？”
“對不起，他不在。”
“請問您是——”
“我是他的秘書。”
“那，請您告訴他，我們還沒有收到他的同意書。我們是某某公司，同意書一個月前就寄給他了——”
接電話的人是我自己。其實我哪有什麼秘書？這一番對答並非在充場麵，因為我真的覺得，尤其是在近來，自己已經不是餘光中，而是餘光中的秘書了。
詩、散文、評論、翻譯，一向是我心靈的四度空間。寫詩和散文，我必須發揮創造力。寫評論，要用判斷力。做翻譯，要用適應力。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我才自覺生命沒有虛度。但是，記得把許可使用自己作品的同意書及時寄回，或是放下電話立刻把演講或評審的承諾記上日曆，這些紛繁的雜務，既不古典，也不浪漫，隻是超現實，“超級的現實”而已，不過是秘書的責任罷了。可是我並沒有秘書，隻好自己來兼任了，不料雜務愈來愈煩，兼任之重早已超過專任。
退休三年以來，我在西子灣的校園仍然教課，每學期六個學分。上學期研究所的“翻譯”，每周都要批改練習，而難纏的“十七世紀英詩”仍然需要備課。退休之後不再開會了，真是一大解脫。大頭會讓後生去開吧。回頭看同事們臉色沉重，從容就義一般沒入會議室，我有點幸免又有點愧疚之感。
演講和評審卻無法退休。今年我去蘇州大學、東南大學、南京大學、廈門大學，甚至母鄉常州的前黃高中，已經演講了八場，又去香港講了兩場。如果加上在台灣各地的演講，一共應該在二十場以上。但是我婉拒掉的邀約也有多起。其實演講本身並不麻煩，三分學問靠七分口才，在講之外更要會演。真是錦心繡口的話，聽眾愈多就愈加成功。至於講後的問答與簽名，隻是餘波而已。麻煩的倒是事先主辦者會來追討講題與資料，事後又寄來一疊零亂的記錄要求修正。所謂“事後”，有時竟長達一年之後，簡直陰魂不散，真令健忘的講者“憂出望外”，隻好認命修稿，將出口之言用駟馬來追。
近年去各校演講，高中多於大學。倒不是大學來邀的較少，而是因為中山大學的曆任校長高估了我，以為我多去高中會吸引畢業生來投考中山。所以我去高中演講，有點“出差”的意味。其實高中生聽講更認真，也更純真。大學生呢，我在各大學已經教了四十年，可謂長期的演講了。
評審是一件十分重要但未必有趣的事情。文學獎的評審不但要為本屆的來稿定位，還會影響下屆來稿的趨勢，當然必須用心。如果來稿平平，或者故弄玄虛，或者耽於流行的招數，評審委員就會感到失望甚至憂心。但若來稿不無佳作甚至珍品，甚至不遜於當代的名作，則評審委員當有發掘新秀的驚喜，並期待能親手把獎頒給這新人。被主辦單位指定為得獎作品寫評語，也不一定是賞心樂事，因為高潮已退，你還得從頭到尾把那些詩文詳閱一遍，然後才能權衡輕重，指陳得失。萬一你的首選隻得了佳作，而獨領冠軍的那篇你並不激賞甚至不以為然，你這篇評語又怎能寫得“顧全大局”呢？
另一種評審要看的是學術論文，有的是為學位，有的是為升等，總之都要保密。看學位論文是為了要做口試委員，事先需要保密，事後就公開了。但是看升等論文，則不分事先事後，都得三緘金口，事態非常嚴重。這種任務純然黑箱作業，可稱“幕後學術”，其為秘密，不能像緋聞那樣找好友分享。諷刺的是，金口雖緘，其金卻極少，比起文學獎的評審費來，不過像零頭，加以又須守密，所以也可稱“黑金學術”。這也罷了，隻是學術機構寄來的洋洋論文，外加各種資料，盡管有好幾磅重，有時並不附回郵信封。我既無秘書，又無“行政資源”，哪裏去找夠大夠牢的封袋來回寄呢？
“你為什麼不叫助教代勞呢？還這麼親力親為！”朋友怪我。
倒好像我還是當年的係主任或院長，眾多得力的助教，由得我招之即來，遣之即去。其實，係裏的助教與工讀生都能幹而又勤快，每天忙得像陀螺打轉，還不時要為我轉電話，或者把各方對我的邀約與催迫寫成字條貼在我的信箱上。這些已經是她們額外的負擔，我怎能加重要求？
我當然也分配到一位“助理”。禮文是外文係的博士生，性格開朗，做事明快，更難得的是體格之好非其他準博女、準碩女能及。她很高興也實際為我多方分勞，從打字到理書，服務項目繁多。不過她畢竟學業繁重，不能像秘書一樣周到，隻能做“鍾點零工”。
