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沒有辦法更加清晰地看到未來時，這種回顧並不是在為舊時代唱一曲挽歌，而是反思。而反思的目的，還是為了麵向未來。如果沒有反思，曆史本身就失去了價值，隻不過文學的方法比曆史學普遍采用的方法更關注具體的人罷了。
我很遺憾讀到了一些文字，以為這個作家就是一個願意待在舊世界抗拒並仇視文明的人。我不願意揣度是因為我的族別，以為有了這樣一個族別就有了一個天然的立場，在對進步發出抗議之聲。我願意相信，這樣的聲音隻是基於簡單的社會進化論的一種隻用政治或社會學的眼光來閱讀文學作品的一個結果。我想，這就是桑塔格所指控的那種“侵犯性”的闡釋。
薩義德說過這樣的話：“所有文化都能延伸出關於自己和他人的辯證關係，主語‘我’是本土的，真實的，熟悉的，而賓語‘它’或‘你’則是外來的或許危險的，不同的，陌生的。從這個辯證關係衍生出一係列的英雄和怪獸，開國者和野蠻人，受人尊重的名著和被人輕視的對立麵；這表達了一種文化，從它最根本的民族自我意識，到它純淨的愛國主義，最後到它粗鄙的侵略主義、仇外，以及排他主義的偏見。”
我在最近為自己的一本韓文版小說集所寫的序中這樣說：“我曾經遇到一些讀了我的書後不高興的人，因為我說出了一個與他們想象，或者說別一些人描繪的不一樣的西藏。因而我在什麼地方冒犯了他們……他們不想知道還有另一個西藏。好在，大多數的讀者不是這樣。我寫作的動力也正是源於大多數讀者不是這樣。在我的理解中，小說家是這樣一種人，他要在不同的國度與不同的種族間傳遞信息，這些信息林林總總，但歸根結底，都是關於溝通與了解，而真實，是溝通與了解最必需的基石。”
從某種意義上說，我甚至不是一個如今風行世界的文化多樣性觀念的秉持者。
這個世界上有著多種多樣的文化是一個客觀事實。這個世界上很多文化正在消失也是一個客觀事實。這些文化所以消失，大多是因為停滯不前而導致其在現代社會中無法適應，也就是競爭力的消失。保護和尊重文化多樣性的觀念首先來自身居文化優勢地位的西方知識分子，用曆史學家許倬雲的話說，這是因為擔心多樣文化的消失，“可能會剝奪了全體人類尋找未來方向的許多可能選項”。但我不大相信，按現今社會的發展態勢，人類會停下來，回過頭去尋找另外的社會進化途徑，去重新試驗那些“可能選項”。這種以生物界的進化理論為根據的文化多樣性理論表麵看來具有充足的理由，但實際情形可能並不是這樣。因為，文化不是一個獨立的問題，而是與政治、經濟緊緊地糾結在一起。任何一個族群與國家，不像自然界中的花草，還可能在一些保護區中不受幹擾地享有一個獨立生存與演化的空間，文化早已失去這種可能性了。基於這樣的認識，我不哀悼文化的消亡。但我希望對這種消亡，就如人類對生命的死亡一樣，有一定的尊重。尊重舊的，不是反對新的，而是對新的寄予了更高的希望，希望其更人道，更文明。在任何一種文化中，人們哀悼逝者，講述死者的故事，緬懷那些從身邊消失的人的音容笑貌，肯定不是因為仇視新生命的到來。
我始終覺得，我們的思想中有一種毒素，那就是必須為一個新的東西，或者貌似新的東西盡情歡呼，與此同時，就是不應該對消逝的或正在消逝的事物表示些許的眷戀。我們一直生活在一種對“新”的簡單崇敬中間。認為“新”一定高歌猛進，“新”一定帶來無邊福祉，“新”不會帶來不適應症，“新”當然不會包含任何悲劇性的因素。
必須再說一次，我希望“新”的到來，“舊”的消失的過程中，能夠盡量少一些悲劇，不論這些悲劇是群體性的還是純粹隻屬於某些個體。
我並不認為寫作會改變什麼，除了自己的內心，也許可能還有另外一些人的內心。
我比較信服薩義德的觀點，他說，知識分子的表達應該擺脫民族或種族觀念束縛，並不針對某一部族、國家、個體，而應該針對全體人類，將人類作為表述對象。即便表述本民族或者國家、個體的災難，也必須和人類的苦難聯係起來，和每個人的苦難聯係起來表述。這才是知識分子應該貫徹的原則。他說：“知識分子的重大責任在於明確地把危機普遍化，從更寬廣的人類範圍來理解特定的種族或民族所蒙受的苦難，把那個經驗連接上其他人的苦難。”
我想，當一個小說家盡其所能作了這樣的表達，那麼，也會希望讀者有這樣的視點，在閱讀時把他者的命運當成自己的命運，因為相同或者相似的境遇與苦難，不同的人，不同的族群，在不同的曆史時期，或者曾經遭遇與經受，或者會在未來與之遭逢。從這個意義上說，任何一個文本都是一個人類境況的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