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我走走停停，快到中午時分，走進了小金縣城，走進了小金縣委那個栽著許多蘋果樹與柏樹的熟悉的院落。
走進這個院子，我突然想起了一個曾經住在這個院子裏的年輕漢族女子。那時，我也是一次漫遊中在此駐足，住在招待所裏一邊休息，一邊寫短篇小說。那時，她每天穿過院子，送些葵花子啦、核桃啦、蘋果什麼的到我的房間。於是，她每天兩三次的造訪竟成了我住在這個院落裏的小小期盼。
直到有一天，她投進了我的懷抱。這是漫遊路上很難遭逢的，因為短暫和突然而令人難忘的浪漫之花。後來，這個女人就離開這塊土地永遠地消失了。現在，這個女人的麵容都已在我眼前模糊不清，但當時她投在我懷中時那種自己嚇壞了自己的顫抖卻是永遠鮮明如初。
現在，這個院落裏沒有了這個女子，也沒有了那新鮮的顫抖，有的隻是一叢叢金盞菊，一樹樹墜在樹枝上青青的果實，和我一身的疲憊。我推開縣委書記的門。
這位老熟人看我一眼，對我的樣子並不吃驚，倒一杯水放在我麵前，說：“我叫招待所給你安排飯和房間。”
等他安排完一切，我已經在沙發上呼呼大睡了。即或是樓下某個房間裏還留下我溫馨的記憶，但疲憊的來臨還是勢不可擋。據說，因為我霸占了那條三人沙發，書記召開的一個重要會議因此挪到了另一個地方。
書記縣長們開完會，才來叫我一起用飯。
席間，他們在討論引種法國葡萄的事情，我想了一會兒一路上的狗吠與月亮落下後的黑暗，他們的話題還沒有結束的意思，我便上街去閑逛。
6 找不到過去的影子
小金縣的美興城，對我而言，是一座相當熟悉的縣城。
對我來說，城裏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看點。但是，一個漫遊的人，大睜著一雙眼睛，又總是期望有所發現。雖然我們並不是常常都能有所發現。縣城裏沒有一座具有藏族風味的建築，也沒有一點過去的嘉絨的影子。
唯一值得一提的是緊挨著縣委辦公樓的天主教堂。可惜的是，這座教堂除了一個富於異國風味的門臉外，打開大門，裏麵已經沒有任何與宗教相關的東西了。
在這個縣城裏，我在一個小茶館裏，向人打聽這座教堂的過去。知道了這座教堂是法國傳教士於民國十三年也就是1924年建造。想再打聽更詳細一些的情形，但所有的茶客說起來都語焉不詳。有人告訴我，當初，教堂裏的外國神父雇了一個信教的當地女人當雜役。後來，這個女人還為這個外國神父生了女兒。
所有人都信誓旦旦地告訴我，她混血的女兒是城裏的一個美人。
後來，在一個更為正式的場合，有人指給我這個女人，不知是因為受了強烈的心理暗示，還是真有一些血緣的遺存與混雜，我似乎從她臉上隱約看出了些西歐人麵相的消息。如果傳說是真的話，那種血緣的特征除了使這位女子有不同於本地人漂亮特征的漂亮外，並不具有太多的意義。而我最為感興趣的是，這樣一座直到今天還算漂亮的建築所代表的那種異質背景的文化，究竟在這座小小的鎮子裏留下了些什麼樣的蹤跡。也許是因為我特別的愚鈍，盡管我很多次去到這個叫做美興的依山麵河的鎮子，卻沒有捕捉到過天主教在此地存在傳播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任何跡象。
我不由得為一種曾經艱難進入的文化那麼容易就消失得無影無蹤而感到惆悵。雖然我不是崇洋媚外的人，但我相信，當年，教堂裏風琴聲響起，藏人們用生硬的腔調念誦祈禱文時，應該也是非常虔敬的；他們吟唱聖歌時，肯定別具一種生澀而又曼妙的美感。