所以無盡無止無始無終的疑難雜事，將無助的我困於重圍，永不得出。令人絕望的是，這些牛毛瑣細，舊積的沒有減少，新起的卻不斷增多，而且都不甘排隊，總是橫插進來。
以前出書，總在台灣，偶在香港。後來兩岸交流日頻，十年來我在大陸出書已經快二十種，有的是單本，有的是成套，幾乎每一省都出了。而每次出書，從通信到簽合同，從編選到寫序到提供照片，有時還包括校對在內，牽涉的雜務可就多了。像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的一套三本，末校寄給我過目。一看之下，問題仍多，令我無法袖手，隻好出手自校。一千二百頁的簡體字本，加上兩岸在西方專有名詞上的譯音各有一套，早已“一國兩製”了，何況還有許多細節涉及敏感問題，因此校對之繁，足足花了我半個月的時間。
同時在台灣，新書仍然在出。最新的一本《含英吐華》是我為十二屆梁實秋翻譯獎所寫評語的全集，三百多頁詩文相繆，中英間雜，也校了我一個禮拜。幸好我的書我存都熟悉，一部《梵·高傳》三十多萬字，四十年前她曾為我謄清初稿，去年大地出版社出最新版，又幫我細校了一遍，分勞不少。
“天下文化”出版了《茱萸的孩子》，意猶未盡，又約傅孟麗再撰一本小巧可口的《水仙情操——詩話餘光中》。高雄市文獻委員會把對我的專訪又當作口述曆史，出版了一本《讓春天從高雄出發》。不久廣州的花城出版社又推出徐學所著《火中龍吟——餘光中評傳》。九月間爾雅出版社即將印行陳幸蕙在《幼獅文藝》與《明道文藝》上連刊了三年的《悅讀餘光中：詩卷》。四本書的校稿，加起來不止千頁，最後都堆上我的紅木大書桌，要“傳主”或“始作俑者”親自過目，甚至寫序。結果是買一送一：我難改啄木鳥的天性，當然順便校對了一遍。
校對似乎是可以交給秘書或研究生去代勞的瑣事，其實不然。校對不但需要眼明心細，耐得住煩，還需要真有學問，才能疑人之所不疑。一本書的高下，與其校對密切相關，如果校對粗率，怎能贏得讀者的信心？我在台灣出書，一向親自末校，務求謬誤減至最少。大陸出書，近年校對的水準降低，有些出版社倉促成書，錯字之多，不但刺眼，而且傷心。評家如果根據這樣的“謬本”來寫評，真會“謬以千裏”。
另一件麻煩事就是照片。在視覺主宰媒體的時代，讀者漸漸變成了觀眾，讀物要是少了插圖，就會顯得單調，於是照片的需要大為增加。報刊索取照片，總是強調要所謂“生活照片”，而且出版在即，催討很緊。家中的照相簿與零散的照片，雖已滿坑滿穀，永遠收拾不清，但要合乎某一特殊需要，卻是隻在此櫃中，雲深無覓處。我存耐下心來，苦搜了半夜，不是這張太年輕，那張太蒼老，就是太暗，太淡，或者相中的人頭太雜，甚至主角不幸眨眼，總之辛苦而不美滿。難得找到一張真合用的，又擔心會掉了或者受損。
而如果是出書，尤其是傳記之類，要提供的“生活照片”就不是三兩張可以充數的了。自己的照片從少到老，不免略古而詳今，當然“古照”本來就少，隻好如此。與家人的合照倒不難找，我存素來喜歡攝影，也勤於裝簿。與朋友的合照要求其分配均衡，免得顧此失彼，卻是一大藝術。但是出版社在編排上另有考慮，挑選之餘，均衡自然難保。大批照片能夠全數完璧歸來，已經值得慶幸了。為了確定究竟寄了哪些照片出去，每次按年代先後編好號碼、逐張寫好說明，還得把近百張照片影印留底。有時一張照片年代不明，夫妻兩人還得翻閱信史，再三求證。目前我的又一本傳記正由河南某出版社在編排，為此而提供給他們的一大袋照片，許多都是一生難再的孤本，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浪子回家？
這許多分心而又勞神的雜務，此起彼落，永無寧時。他人代勞，畢竟有限，所以自己不能不來兼差，因而正業經常受阻，甚至必須擱在一邊。這麼一再敗興，詩意文心便難以為繼了。我時常覺得，藝術是閑出來的，科技是忙出來的。“閑”當然不是指“懶”，而是俯仰自得、遊心太玄、從容不迫的出神狀態，正是靈感降臨的先機與前戲。
