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比一下，我們就能夠很容易地將不同時期的文學質地區別開來：以前的人對於大自然的情感是難以分離的，是混沌無界的，是沉浸其中的；人對自然的歌頌或牽念不是出於無奈之情，也不是因為逼迫而生出的責任心，更不是出於對物欲的關切而推導出來的功利心；那時的“生態文學”如果有的話，當是更純粹和更高境界的，因而也是更為激動人心的。
說到這裏，我們可以明白這不僅僅是在談論“自然生態文學”，而是憂慮我們現代人的生命質地、不同的質地所呈現出來的不同情狀、網絡時代文學中的生命倫理問題。
如果說梭羅隱隱表露了對於現代化即將來臨的恐懼和深憂，那麼現在已經再也找不到“瓦爾登”了，我們已經陷入無可逃遁的絕境。我們在嚐試追問：我們文學中一以貫之的強大的人道力量、我們追求真理的恒心，今天能否恢複？在這種修複中，我們可能會對物質主義保持一種戒備，這並不難；難得是其他，比如我們怎樣還原和追溯渾然一體的思想境界—人對自然擁有了“現代”理解力之後，還能否尋求和借助生命中的本能力量？這種力量由於沒有了簡單和直接的責任與功利，從而具備了更深更強的文學感動力。
因此我們才注目那隻午夜來獾，稍稍留心它的行跡，體味一下它與我們有什麼不同，它的沉默和羞澀到底來自哪裏、因為什麼？
2010年9月24日
2010年11月訂
消失的“分號”
坐在這裏就好比麵對了活潑的寫作……今天講一點個人寫作中遇到的問題和感受，用來探討切磋。
微妙的層次感受
先讓我們討論一些具體的、可以在紙上操作的事情，這樣交流起來就方便了。今天為什麼要說“分號”？這是有原因的。小時候，剛開始寫文章時，有兩個很具體的東西總是掌握不好：一個是標點符號，比如逗號、句號、歎號、省略號等等還好把握，寫到那兒就知道用什麼符號；但是分號對我來說就比較困難，所以那時寫的文章裏常常沒有分號。再就是自然段的劃分，在我這兒也有點問題。至今，雖然寫了一千多萬字了，麵臨著分號和自然段這一類事情，也並非絲毫沒有難度。有時未免要猶豫一下—這個地方是不是要獨立形成一個自然段落？這個地方是不是要用一個分號？
從教科書上來看，怎樣使用分號說得非常清楚，似乎隻是簡單的行文常識。但是對於作家來說，一些簡單的東西有時候卻會在心裏形成障礙，這很奇怪。有時候聊可安慰的是，如今我就像一位老中醫，行醫日久之後反而變得膽小了。他不像年輕的中醫，開藥單子很快，中藥多一味少一味也沒大問題；行醫很久的老大夫用藥非常謹慎。這不是因為他遲鈍如此，而是因為他太知道這一味藥意味著什麼、太懂得藥性了。
寫作久了之後，對於標點和分段之類的“小問題”，這些非常瑣細的東西，有時候的確是常常猶豫的。
在對語言的把握上，越是走入了文字的內部，就越是變得拘謹，變得膽小和敏感—如果再往前走可能會好一點？反正現在恰恰是到了相對來說比較拘謹、考慮問題比較多的這個階段。我們打開一本雜誌，理論文章還好一點，看小說和散文，就會發現分號不多，差不多已經沒有了。前不久出一本集子，編輯把裏麵的分號全都改成了逗號。我講了為什麼要用分號，反複講，最後自己也覺得用這麼大力氣捍衛一個標點有些無聊。
大概他是按職業要求、按行規來辦。可是以我個人多年的寫作經驗和行文習慣，還有我自己的邏輯，覺得應該是分號。比如說一個複合句，逗號和逗號之間那些並列的分句得用分號。如果不是並列，可以用逗號，逗號之間那種大的停頓，得用分號。在轉折和遞進之間，哪怕有一點並列的關係，也得用分號。可是現在我們都不太管這些了，幹脆用一個標點—通常是逗號或句號隔開算完。
這看起來是個小問題，可是仔細想想就未必了。
