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隨廣東作家代表團訪問香港，住在駱克道一間酒店。早晨我們到街邊檔吃白粥油條，老板稱呼我們“表叔”。這是當年的流行語，意思是大陸過來的窮親戚！窮親戚也還是親戚吧！
回來之後，陳殘雲、江萍同誌對我說，你到香港生活，寫一部反映“九七”香港回歸的長篇小說。見我麵有難色，便又說，你在香港居住過，讀過書，可以寫好的。省作協韋丘、三泰、勝德和呂文同誌都給我鼓氣。上海文藝出版社丁元昌同誌得悉，當即向我約稿，並一直關心我的創作。後來得到新華社香港分社楊奇等同誌的支持，我便到了香港。
在香港，楊奇等同誌一直很關心我的寫作，還給我看了大量資料，詳加指點。他說我對中下層頗熟悉，欠缺的是對上層大財團生活的了解，並給我提供方便，彌補這方麵的不足。同時我又在香港圖書館泡了幾個月，自信可以把小說寫好。
回到深圳，坐下來執筆構思，才覺察出自己的空虛。概括這香港百多年曆史，描繪這國際金融中心的經濟生態，難度很大。幾易構築，皆不稱心。寫了個開頭，便又停了下來。
當時我在寶安掛職生活，李容根、周光明、粱道行幾位領導，給我鼓勵催促。看來此書非寫不可了。生逢其時。寶安港商雲集，從中小老板到大財團巨賈，廝混熟了，無所不談。他們給我談了讀《資本論》章節的體會，露給我看口袋裏的加拿大、美國護照，訴說當“太空人”、坐“移民監”的苦楚，同時又毫不掩飾對香港賺錢吃水深的留戀，由衷地感謝大陸開放改革給他們造就了個發財的好機會。至於對“九七”香港回歸，喜悅之餘卻又心事重重。風中燈，不知滅時節。他們期望小說寫得真實，真情地描繪香港人的心態銜接和心態的回歸，是怎樣就怎樣。這無疑是文學作品的永恒的生命。寶安設區後，我有幸同胡強共事。他是一位財經奇才，精通經濟，博學多才，滿腹史話傳奇。我從他身上“偷”了不少情節、對話。至此，腦子裏活躍著各種各樣朋友的影子，有時還跳了出來站在麵前。
由於疏懶，磨磨蹭蹭到去年秋天才動真格的，時斷時續，進度也慢。春節後，方苞同誌問及，你的小說還不拿出來，現在是什麼時候了？我說隻寫了一半。他說，先發表不好嗎？一言驚醒，便投給《深圳特區報》連載。這裏我由衷地感謝吳鬆營、向同、盧紹武、關飛和黎錫紅同誌的支持。
這一來，我隻好硬著頭皮趕寫出來了。總算了卻一個心願。
生活是不執筆的創作，創作是執筆的生活。在寶安磨蹭了近十年沒有白過，認識了一班朋友，講真話的朋友。知己難得，此生足矣！
一九九六年七月九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