現代人的資訊太發達，也太方便了，但是要吸收、消化、運用，卻因此變得更忙。上網就是落網，終於都被那隻狡詭的大蜘蛛吞沒。啊不，我不要做什麼三頭六臂、八腳章魚、千手觀音。我隻要從從容容做我的餘光中。而做餘光中，比做餘光中的秘書要有趣多了。
我的四個假想敵
二女幼珊在港參加僑生聯考，以第一誌願分發台大外文係。聽到這消息，我鬆了一口氣，從此不必擔心四個女兒通通嫁給廣東男孩了。
我對廣東男孩當然並無偏見，在港六年，我班上也有好些可愛的廣東少年，頗討老師的歡心，但是要我把四個女兒全部讓那些“靚仔”“叻仔”擄掠了去，卻舍不得。不過，女兒要嫁誰，說得灑脫些，是她們的自由意誌，說得玄妙些呢，是姻緣，做父親的又何必患得患失呢？何況在這件事上，做母親的往往位居要衝，自然而然成了女兒的親密顧問，甚至親密戰友，作戰的對象不是男友，卻是父親。等到做父親的驚醒過來，早已腹背受敵，難挽大勢了。
在父親的眼裏，女兒最可愛的時候是在十歲以前，因為那時她完全屬於自己。在男友的眼裏，她最可愛的時候卻在十七歲以後，因為這時她正像畢業班的學生，已經一心向外了。父親和男友，先天上就有矛盾。對父親來說，世界上沒有東西比稚齡的女兒更完美的了，唯一的缺點就是會長大，除非你用急凍術把她久藏，不過這恐怕是違法的，而且她的男友遲早會騎了駿馬或摩托車來，把她吻醒。
我未用太空艙的凍眠術，一任時光催迫，日月輪轉，再揉眼時，怎麼四個女兒都已依次長大，昔日的童話之門砰地一關，再也回不去了：四個女兒，依次是珊珊、幼珊、佩珊、季珊。簡直可以排成一條珊瑚礁。珊珊十二歲的那年，有一次，未滿九歲的佩珊忽然對來訪的客人說：“喂，告訴你，我姐姐是一個少女了！”在座的大人全笑了起來。
曾幾何時，惹笑的佩珊自己，甚至最幼稚的季珊，也都在時光的魔杖下，點化成“少女”了。冥冥之中，有四個“少男”正偷偷襲來，雖然躡手躡腳，屏聲止息，我卻感到背後有四雙眼睛，像所有的壞男孩那樣，目光灼灼，心存不軌，隻等時機一到，便會站到亮處，裝出偽善的笑容，叫我嶽父。我當然不會應他。哪有這麼容易的事！我像一棵果樹，天長地久在這裏立了多年，風霜雨露，樣樣有份，換來果實累累，不勝負荷。而你，偶爾過路的小子，竟然一伸手就來摘果子，活該蟠地的樹根絆你一跤！
而最可惱的，卻是樹上的果子，竟有自動落入行人手中的樣子。樹怪行人不該擅自來摘果子，行人卻說是果子剛好掉下來，給他接著罷了。這種事，總是裏應外合才成功的。當初我自己結婚，不也是有一位少女開門揖盜嗎？“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說得真是不錯。不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同一個人，過街時討厭汽車，開車時卻討厭行人。現在是輪到我來開車。
好多年來，我已經習於和五個女人為伍，浴室裏彌漫著香皂和香水氣味，沙發上散置皮包和發卷，餐桌上沒有人和我爭酒，都是天經地義的事。戲稱吾廬為“女生宿舍”，也已經很久了。做了“女生宿舍”的舍監，自然不歡迎陌生的男客，尤其是別有用心的一類。但是自己轄下的女生，尤其是前麵的三位，已有“不穩”的現象，卻令我想起葉慈的一句詩：
一切已崩潰，失去重心。
我的四個假想敵，不論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學醫還是學文，遲早會從我疑懼的迷霧裏顯出原形，一一走上前來，或迂回曲折，囁嚅其詞，或開門見山，大言不慚，總之要把他的情人，也就是我的女兒，對不起，從此領去。無形的敵人最可怕。何況我在亮處，他在暗裏，又有我家的“內奸”接應，真是防不勝防。隻怪當初沒有把四個女兒及時冷藏，使時間不能拐騙，社會也無由汙染。現在她們都已大了，回不了頭；我那四個假想敵，那四個鬼鬼祟祟的地下工作者，也都已羽毛豐滿，什麼力量都阻止不了他們了。先下手為強，這件事，該乘那四個假想敵還在繈褓的時候，就予以解決的。