但是現在，教堂的大門緊鎖著。因為我是縣委書記的朋友，有人來為我打開。但裏麵，就是一個尋常的禮堂的布置，一排一排的椅子，前麵沒有聖像，也沒有祭壇。一排桌子橫放在台子上，到開會時，蒙上一些桌布，放上一隻麥克風，領導就可以發表講話了。我坐在下麵，試圖想像一下管風琴聲回蕩，一個外國傳教士對著蒙昧的土民宣喻教義時的情形。結果，眼前卻出現了縣委書記向幾百人描畫這個貧困地區美好富裕前途的情景，不禁自己笑出了聲來。
走出大門外，陽光明亮得有些晃眼。我發現身上沾了好多的塵土。
教堂門口立著一塊牌子，標明這座教堂也是一個革命文物。因為這座教堂跟紅軍長征聯係在一起了。
1935年6月13日，紅一方麵軍翻越長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海拔四千多米的夾金山，從東南方進入小金縣境，在夾金山下的達維與先期到達的紅四方麵軍李先念部勝利會師，並在達維喇嘛寺召開了會師大會。
兩天後，隨軍行動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到達小金縣城。在此地，毛澤東、朱德和周恩來以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和中央軍委名義發表了《為反對日本並吞華北和蔣介石賣國宣言》。宣言中重申紅軍長征的目的，是為了北上抗日。但在當時的情形下，紅軍還是隻能選擇繼續西進的路線。
當晚，就在這座天主教堂內，紅軍召開了一、四兩個方麵軍的幹部大會，會後還進行了聯歡活動。這是官方一種簡略的記載，具體的情形如何，我們已經很難想像了。當時，四方麵軍參加這個會議的是李先念所部紅三十軍的幹部。會師之後，兵強馬壯的紅四方麵軍還接濟了疲憊而又損失慘重的紅一方麵軍不少糧草與彈藥。
毛澤東與周恩來等人，還在這座教堂裏度過了幾個夜晚。
翻過大雪山後，跳出了國民黨軍隊的包圍圈，又與相對來說兵強馬壯的四方麵軍會師。這些夜晚在長征途中，應該是幾個相對輕鬆的夜晚，可以放心入睡的夜晚。
還要過上一些時候，紅四方麵軍的領導人張國燾，才會前來與毛澤東等會麵。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張國燾仗著兵多槍多，與來自江西蘇區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和中央軍委處處對抗。於是，紅軍兩個方麵軍在阿壩地區的雪山草地間的艱難行進，也成了毛、張二人之間的一部鬥勇鬥智的傳奇故事。
這已經不是本書所應涉獵的範圍，且按下不表。
我從丹巴出發自西向東，經過新格、宅壟等地，到達小金縣城。到了此地之後，順公路而行有兩個選擇。
繼續往東，到達維、日隆。達維是一、四方麵軍的會師地。日隆在這些年也漸漸有名了。日隆在過去的古驛道上，是從四川盆地進入讚拉的門戶，所以老一輩土著人口中，日隆這個地名還會多一個字叫做日隆關。後來，當驛道上的商業衰落時，日隆就被人淡忘，變成一部分人塵封的記憶了。
但是，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隨著旅遊業的興起，日隆又重新被發現，進入了人們的視野，成了一些喜歡探險旅遊者在地圖上常常指點的一個名字。對登山愛好者，日隆就是海拔6250米的有“蜀山皇後”美譽的四姑娘山。對一般的旅遊者，日隆與四姑娘山下有“東方阿爾卑斯”之稱的雙橋溝風景區有關。
