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他終於沒有中斷學業，靠著勤奮與天賦，他從燕京大學畢業，而後就讀於享譽國際的劍橋大學。他到過世界的很多地方，也走過祖國的山山水水。他目睹過二戰的殘酷，親曆過“文革”的浪潮，在充滿傳奇、坎坷的人生征途中，他一直在尋求身體的家園和精神的家園。
1949年，對蕭乾來說，是一個值得銘記的年份。那一年，他正在香港。此前，他出版過大量文學作品，在文學界享有很高聲望。而他頭上最耀眼的光環，是他奔赴戰爭前線，成為二戰期間活躍在歐洲戰場的唯一中國記者，親曆過敦刻爾克大撤退、波茨坦會議、聯合國成立大會等一個個載入世界史冊的大事，並將他的見聞一一變成文字，傳遞給祖國的讀者。這一年，新中國就要成立了，而他的母校劍橋大學誠懇地邀請他回校工作。他有很多個理由接受這份邀請，比如30年代蘇共肅反運動的教訓，比如他無意中開罪了新中國文壇的泰鬥人物，比如之前他雖然有過革命行為，畢竟沒有喝過延河水，還在國外呆過整整七個年頭，再比如劍橋大學優厚的待遇和舒適的生活環境……
但那裏不是他的祖國，不是他的故鄉，不是他心靈的家！忘不了，少年時期，他經常看到流浪到中國的俄羅斯人餓死橋頭的慘景。他忘不了，他目睹一個歐洲妓女的兒子，因為父親不明而沒有祖國，二戰開始後，他最為興奮，原因是他期望著到法國報名參軍，從而入法國籍，從而成為一個有國家的人，雖然他知道，他誓死保衛的，不一定是他的祖國。他更忘不了，七年的旅歐歲月，他見證了一場罕見的戰爭，也體驗了愛情與婚姻的失敗，他太需要祖國的土地與空氣來安撫他那顆疲憊和受傷的心。
想要有個家，這個家隻有也隻能是他的祖國！
雖然有人直接警告他：“知識分子同共產黨的蜜月長不了。”他還是回到了北京，他顯然做好了思想準備，他說：風平浪靜的時候，就盡情地享受；船兒顛簸的時候，就和祖國一起眩暈和嘔吐。
不是為了共產主義的理想，但是，他是為了熱愛而回到了一窮二白的祖國。
很快，旅歐而且沒有喝過延河水的曆史讓他感到了孤獨！隨著“反右”與“文革”的風暴，他被人為地列入人民的對立麵。他的所有意氣風發的日子，比如泛舟在劍橋大學劍河之上的時候，或者坐在英國廣播公司的直播間，或者倚在待發的輪船上，或者在阿爾卑斯山學滑雪的日子，此時都成了“罪證”。
那個他如此渴望的家，為何如此寒冷？有人指著他說，你遲早會背叛祖國，投靠英美！有人則幹脆說他早在30年代就與外國人在勾結。
他是如此的不幸，以至於羨慕起那些補鞋的、看大門的，羨慕他們沒有知識、沒有文化反而落得了個清淨。但是，當所有苦難結束，他說：在最絕望的時候，我從沒後悔過自己在生命那個大十字路口上所邁的方向，也就是1949年他所作的選擇。因為“丟下落後的祖國而去投奔先進的異邦，最起碼，也是避難就易，避苦就甜。”因為“在不少方麵，中國確實不夠美好，但我們總歸是吃它的奶水長大的。對這百年來的天災人禍、受盡欺淩的國家，總該有份俠義之情吧。”
這就是蕭乾，一個為了心靈家園而孜孜以求的讀書人。
當我們為這位知識分子的遭遇不平、為他的心靈獨白感動的時候，更不應該忘記一個偉大的女姓文潔若。正是她的堅定不移支撐了蕭乾生命的延續，而在那樣一個時代，即便是為了孩子，她放棄這份堅定都是有理由的。可是，她在任何時候，都在鼓勵著他，支持著他。她一個終身未嫁的姐姐，幫他們帶孩子，給他們做家務，把畢生的精力都送給了他的全家。以至當蕭乾與文潔若合譯的《猶利西斯》出版後，蕭乾說，應該署上三個名字，還有一個就是這位默默無聞的姐姐。
我們也不能忘記，向陽湖的父老鄉親，他們不管什麼右派分子，照例送來熱騰騰的洗腳水，照例噓寒問暖。
還是自己的祖國，自己的家。無論多麼冷酷的日子裏，總有關愛在身邊。而這份關愛給了一個海外歸來的赤子一個公正的說法，讓他至少感到，自己確實身在自己的家裏。或者說，當祖國暫入歧途的時候，一個女性，幾個鄉親，也許就是在無意間，挑起了一份重任－－－給予了一個真正愛國者一份沉甸甸的關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