至少美國詩人納許（Ogden Nash，1902-1971）勸我們如此。他在一首妙詩《由女嬰之父來唱的歌》（Song to Be Sung by the Father of Infant Female Children）之中，說他生了女兒吉兒之後，惴惴不安，感到不知什麼地方正有個男嬰也在長大，現在雖然還渾渾噩噩，口吐白沫，卻注定將來會搶走他的吉兒。於是做父親的每次在公園裏看見嬰兒車中的男嬰，都不由神色一變，暗暗想道：“會不會是這家夥？”想著想著，他“殺機陡萌”（My dreams，I fear，are infanticide），便要解開那男嬰身上的別針，朝他的爽身粉裏撒胡椒粉，把鹽撒進他的奶瓶，把沙撒進他的菠菜汁，再扔頭優遊的鱷魚到他的嬰兒車裏陪他遊戲。逼他在水深火熱之中掙紮而去，去娶別人的女兒。足見詩人以未來的女婿為假想敵，早已有了前例。
不過一切都太遲了。當初沒有當機立斷，采取非常措施，像納許詩中所說的那樣，真是一大失策。如今的局麵，套一句史書上常見的話，已經是“寇入深矣！”女兒的牆上和書桌的玻璃墊下，以前的海報和剪報之類，還是披頭士、拜絲、大衛·凱西弟的形象，現在紛紛都換上男友了。至少，灘頭陣地已經被入侵的軍隊占領了去，這一仗是必敗的了。記得我們小時，這一類的照片仍被列為機密要件，不是藏在枕頭套裏，貼著夢境，便是夾在書堆深處，偶爾翻出來神往一番，哪有這麼二十四小時眼前供奉的？
這一批形跡可疑的假想敵，究竟是哪年哪月開始入侵廈門街餘宅的，已經不可考了。隻記得六年前遷港之後，攻城的將士便換了一批口操粵語的少年來接手。至於交戰的細節，就得問名義上是守城的那幾個女將，我這位“昏君”是再也搞不清的了。隻知道敵方的炮火，起先是瞄準我家的信箱，那些歪歪斜斜的筆跡，久了也能猜個七分；繼而是集中在我家的電話，“落彈點”就在我書桌的背後，我的文苑就是他們的沙場，一夜之間，總有十幾次腦震蕩。那些粵音平上去入，有九聲之多，也令我難以研判敵情。現在我帶幼珊回了廈門街，那頭的廣東部隊輪到我太太去抵擋，我在這頭。隻要留意台灣健兒，任務就輕鬆多了。
信箱被襲，隻如戰爭的默片，還不打緊。其實我寧可多情的少年勤寫情書，那樣至少可以練習作文，不致在視聽教育的時代荒廢了中文。可怕的還是電話中彈，那一串串警告的鈴聲，把戰場從門外的信箱擴至書房的腹地，默片變成了身曆聲，假想敵在實彈射擊了。更可怕的，卻是假想敵真的闖進了城來，成了有血有肉的真敵人，不再是假想了好玩的了，就像軍事演習到中途，忽然真的打起來了一樣。真敵人是看得出來的。在某一女兒的接應之下，他占領了沙發的一角，從此兩人呢喃細語，囁嚅密談，即使脈脈相對的時候，那氣氛也濃得化不開，窒得全家人都透不過氣來。這時幾個姐妹早已回避得遠遠的了。任誰都看得出情況有異。萬一敵人留下來吃飯，那空氣就更為緊張，好像擺好姿勢，麵對照相機一般。平時鴨塘一般的餐桌，四姐妹這時像在演啞劇，連筷子和調羹都似乎得到了消息，忽然小心翼翼起來。明知這僭越的小子未必就是真命女婿。（誰曉得寶貝女兒現在是十八變中的第幾變呢？）心裏卻不由自主升起一股淡淡的敵意。也明知女兒正如將熟之瓜，終有一天會蒂落而去，卻希望不是隨眼前這自負的小子。
當然，四個女兒也自有不乖的時候，在惱怒的心情下，我就恨不得四個假想敵趕快出現，把她們統統帶走。但是那一天真要來到時，我一定又會懊悔不已。我能夠想象，人生的兩大寂寞，一是退休之日，一是最小的孩子終於也結婚之後。宋淇有一天對我說：“真羨慕你的女兒全在身邊！”真的嗎？至少目前我並不覺得，自己有什麼可羨之處。也許真要等到最小的季珊也跟著假想敵度蜜月去了，才會和我存並坐在空空的長沙發上，翻閱她們小時的相簿，追憶從前，六人一車長途壯遊的盛況，或是晚餐桌上，熱氣蒸騰，大家共享的燦爛燈光。人生有許多事情，正如船後的波紋，總要過後才覺得美的。這樣一想，又希望那四個假想敵，那四個生手笨腳的小夥子，還是多吃幾口閉門羹，慢一點出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