有一次，在風雪交加的三月，我被大風雪阻在日隆，在鎮上的飯館裏就著大塊牛肉喝酒驅寒時，就看到飯館牆上，掛著好些登山愛好者團體留下的鮮豔的旗幟，上麵照例有很多人的簽名，和四姑娘山花之旅、冰山之旅等等字樣。那是遊客們夏天留下的東西，而在三月的風雪之夜，四姑娘山四座漸次升起的金字塔狀的高峰正超拔在光風蘊雪的雲層之上，沐浴星光中。而在這個小飯館裏，昏黃的燈光在蒙矓的醉眼裏顯得更加暗淡。
淩厲的風聲把世界整個充滿。
還是回到小金縣城吧。每次我離開這座小小縣城的時候，都要去看一看建在城邊山坡上的烈士陵園。順著山勢一排排拾級而上的墳塋裏躺著的大部分人，都不屬於這片土地。他們的家鄉在很遠的地方。最初的一部分，是紅軍軍官與戰士。無名的戰士，有名的軍官。再一部分，就是解放初期躺倒在這片土地上的解放軍戰士。
其實，我到這裏來，和石碑後麵躺著一個什麼樣的人沒有太大關係。使我深深感動的，是這些人怎樣在這樣一個陌生的地方，一個他們在涉足此地之前可能連做夢都未能夢見的陌生之地，麵對了突然降臨的死亡。有人死於灼熱的槍彈迅即的一擊，有人在殘酷的刀下痛苦掙紮，臨死之前望一眼天空，這個異族人土地上的天空，那麼晴朗，肯定顯得又高又藍，那是多麼美麗的一種藍啊！
美麗的藍容易讓人想到未來，想到慈母與家鄉。
然後，死神掀開黑色的大氅猛烈地撲來，黑色覆蓋了一切，包括紅色的希望。
烈士陵園的位置居高臨下，小金縣城盡收眼中。
現在這個叫做美興的鎮子，過去的藏族名字叫做美諾，是讚拉土司官寨的所在地。但現在，除了兩邊大山上斜掛著的一塊塊補丁似的耕地，耕地間一些漢藏合璧的民居，這個鎮子本身已經沒有一點曆史的遺存了。
7 土司傳奇之一
清代的讚拉土司，卻是被稱為“嘉絨甲卡確基”的嘉絨十八土司之一。
前文說到過，嘉絨的貴族多數在吐蕃統治時期從西藏本土東遷而來。在嘉絨當地的口頭傳說和土司家族誌中，不約而同地都提到祖先來自西藏本部距拉薩18個馬程地西北瓊部。
傳說古代西藏的瓊部地方人口眾多，共衍生為39族，因其地日漸貧瘠而東遷至青藏高原東北邊緣地帶的大渡河流域和岷江流域的嘉絨地方。
西藏的吐蕃政權分崩離析後，這些貴胄家族各自擁兵自重，憑借深穀高山的自然屏障，自成一方小國。貴族們都自稱“嘉爾波”，也就是國王的意思。但是小國寡民的日子並不能曆之久遠。
元代以後，蒙古統治者的勢力席卷青藏高原。
元代是在整個藏區施行不同統治方式的開始。在西藏本土，利用新崛起的薩迦教派勢力，分封若幹萬戶，而在青藏高原東部開始實行土司製度。明王朝在少數民族問題上可能是最無建樹的一個王朝，基本沿用了元代在藏區的統治方式。
滿清一代，滿族人入關抵達中原後，正式在整個嘉絨地區分封了土司。土司製度最為繁榮的時期，嘉絨全境共有滿清政府所冊封的十八個土司，俗稱嘉絨十八土。大渡河上遊以莫爾多神山為中心的大小金川流域正是十八土司轄地上嘉絨宗教文化的中心地帶。
其中，小金川流域內，即今天的小金縣境內，是讚拉與沃日兩個土司。
“讚拉”一詞，在藏族中有凶神的意思。當地人相信，所以有此一詞一是因為當地藏兵能征慣戰，加之境內多高山深穀，這些高山又大多是莫爾多神山屬下的配臣與武將，是嘉木莫爾多的護衛之神，所以得此地名。
後來，地名又演化為土司之名。
小金川的讚拉土司，與大金川的促浸土司，本是同根所生。藏語中的說法是，出自同一種骨頭。同一種骨頭，就是同一個根子。根子在藏語中是一個很短促、也很神聖的詞，叫“尼”，意譯成漢語是血緣的意思。
