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總擔心這種過分耗竭會使中國的鄉村失去未來。也許因為這個我會受到一些譴責，或者說，我已經受到過一些責難，可是我想，作家當然要服從人類所以成為人類的一些基本的理念。作家沒有權利因為某些未經驗證的觀念而去修改現實。
未來需要有一個縱深，而中國的鄉村沒有自己的縱深。這個縱深首先指是一個有回旋餘地的生存空間。中國大多數鄉村沒有這樣的空間。另一個縱深當然是指心靈，在那些地方，封建時代那些構築了鄉村基本倫理的耕讀世家已經破敗消失，文化已經出走。鄉村剩下的隻是簡單的物質生產，精神上早已經荒蕪不堪。精神的鄉村，倫理的鄉村早就破碎不堪，成了一片精神荒野。
我並不天真地以為異國的鄉村就是天堂。我明白，我所見者是斯坦培克描繪過的產生過巨大災難的鄉野，福克納也以悲憫的情懷描繪過這些鄉野的曆史與現實：種族歧視加諸人身與人心的野蠻的暴力，橫掃一切的自然災害，被貪婪的資本無情盤剝與鯨吞。在《我彌留之際》這部小說中，福克納曾借他小說中的人物這樣說道：“要是你能解脫出來進入時間，那就好了。”問題是，我們並不能經曆一個沒有物理空間和存在於這個空間之中的人類社會的單獨的時間。
不得不承認，如今這些鄉野比我們的鄉野更多地分享了時代的進步與文明的成果。至少從表麵看來，是一派安寧富足的景象。那樣的旅行，像是在讀惠特曼的詩：“現在，我在白天的時候，坐著向前眺望\/在農民們正在春天的田野裏耕作的黃昏中\/在有著大湖和大森林的不自知的美景的地麵上\/在天空的空靈的美景之中（在狂風暴雨之後）\/在午後的時光匆匆滑過的蒼穹之下，在婦女和孩子們的聲音中\/洶湧的海潮聲中，我看見船舶如何駛去\/豐裕的夏天漸漸來到，農田中人們忙碌著\/無數的分散開的人家，各自忙著生活，忙著每天的飲食和瑣屑的家務……”
的確，我在那裏看到了更多的寧靜、安詳，並感到那種縱深為未來提供了種種的可能。正由於此，我為自己的鄉村感到哀傷。我想起當年那些從城裏學校來到鄉村的所謂知識青年，我自己也曾經是他們當中的一員。但是，這些人並未改變鄉村，而是在鄉村為溫飽而掙紮的生活淹沒了他們。這種生活熄滅了知識在年輕的心中燃起的所有精神性的火苗。懷著這樣的心情，我和翻譯駕車穿行異國廣大的鄉村，眼睛在觀察，內心卻不斷地縈繞著記憶。
有一天，我們在路邊停下車，走向一個正在用拖拉機翻耕土地的農夫。剛剛翻耕的沃土散發出醉人的氣息，身後，好多飛鳥起起落落，那是它們在啄食剛剛被犁鏵翻到地麵上來的蟲子。那個藍眼睛的農夫停下了機器，從暖壺裏給我斟上一杯熱咖啡，然後，我們一起坐下來閑話。繼續駕車上路時，我突然感到錐心的痛楚。因為我想起了另外一個拖拉機手，他是我中學時代最要好的同學。一次回鄉，人們告訴我，他曾開著他的拖拉機翻到了公路下麵。當時他可以自救，但他沒有采取任何自救的措施。那天，我問他為什麼，他麵無表情地說：“覺得就這麼突然死去挺好，活著也沒有什麼意思。”那時，我感到的就是這種錐心的痛楚。他是村子裏那種能幹的農民。能在20世紀80年代開上一部拖拉機四處奔忙就是一個證明。後來，他用掙來的錢開上了卡車，開著卡車長途販運木材掙錢。那是90年代。後來，這個少年時代的朋友就殞命在長途販運木材的路上。山上的木材砍光了，泥石流下來了，衝毀的是自己的土地與房舍。少年時代，我們一起上山采挖藥材，賣到供銷社，掙下一個學期的學費。那時，我們總是有著小小的快樂。因為那時覺得會有一個不一樣的未來。而不一樣的未來不是鄉村會突然變好，而是我們有可能永遠脫離鄉村。的的確確，在異國的鄉野中——有著樸素教堂與現代化的幹淨的小鎮的鄉野，我又想起了他。不隻是一個故事，而是一種痛楚。
我還想起一個人。
