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不同年齡段的寫作，在各自的創作所追求的目標上，實際上有一種異曲同工之妙：鮮有例外地追逐著市場效應。這就進一步脫離了永恒的思索，喪失了大自然的坐標，不再追求真理，格局空前變小。
閱讀中國當代文學，每每會有這樣的一種感受：我們擁有當前物欲世界的最龐大的一支伴奏隊伍。在這方麵，我們如今真的已經是“後來居上”了。透過表象的種種分析，很容易得出的結論是：長期處於落後狀態的第三世界，急於學習發達國家的文學，也極有可能學到其中最壞的部分，毫不猶豫地丟棄自己美好的民族傳統。時至今日，他們要比以前所鄙視的“墮落的西方”更多更淋漓地寫到性和暴力、更大幅度地展示“人性的惡與委瑣”—這在通常情況下會是閱讀中更為刺激的部分，也是“解構”和“解放”的靈藥和猛藥。
中國傳統通俗小說中並不缺少這樣的元素：我們有千奇百怪和極盡想象力的關於性和暴力的描述，這方麵並不稍遜於商業主義物質主義的西方。從曆史上看，中國古代的齊國在發展經濟的最能幹的人物管仲的管理下，國都臨淄建立了世界上最早也是最龐大的妓院。至於說暴力和酷刑，同時期的秦國有一個宰相商鞅，他炮製的嚴刑峻法大概是人世間最罕見最殘酷的。不幸的是這二位總是受到後人不吝言辭的極度稱讚。所以說無論東方還是西方，文學與生活都有各自的傳統，二者在交流和學習中總要對接，問題是不要把其中最可怕最惡劣的部分交集起來，一旦這樣也就糟透了。
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希望在這場震耳欲聾的物欲大合奏中聽到獨奏和獨唱，看到能夠置身於生命曠野中的人—十三億人口的大國，五六千年的古老文明，總會貯藏起這樣的精神能量。
四
在曆史上，對現實的功利性有所超越的文學總是難忘的。這裏談談孫犁和汪曾祺，他們在當時和今後的意義，都給我們以啟示。
先說孫犁。這位文筆優美的作家經曆了戰爭，是我們熟悉的那一代革命作家。這個創作群體的主要特征是配合戰爭和階級鬥爭，以筆為槍，其作品是隆隆前行的革命列車上的一件件行李—有時也被視為“齒輪和螺絲釘”。可孫犁稍有不同的是，他的作品在同樣擁有濃濃的戰鬥和硝煙氣息的同時，個人誌趣也得到了很好的保留。他描述山地的鬥爭，蘆葦蕩裏的戰火，公社化的過程，但這更多的隻是作為一種生活背景出現的—更大的背景卻是山川大地，即令人迷思和愛戀的自然，它下麵發生的故事才是各種各樣的，作家要用自己的筆來描寫和繪製。
這就有了一個個迷人的女性形象，她們含蓄的耐人尋味的心情表達得多麼生動逼真。這在當時的文學中是十分少見的，現實功利性較弱，因而顯得格外觸目。作家對女性的涓涓柔情，特別的愛惜之情，獨到的觀察，都充盈在字裏行間。這是比一般的兒女情長更深邃更細致的東西，它來自恒久不變的人與自然的關係：最別致的青春形象，迷人的天籟，無法言表的生趣。可見在那個統一的潮流和文學氣氛中，孫犁在一定程度上超脫了出來，保護了自己的藝術空間，並在這個空間裏生長起來。
再說離我們更近一點的汪曾祺，他的主要創作期就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代表作更是八十年代初產生的。同時期的作家在寫什麼？大家大致在寫兩個方麵：一是繼續對極左文化專製的控訴，二是對新時期新氣象新成就的歡頌。但汪曾祺基本上沒有寫這兩方麵的內容，而是獨自沉浸到往昔的回憶中去，把老舊生活的場景一一追記下來。這其中滿是他的個人誌趣和性情，十分飽滿。
他玩味往昔的做法，今天也許不算多麼特異，在當時卻是極為另類的，一般讀者還需要一段時間才能適應。那時候人在現實的“潮流”之中，也就無暇顧及大自然所賦予的斑斕人性、大自然本身。
由此可見，孫犁和汪曾祺都是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脫離自己身處的現實潮流，盡可能地保存了自己生命中應有的單純和樸實，具有一定的精神自由。當然，他們因此而成為那個時期難得的文學收獲。