這個來自西藏瓊部的家族在嘉絨地區得到了很好的發展。在明代，一個族長叫做哈依木拉的，其名聲已經傳到很遠很遠的地方。我問過給我講述這個傳說的老僧人，這個很遠到底有多遠，傳過了幾條河，幾座山？在民間傳說中，常常說，九十九條河，九十九座山，但那隻是一種形容，在實際的地理範圍內，是不可以想像的，要真是出現這種情況的話，早就抵達大洋之岸，叫人望洋興歎了。
遠和近，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我坐在一個小廟裏，很唐突地問那個老喇嘛，很遠到底是多遠。
老喇嘛不解地看著我，然後猛烈地咳嗽起來。
他沒有回答，我想也用不著回答。再說，我也不該拿這種玄妙的問題去為難這位具有幹部身份卻總是十分謙卑的喇嘛。畢竟，他還告訴了我很多有用的東西。
有了這次訪問，我便知道，這位哈依木拉是位法力高強的苯教法師，所以被明代某皇帝賜印一方，譽為演化禪師。清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清王朝為其家族重頒演化禪師印信。這個家族臣服清王朝後，其士兵服從清王朝征調，隨同大將軍嶽鍾琪遠征西藏本土，擊退入侵西藏的尼泊爾人，有功歸來後，其家族分授促浸與讚拉土司。關於這段史實，清代大學者魏源在《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記》中也有記載：
一促浸水出鬆潘，徼外西藏地，經黨壩而入土司境，頗深闊，是為大金川。其讚拉水源較近，是為小金川。皆以臨河有金礦得名。二水皆自東北而西南……康熙五年，其土司嘉勒巴內附，給演化禪師印，俾領其眾。其庶孫莎羅奔者，以土舍將兵，從將軍嶽鍾琪，征西藏羊峒番有功，雍正元年奏授金川安撫司。莎羅奔自號大金川。而以舊土司澤旺為小金川。莎羅奔以其女阿扣妻澤旺。澤旺懦，為妻所製。
這其中，即或是清代學人中多願研究地理的魏源也犯了一個不小的錯誤。促浸的大金川源出於青海，而非鬆潘。鬆潘自明代以來，就是川西北一個軍事位置重要的邊地要塞，但鬆潘城旁所出之水，卻是大渡河以北地帶的岷江。這兩條在川西北群山中奔流的大河在進入四川盆地後，在樂山大佛腳下和青衣江一起三江彙合而成繼續流向東南，在著名的酒城宜賓與金沙江彙合，才是一瀉千裏的浩蕩長江。
到清朝乾隆年間，讚拉土司走向了自己的末日，最初的起因在前麵所引魏源那段文字中已見端倪。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大金山土司莎羅奔借處理家族糾紛之名，奪小金川土司印，並進占其所領牧地。次年，莎羅奔又進而侵占鄰近的革什雜土司與明正土司領地。朝廷震動，命令曾在貴州平定苗族叛亂有功的雲貴總督張廣泗領大軍進剿。讚拉土司澤旺逃往四川成都。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皇帝起用老將嶽鍾琪，並命大學士訥親往前線督戰。後因戰事不力，在前線連吃敗仗，乾隆下詔將張廣泗與訥親問斬，再派大學士傅恒督戰軍前。
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金川之役久戰不絕，勞師費帑，清王朝正舉棋不定之時，莎羅奔主動提出向朝廷議和歸降，皇帝允準，莎羅奔歸讚拉土司領地。讚拉土司澤旺恢複對其轄地的管轄權。