一個讀書讀得半通不通的人，一個對知識帶著最純淨崇拜的人。他帶了很多從搗毀的學校圖書館裏流失出來的書回到鄉下。以為自己靠著這些書會了悟這個世界的秘密。而他還有另外一個朋友，一個不相信書本，相信依靠傳統的技能就能改變命運的人。他們曾經真實存在嗎？他們是出於想象嗎？對一個小說家來說，從真實處出發，然後，越來越多的想象，想象不同於自己的生活道路的人的種種可能。生活中有那麼多歧路，作家自己隻是經曆了其中的一種。而另外的人，那些少年時代的朋友的去向卻大相徑庭。我知道他們最終的結局，就是被嚴酷的生活無情地淹沒。但內心的經曆卻需要想象來重建，於是，我在印第安納停留下來，開始了《空山》第三卷《達瑟與達戈》的寫作。這次寫作不是記錄他們的故事，而是一次深懷敬意與痛楚的懷念。至少在這個故事中，正是那種明晰的痛楚成為我寫作的最初的衝動，也是這種痛楚，讓我透過表麵向內部深入。一個作家無權在寫作的進程中粉飾現實，淡化苦難。但我寫作的時候，一直有一個強烈的祈願，讓我們看到未來！
異國的鄉村的現實似乎也不是中國鄉村的未來，那麼，讓我們看到自己的未來！
3 關於消逝：重要的是人，還是文化
其實，無論是步步緊逼的現實，還是關於人類社會曆史進程的常識，我們都知道，一切終將消逝，個體的生命如此，個體生命聚集起來的族群如此，由族群而產生的文化傳統也是如此。這些都是一些基本常識。我用懷念的筆調和心情來寫那些消失與正在消失的生命，以及他們的生存方式。所謂文化，並不是如一些高蹈的批評家所武斷地認為的那樣，是出於一種狹隘的文化意識，更直接地說，是出於某種狹隘的民族本位主義。
是的，消失的必然會消失。特別對文化來說，更是如此。自從有人類社會以來，族的形成，國的形成，就是文化趨同的過程，結果當然是文化更大程度上的趨同。如果說這個過程與今天有什麼不同，那就是因為信息與交通的落後，這個世界顯得廣闊無比，時間也很緩慢。所以，消失是緩慢的。我至少可以猜想，消失的緩慢會有一個好處，那就是人們在不知不覺中習慣這個消失的過程，更可以看到新的東西慢慢地自然成長。新的東西的產生需要時間，從某種程度上說，進化都是緩慢的，同時也是自然的。但是，今天的變化是革命性的：迫切、急風暴雨、非此即彼、強加於人。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不然，你就成為前進道路上一顆罪惡的攔路石，必須無情地毫無憐憫地予以清除。特別是20世紀，特別是20世紀的後50年，情況更是這樣。而且，今天越來越多的人在形成共識：那個時代的許多事情至少是太操之過急了。結果是消滅了舊的，而未能建立新的。我們的過去不是一張白紙，但我們費了好多勁去塗抹，要將其變成一張白紙，以期畫出“最新最美的圖畫”。但結果如何呢？塗抹的結果不是得到一張幹淨的白紙，而是得到一張傷痕累累的、很多髒汙殘跡的紙。新圖畫也成為一個遙遠的夢想。政治如此，經濟如此，文化更是如此。今天的許多社會問題，大多數都可以歸結為文化傳統被強行斷裂。漢文化如此，少數民族文化更是如此。這不是我的發明，我不過是吸收了這個社會大多數人的共識。正是基於這樣的認知與感受，我的小說中自然關注了文化（一些特別的生活與生產方式）的消失，記錄了這種消失，並在描述這種消失的時候，用了一種悲憫的筆調。這是因為我並不認為一個生命可以在任何一種文化中存身。一種文化——更準確地說是生活與生產方式的消失，對一些寄身其中的個體生命來說，一定是悲劇性的。尤其是在我所描述的這個部族，這個地區，在此之前，他們被區隔於整個不斷進化的文明世界之外已經太久太久了。這不是他們主動的選擇，這是他們從未出生時就已經被規定的命運。政治學或社會學對此種狀況的描述是“跨越”。須知，社會的進步不是田徑場上天才運動員一次破紀錄的三級跳遠。屏氣，衝刺，起跳，飛躍，然後歡呼勝利。這個社會當然落後，但這種狀況不是老百姓造成的。社會當然應該進步，但他們從來沒有準備過要一步跨越多少個世紀的曆史。於是，當舊的文化消失，新的時代帶著許多他們無從理解的宏大概念迅即到來時，個人的悲劇就產生了。我關注的其實不是文化的消失，而是時代劇變時那些無所適從的人的悲劇性的命運。悲憫由此而產生。這種悲憫是文學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