回憶一下，小時候用分號的困難來自哪裏？一般是來自個人邏輯思維、理性思維的能力不夠強、速度不夠快，所以行文到了那個地方算不過賬來，不能一下抓住其邏輯層次。在敘述中，隻有把語言當中很微妙的層次分出來之後，才會流暢自如地運用標點符號，最後再化入個人的寫作風格中。比如說有時候我們看一個作家，他用歎號比較多—應該用句號的地方他都用了歎號，簡直恨不得用上兩個歎號。我們會想，作者很激動啊。反過來說，應該用歎號的地方，一般人都用歎號的地方，他如果不用歎號而用句號，倒也顯得更內向，文風更艮，有一種抗揮發的力量。
我記得自己有一部長篇裏麵一個歎號都沒用。但是寫《柏慧》一書時，裏麵好像用了不少歎號。因為它那個時候是張揚的，外露的，需要發散的。這種情緒迫使我更多地使用了歎號。
作品唯一的門
細細體會，語言是有角度的，因為每一句的開始都有起勢。純文學跟通俗文學有一個重要區別，就是它特別講究每一句話的起勢。比如說一個分句，它往前延伸是有角度的。角度不同，起勢也就不同，每個分句的麵貌於是就不一樣。隻有如此，語言才能生動活潑起來。最好的文學語言是跳躍的，它依賴分句和分句之間的起勢和角度的變化。同時這也加強了語言的虛構性。
大多數人以為語言不能虛構，隻有故事和人物可以虛構，實際上是不對的。因為到了情節和人物才開始虛構，那已經有些晚了。必須早些動手，從語言開始。文字是一種記錄符號，到了閱讀者那裏還要還原，還原成聲音和意義。它隻是默讀的，是通過眼睛把符號還原成意思和形象，發酵並進入我們的理解和想象。敘述語言，甚至是人物的話，都不能完全等同於生活中的語言。原樣拓下的生活用語，文學性很差，其原因就是沒有經過虛構。
文學跟生活的關係是什麼？文學不是比生活更集中更強烈，而是經過了心靈發酵之後的某種“異物”。糧食再壓縮也成不了酒，隻有發生了化學變化之後才能成為酒。這種化學變化，寫作中主要是指“虛構”。這種極其複雜的虛構性，給文學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晦澀性。有時一部作品在社會上很有影響，說出了我們的心裏話，特別好讀，發行量也很大，但仍然不是純粹的文學寫作，因為它隻發生了物理變化，即把生活的糧食“集中”了“強烈”了，並沒有發酵為酒。
發生了化學變化的、極其獨特的個人表達，不能重複的那種表達，就往往很難在短時間內讓大眾理解和接受，很難一下引起共鳴。它會有一種異相，產生出某種生疏感，這需要時間去消融和化解。所以它更有可能被留下來，隨著時間的淘洗而變得熠熠閃光。於是我們會發現，那些極其傑出的作家和作品，並非是一開始就熱鬧起來的。
從語言開始進入虛構是很困難的。現在社會上流行的寫作一般並沒有嚐試從語言的層麵進入文學，而直接想從故事和人物進入。可惜文學隻有一個門，那就是語言的門。離開了這個唯一的門，也就“不得其門而入”了。所以做文學研究，包括閱讀，跳過語言去掌握情節和思想，是不可能讀懂作品的：無論圍繞文學作品這座建築轉了多少圈，哪怕是兩百圈，隻要沒有找到語言這個門，也就永遠隔在了整個建築的外麵。
所以由此看，談“分號”之類的“小問題”，其實在談文學作品的“門”，它決定了寫作和閱讀的基本路徑、入門還是隔在門外的大問題。當代作品行文中之所以分號越來越少，這跟整個當代人的寫作能力和狀態有關。而寫作人的狀態又跟當代社會的狀態有關。我們可能同意，當代社會比較過去更加走入了一種無序和混亂，精神上較以往很難理出一種層次感，缺乏細部的分析和理性，甚至沒有了標準。失去了這些，就會造成一種膚淺的、簡單的、便捷的思維方式，這種方式形成的語言和文本，跟整個社會的精神狀態是比較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