促浸土司莎羅奔年老後，由其侄子郎卡繼土司位。
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郎卡又開始覬覦周圍土司領地。鄰近老邁而又生性懦弱的讚拉土司澤旺被郎卡派兵驅逐。於是，一次完全改變這一地區政治與文化麵貌的戰爭開始醞釀。郎卡在驅逐了澤旺後，誌驕意得，完全不把四川總督開泰要他歸還讚拉土司領地的威脅放在眼裏，並繼續向周圍的土司領地不斷襲擾，製造事端。郎卡勢力日益壯大，並不把清王朝幾次三番的訓諭放在眼裏。
這固然與郎卡土司的夜郎自大有關，也與四川總督優柔寡斷、對在地形複雜的山高深穀中與當地士兵作戰心存疑懼有關。
從清朝一代，直至民國，代表中央政府號令藏邊的政府官員都把嘉絨地區的土司轄地視為畏途。一則不見於正史，卻在四川官員中廣泛流傳的野史正說明了他們的這種畏懼心理。這一則被署理四川的各級朝廷命官奉為信史的傳說與大渡河相關。
說的是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開國之初，展開地圖與眾將確定宋代的有效疆界時，就把大渡河以西的廣大崇山峻嶺地區歸為化外之地。傳說裏說宋太祖以所佩玉斧沿大渡河劃出一條線，指出宋軍不能出河西以遠。
這樣一則不見於信史的傳說在四川官吏中的廣泛流傳，確實是大有深意的。
正是在這樣一種心理的支配下，四川命官對於名義上具有統轄權的嘉絨地區土司間的糾紛總願意視而不見。正是在這樣一種吏治之下，大金川土司郎卡才敢於把來自朝廷的警告置若罔聞。而乾隆皇帝對於這樣的輕忽是絕對不能容忍的。他認為第一次息兵於將勝之時，已經盡顯朝廷對化外之民的懷柔之意，金川土司再次作亂，不能再有姑息。於是於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詔四川總督阿爾泰檄促浸附近雜穀、梭磨、黨壩等九土司，從四麵進兵討伐。
但是阿爾泰舉棋不定，加之九土司各懷心事，陽奉陰違，遲遲不能向大金川興兵。
阿爾泰隻是一次次訓令大金川土司郎卡歸還侵占的土司轄地，卻並沒有認真進兵平息事端的實際舉措。而郎卡又使用莎羅奔的手段，即與相鄰土司的聯姻手段。
關於這次事件始末，魏源在《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記》中有簡略的記載：
三十一年，詔諭總督阿爾泰檄九土司，環攻之，而阿爾泰姑息，但諭返諸土司侵地，即以安撫司印給郎卡，且許其與綽斯甲結姻。而以女妻澤旺之子僧格桑。……土司中巴旺、黨壩，皆彈丸非金川敵。其明正、瓦寺亦形勢阻隔，其兵力堪敵金川。而地相僵者莫如綽斯甲與小金川。阿爾泰不知離其黨羽，反聽釋仇結約，由是兩金川狼狽為奸，諸小土司皆不敢抗，而邊釁棘矣。
這段文字，主要是譴責滿人總督阿爾泰的，但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嘉絨人郎卡這位一代梟雄頗富雄才大略。直到今天，在很多當地百姓心目中，郎卡還是一個傳奇人物。很多人都會十分遺憾地說，如果他治下有像清朝一樣廣大的國土與兵力，如果周遭的嘉絨土司不聽清帝差遣，助滿、漢兵攻打，曆史可能是另外一種樣子。但是，我們知道，曆史是不可以假設的。