那麼到了時下，我們究竟有什麼值得樂觀的方麵？這才應該是討論的重點。我們的樂觀在於：目前羅列的這一切雖然令人憂慮，但還不是完全無望，因為屈指算來，在短短的半個世紀的曆史中，作為寫作群體這起碼是第二次對潮流的“順馴”了—上一次是六七十年代，那時的文學主潮是寫“階級鬥爭”；而這一次則是對物質欲望的集體追逐和仰望。
這兩股文學潮流從表麵看起來是呈現兩極狀態的，但它的內裏、它的本質含義都是相同的：寫作彙入並跟從社會思潮與時尚，其境界並沒有區別和超越現實操作的功利層麵。當代文學在這兩個潮流中都未能幸免，也都是同一種命運。從人性和藝術的規律上看，我們有理由相信以後的文學命運也要大致如此。不過我們麵臨的是本世紀的下一個十年或二十年三十年、以至於更長的一段時間，我們是否可以企望於藝術家的想象力、獨立性和人格的力量，有一個稍稍不同的麵貌？
中國有句老話：“事不過三”，意思是說，同類錯誤重犯“第三次”就很愚蠢很不妙了。由此說來，如果我們的當代文學仍然是有希望的。
五
東部半島上那隻午夜出沒的獾始終是沉默的。可是它即便發聲，我們也無法與之交流，隻能一邊窺視那張可愛的花臉，一邊猜測它的行為以及心緒。
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它不是為了“生態”問題而來，它還沒有那樣的自覺。它對故園的留戀是一種本能的、自然而然的；它在黑夜裏嗅著往昔，走走停停，如此而已。對這道矮矮的柵欄牆和所有的人工痕跡，它除了費解還有恐懼，所以它對自己的行為非但沒有強調和炫耀，而且絕不呼喊和喧嘩。它甚至有些羞澀，當然不會在陽光下進入，而必要選擇自己的午夜。它有家園記憶的本性，是這個本性讓它痛苦。
比起這隻獾，我們現代人也許喪失了這種痛苦—那種摻雜了懼怕和莫名羞澀的情態，我們人類是沒有的。我們麵對自然也許是清晰的責任感，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各種勇氣—可也恰恰是這種勇氣，把我們賴以棲身的大自然給徹底毀掉了。
我們急切的功利性無所不在。我們的傳統中也許有著過多的實用主義的心智，並且從現實操作的層麵上給予了不適當的推崇。比如長期得到讚賞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句話，我們就將現實應用和精神推崇混為一團—現實生活中，有人正是出於對“覆舟”的恐懼，才有了對“水”的善意。可是我們不禁還要設問：既然乘舟者也來自“水”，“水”才是他的母體，即便“水”不能“覆舟”，不是也要對它愛惜與敬畏嗎？這應該是乘舟者的本能與責任。因為懼怕而不得不施予的“善意”，當然是大打折扣的。
我們文學中對待自然的態度，一如對待“水”的態度：現實的社會治理不可不考慮這種“水舟”邏輯，可是文學上卻要上升到道德與理想的層麵，回到生命的感動。這是有所不同的、不容混淆的。我們熱愛自然，保護自然，不是因為害怕報複，更不是為了有效地索取，而僅僅因為她是萬物的生母、她的無可比擬的美、她的神秘動人，還有—我們隻是她的一粒微小的分子……
如上說到的那隻獾，它僅僅是置身於自然之中，與萬千生命融為了一體。它是懵懂渾然的，可能絲毫談不到自覺—就這一點而言，與我們人類是有本質區別的。人早就從那種渾然之中走了出來，與自然傲然對立，所以就與大自然的情分上論，已經遠遠不如一隻獾了。
從文學中考查人與自然的關係，會發現不久前的人類還不是完全如此的。比如我近來再次讀了《白淨草原》，這隻是十九世紀的作品，它記錄的天籟、神秘無盡的自然，更有人與之不可分離的依存關係，那種生活狀態，又一次深深地打動了我。這喚起了我的陶醉，我的追求另一種生活、以及願意為保衛我們曾經有過的那種日月而鬥爭的衝動。它不是“自然生態文學”，但它顯然更有力量和作用。還有《離騷》，它寫滿了自然之美；甚至連《瓦爾登湖》，也不是我們慣常所理解的那種“自然生態文學”。再近一些，就說孫犁和汪曾祺吧，他們的柔美篇章裏有多少大自然的描寫。他們自己和筆下的人物，都是躺在大自然母親的懷抱中呼吸的生命—他們的這些作品因為真實自然和格外飽滿的生命內容，才讓我們更加感動，並能夠長久地記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