但僅從魏源那段文字，我們就可以看出郎卡這個滿懷野心的土司在地緣政治上也有著相當的謀略。巴旺土司境在現在的丹巴縣，地在大金川東南。黨壩土司位在大金川土司轄地以北，現在的轄地不過是馬爾康縣境不到兩個鄉的地麵。這一南一北兩土司麵對大金川咄咄逼人的姿態，一向唯唯諾諾，絕無與之強力抗衡的力量。而其他兵強馬壯、更具實力的土司如梭磨、雜穀、瓦寺等，又山河阻隔，不與大金川直接接壤，沒有實際的利益衝突。唯一對郎卡擴張野心形成阻礙的，就是東南兩麵的小金川土司與綽斯甲了。而郎卡又以聯姻的方式將其拉到了自己的一邊。
而這種勢力的急劇膨脹，進一步刺激了大金川土司的野心，而滿清重臣的首鼠兩端隻是使其更加狂妄。
於是，一場完全改變了嘉絨藏區麵貌的大戰就在所難免了。
這時，郎卡年老病故，澤旺自來懦弱，大小金川土司職柄由兩人的兒子掌握，兩個年輕氣盛的土司加速了事件的演進。
還是再來征引魏源的記載：
時澤旺老病不知事，郎卡亦旋死，其子索諾木與僧格桑，侵鄂克什土司地。三十六年，索諾木誘殺革布什紮土官。僧格桑亦再攻鄂克什及明正土司。我兵往護鄂克什，僧格桑與官兵戰。事聞，上以前此出兵，本以救小金川，今小金川悖逆，罪不赦。阿爾泰曆載養癰，至是又按兵打箭爐，半載不進。罷其職，既而賜死。命大學士溫福自雲南赴四川。以桂林代阿爾泰共討賊。
在乾隆皇帝一道又一道禦旨的催促下，溫福領兵出成都經都江堰，逆岷江上行至現今阿壩州內的映秀，轉向瓦寺土司轄地今天的臥龍自然保護區的耿達溝，越巴郎山直抵小金川土司東邊險要門戶——海拔四千多米的巴郎山。桂林領兵順大渡河而上至打箭爐，以此為前進基地，從今丹巴縣境內直出南路。大兵壓境之時，小金川土司澤旺之子僧格桑向索諾木割地救援，索諾木方才派兵馳援。
聞聽此消息，在北京紫禁城裏的乾隆皇帝連連下旨，指導遙遠的西方戰事，並對小金川土司深惡痛絕，下定了鏟除之心。他在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八月的一道諭旨中說：
前諭於擒獲僧格桑後，別擇小金川安分妥當之人立為土司，俾令管理。今思小金川可作土司之人不外僧格桑支屬，此等蕃夷錮蔽已深，積習恐難湔改。況與金川又屬姻親，易於蠱惑，難保日久不複滋事。莫若於凶渠就獲之時，即將小金川所有地方，量其邊界，附近如鄂克什、明正、木坪、雜穀等土司分撥管轄整理，不必複存小金川土司之名，庶該處蕃眾舊染潛移，各知馴謹畏法。
至此，小金川土司的命運已經決定，剩下的隻是上演一場血與火為主題的曆史戲劇了。
一場早已決定了結局的曆史大戲。
嘉絨土司僧格桑們用盡一切智慧與武力，流盡這片土地上人們滾燙的鮮血，其作用也無非是使這幕大戲上演得更加曲折，更加轟轟烈烈。
登上小金縣城美興鎮後的岩石嶙峋的山坡，我的眼前出現的不再是史書中所描繪的那種石碉林立、關卡處處、兵戈四起的景象，而鎮子周圍的鄉村也不再是一個藏族地區所應有的那種鄉野的風景與情致。
那場慘烈戰爭的廝殺聲已經消逝在時間深處，曆史的背影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遙遠而模糊。我甚至找不到一個人，找不到一個憑吊的地方。按照記載，讚拉土司的官寨應該曾在小金縣城那些漢式民居中間的某個地方靜靜聳立。但是，沒有一石一柱、一段殘牆、一點畫棟，透露一點隱約的消息，指出它大概所在的位置。
在藏民族社會中，文字在很早很早的時候就發明了。
但是，十分不幸的是，這文字很快就走入了寺院的高牆，記錄了僧人們許許多多難測其高深的玄思妙想，卻沒有流布民間，為後人留下一段曆史麵目清晰的記錄。在一個寺院，我問一個據認為是該寺中最有學問的喇嘛這個寺院有多長的曆史了，他正正經經地回答我說有一萬多年。我當然不會同意他的看法。我不用援引世界公認的進化論，說人類獲得智慧才多少多少年。我隻是說佛教的始祖釋迦牟尼才誕生多少多少年，一個佛教寺院比這個宗教創始人曆史還長是多麼不可思議。喇嘛生氣了，在很多人麵前宣布我不是一個對佛教虔信的人，因此不是一個真正的藏族人。
在這片土地上，很多教派與寺院興起又衰亡，但卻沒有用它們掌握的文字為人們留下一些可以使人信服的曆史記載，確實讓人感到十分遺憾。而在這片土地上活動不久的天主教，那些西洋的傳教士，不僅僅在他們眼中的這些化外之地，建起了教堂，傳播福音，而且，這些傳教士總是對剛剛涉足的這些土地上的一草一木、一溝一壑都感到濃厚的興趣。那些傳教士往往就是專業或者業餘的自然學家、考古學家和地理學家。就在小金川人出入四川盆地必經的原瓦寺土司領地臥龍，就是一位名叫大衛的美國傳教士於1869年發現了與中國人毗鄰而居數千年的大熊貓，並開始發掘認識其在生物進化史上的巨大潛在價值。在與瓦寺土司地界相鄰的岷江上遊，20世紀30年代曾發生一次大地震。巨大的山崩埋葬了古驛道上一個繁榮的小鎮，並讓岷江主流上出現了數公裏長的湖泊，當地人叫做疊溪海子。但是，為如此重大的自然災害留下最詳細、也最具科學眼光記載的也是一位外國傳教士。這使我們想到東方文化中某種令人遺憾的缺失。
這種東方文化中的缺失同樣存在於藏族文化中間。
這種文化導致了具有漫長曆史的文明沒有明晰而確實的曆史記載。
我沒有找到在讚拉土司領地上活動過很多年的傳教士們留下的有關此地的記載。但我始終相信，這種記載肯定是存在的，隻是被湮滅在一大堆似是而非的類似神話的傳說中了。在藏族貴族與一些精神領袖的傳說中，因為太多神化的附會，太多超凡的解釋，導致了曆史本來麵目的模糊與消隱。
現在，科學的曆史觀讓我們懂得了如何看待和如何記載這個世界正在發生的一切變故。但是，當我們想要洞見曆史真實的麵目時，始終隻能看到一個偉岸而又模糊的背影。
模糊的背影裏有血與火的餘光，有鐵馬金戈的餘響。
模糊的背影濾掉了觸目驚心的殘酷與無奈，隻剩下了動人的可以賦予許多想像的神秘與浪漫。
我轉身鑽進圖書館，求助於清代的用漢文寫下的官方記載，一部《清實錄》中輯出的有關讚拉與促浸土司以彈丸之地和十數萬百姓，與全盛時期的清王朝抗衡的曆史記載，足足有五六本之多。但都是領重兵進剿的將軍的奏折與皇帝親批的禦旨。在那些繁瑣的公文往返中，那場驚天動地的戰爭，改變了大小金川地區麵貌的戰爭，也成了一個隱約的消息。
我們隻是借此知道一個大約的輪廓，不得已，還是再引魏源所作的記載吧：
上命官兵先剿小金川，而勿聲大金川之罪。
皇帝盛怒之後，損兵折將之後，開始冷靜下來，認真對待了。
五月桂林遣將薛琮等將兵三千入襄五日糧，入墨壟溝。被斷後路，我兵告急，而桂林不赴援夾攻，致全軍陷沒。泅水歸者僅二百餘，桂林匿不以聞，被劾奏。乃以阿桂代桂林為參讚大臣赴南路。十一月阿桂以皮船宵濟，邊奪險隘，遂直搗匪巢。十二月軍抵美諾。僧格桑已送其妻妾於大金川。而自赴澤旺所據之底木達。澤旺閉寨門不納，遂由美臥溝竄入大金川。我軍到底木達俘澤旺。而檄索諾木縛獻僧格桑不應。
至此讚拉土司全境陷落。
乾隆命大軍繼續向大金川進兵。最後，這場戰爭是以大清王朝的勝利而告結束，而我們能檢索的資料都是勝利者的記錄，如果能看到失敗者一方的記錄與反應，應該是一件更有興味的事情，但是，這一切到目前為止還隻是一個假想。也許，這一切會有實現的一天也未可知，我們期待著地方史專家們能發掘出一些更翔實更感性的資料。
我們永遠期待著。而現在的現實是，當我們在這片土地上行走時，很多過去的藏族地名都被一些新的漢語的地名所代替了。
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十二月，大金川戰事結束。
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一月，乾隆皇帝下旨，小金境內的讚拉土司與大金川境內促浸土司被永久廢除，大金川土司領地設阿爾古廳，小金川境內設美諾廳。
小金川境內的美諾廳下設八角、汗牛、別思滿和宅壟屯。傳說兩金川戰事結束後，兩地境內僅剩下萬餘嘉絨藏民，且多為婦孺老幼。但是，有前述兩番戰事在前，清王朝認為前車之鑒未遠，便將這剩餘人口大部分賞賜給隨從征戰有功的各路土司。剩下的部分婦孺，自然隨戰勝後留守屯田的漢族兵丁成為番婦了。這部分人在氣候溫和宜於墾殖的大小金川河穀生殖繁衍，產生出一種混合了藏漢血緣與文化因子的粗獷而又頑強的文化帶。
8 血緣與族別
在寫作此書期間，我在西南民族學院檢索到一段資料，是20世紀50年代初對小金縣結思鄉的一項社會調查，署名是“四川民族調查組”。結思鄉是改土設屯後別思滿屯的一部分。其中一項人口統計很有意思，就是漢族人口已經占到一個相當的比例。我沒時間也沒有必要和權力去現在的結思鄉查閱戶籍檔案，但根據我在家鄉三十多年的所見所聞，敢肯定，現在這個鄉的戶籍上，漢族與藏族的人口比例要低於近五十年前的那次調查。雖然，在實際生活中，人人都會說，這些年來，漢族在這些地區的比例已經有了相當部分的增加。
為什麼會有這樣一種局麵出現呢，原因非常簡單。在解放以前，作為一個藏族人，在一個漢文化占主流的社會裏是受到嚴重歧視的。
解放後，有了行之有效的一套少數民族政策，特別是考慮到在升學與幹部提拔上的一些照顧性指標，很多人可能從漢族人搖身一變，又成了藏族人。
本來，兩金川戰役結束後，那些屯兵開始在這片土地上繁衍第一批後代時，其血緣就混雜不清了。所以，這片土地上新的一代人在選擇族別時，當然有理由根據趨利避害的原則來確認遙遠生命源頭的某種血緣了。
血緣問題，在這些漢藏交界的地區，對許許多多人來說，都是一個敏感的問題，也是一個心照不宣的問題。
所以，即或是同一個人在不同的場合，宣稱自己是這種民族或者那種民族也是一個看起來匪夷所思、其實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我想講講我自己的故事。
我是一個回族與藏族的混血兒，所以選擇了藏族作為自己的族別，僅僅是因為，從小在藏族地區長大，生活習慣最終決定了我自己在血緣上的認同感。
在我成長就學的年代，恰恰在極“左”路線的統治下，藏區的藏文教育在學校裏被徹底取消。於是，我就在一個藏族地區上漢文學校。先後的兩個小學老師，都是出身於四川內地鄉村的師範畢業生。特別是我的第一位老師張玉明，在20世紀50年代初，就已經是我母親的老師了。
後來，我也上了師範學校，成為一個教授漢語文與曆史的中學教師。在我最後任教的那所中學，我娶了一個教英語的漢族人做我的妻子。兩年後，兒子出生，我在公安局為他報戶籍時，族別報了漢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