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蘇聯，打蘇聯……”這話就是這麼簡單，在我覺得十分不夠，想要給添上一個“帝國主義”吧，但是從學聯會發下來的就沒有這一個口號。
那麼，蘇聯為什麼就應該打呢？又不是帝國主義。
這個我沒有思索過，雖然這中蘇事件的一開端我就親眼看過。
蘇聯大使館被檢查，這事情的發生是六月或者是七月。夜晚並不熱，我隻記住天空是很黑的，對麵跑來的馬車，因為感覺上涼爽的關係，車夫台兩邊掛著的燈頭就像發現在秋天樹林子裏的燈火一樣。我們這女子中學每晚在九點鍾的時候，有一百人以上的腳步必須經過大直街的東段跑到吉林街去。
我們的宿舍就在和大直街交叉著的那條吉林街上。
蘇聯大使館也在吉林街上，隔著一條馬路和我們的宿舍斜對著。
這天晚上，我們走到吉林街口就被攔住了。手電燈晃在這條街上，雙輪的小卡車靠著街口停著好幾輛，行人必得經過檢查才能夠通過。我們是經過了交涉才通過的。
蘇聯大使館門前的衛兵沒有了，從門口穿來穿往的人們，手中都拿著手電燈，他們行走得非常機械，忙亂地、不留心地用手電燈四處照著，以致行人道上的短楊樹的葉子的閃光和玻璃似的一陣一陣的出現。大使館樓頂那個圓形的裏邊閃著幾個外國字母的電燈盤不見了，黑沉沉的樓頂上連紅星旗子也看不見了，也許是被拔掉了，並且所有的樓窗好像埋下地窖那麼昏黑。
關於蘇聯或者就叫俄國吧，雖然我的生地和它那麼接近，但我怎麼能夠知道呢？我不知道。那還是在我小的時候，“買羌貼”，“買羌貼”，“羌貼”是舊俄的紙幣（紙盧布）。鄰居們買它，親戚們也買它，而我的母親好像買得最多。夜裏她有時候不睡覺，一聽門響，她就跑出去開門，而後就是那個老廚子咳嗽著，也許是提著用紗布做的過年的時候掛在門前的紅燈籠，在廚房裏他用什麼東西打著他鞋底上結著的冰錐。他和母親說的是什麼呢？微小得像什麼也沒有說。廚房好像並沒有人，隻是那些冰錐從鞋底打落下的聲音。我能夠聽得到，有時候他就把紅燈籠也提進內房來，站在炕沿旁邊的小箱子上，母親趕快就去裝一袋煙，母親從來對於老廚子沒有這樣做過。不止裝煙，我還看見了給他燙酒，給他切了幾片臘肉放在小碟裏。老廚子一邊吃著臘肉，一邊上唇的胡子流著水珠，母親趕快在旁邊拿了一塊方手巾給他——我認識那方手巾就是我的，而後母親說：
“天冷啊！三九天有胡子的年紀出門就是這手不容易。”
這一句話高於方才他們所說的那一大些話。什麼“行市”啦，“漲”啦，“落”啦，應該“賣”啦吧！這些話我不知為什麼他們說得那麼嚴重而低小。
家裏這些日子在我覺得好像鬧鬼一樣，灶王爺的香爐裏整夜地燒著香。母親夜裏起來，洗手洗臉，半夜她還去再燒一次。有的時候，她還小聲一個人在說著話，我問她的時候，她就說吟的是《金剛經》，而那香火的氣味滿屋子都是；並且她和父親吵架，父親罵她“受窮等不到天亮”，母親罵他“愚頑不靈”。因為買“羌貼”這件事情父親始終是不成的。
父親說：“皇黨和窮黨是俄國的事情，誰勝誰敗我們怎能夠知道！”而祖父就不那麼說，他和老廚子一樣：“那窮黨啊！那是個胡子頭，馬糞蛋不進糞缸，走到哪兒不也還是個臭？”
有一夜，那老廚子回來了，並沒有打鞋底的冰錐，也沒有說話。母親和他在廚房裏都像被消滅一樣，而後我以為我是聽到哭聲，趕快爬起來去看，並沒有誰在哭，是老廚房的鼻頭流著清水的緣故。他的燈籠並不放下，拖得很低，幾乎燈籠底就落在地上，好像隨時他都要走。母親和逃跑似的跑到內房來，她就把臉伏在我的小枕頭上，我的小枕頭就被母親占據了一夜。
第二天他們都說“窮黨”上台了。
所以這次佩花大會，我無論做得怎樣吃力，也覺得我是沒有中心思想。“蘇聯”就是“蘇聯”，它怎麼就不是“帝國主義”呢？同時在我宣傳的時候，就感到種種的困難。困難也照樣做了。比方我向著一個“苦力”狂追過去，我攔斷了他的行路，我把花給他，他不要，隻是把幾個銅板托在手心上，說：“先生，這花像我們做苦力的戴不得，我們這穿著，就是戴上也不好看，還是給別人去戴吧！”
還有比這個現在想起來使我臉皮更發燒的事情：我募捐竟募到了一分郵票和一盒火柴。那小煙紙店的老板無論如何擺脫不了我的纏繞之後，竟把一盒火柴摔在櫃台上。火柴在櫃台上嘩啦啦地滾到我的旁邊，我立刻替國家感到一種侮辱，並不把火柴收起來，照舊向他講演，接著又捐給我一分郵票。我雖然像一個叫花子似的被人接待著，但在精神上我相信是絕對高的。火柴沒有要，郵票到底收了。
我們的女校，到後來竟公開的領導我們，把一個蘇聯的也不知道是什麼“子弟學校”給占過來，做我們的宿舍。那真闊氣，和席子紋一樣的拚花地板，玻璃窗子好像商店的窗子那麼明朗。
在那時節我讀著辛克來的《屠場》，本來非常苦悶，於是對於這本小說用了一百二十分的熱情讀下去的。在那麼明朗的玻璃窗下讀。因為起早到學校去讀，路上時常遇到戒嚴期的兵士們的審問和刺刀的閃光。結果恰恰相反，這本小說和中蘇戰爭同時啟發著我，是越啟發越壞的。
正在那時候，就是佩花大會上我們同組那個大個的、鼻子有點發歪的男同學還給我來一封信，說我勇敢，說我可欽佩，這樣的女子他從前沒有見過，而後是要和我交朋友。那時候我想不出什麼理由來，現在想：他和我原來是一樣渾蛋。
無 題
早晨一起來我就曉得我是住在湖邊上了。
我對於這在雨天裏的湖的感覺，雖然生疏，但並不像南方的朋友們到了北方，對於北方的風沙的迷漫，空氣的幹燥，大地的曠蕩所起的那麼不可動搖的厭惡和恐懼。由之於厭惡和恐懼，他們對於北方反而謳歌起來了。
沙土迷了他們的眼睛的時候，他們說：“偉大的風沙啊！”黃河地帶的土層遮漫了他們的視野的時候，他們說那是無邊的使他們不能相信那也是大地。迎著風走去，大風塞住他們的呼吸的時候，他們說：“這……這……這……”他們說不出來了，北方對於他們的謳歌也偉大到不能夠容許了。
但，風一停住，他們的眼睛能夠睜開的時候，他們仍舊是看，而嘴也就仍舊是說。
有一次我忽然感到是被侮辱著了，那位一路上對大風謳歌的朋友，一邊擦著被風沙傷痛了的眼睛一邊問著我：
“你們家鄉那邊就終年這樣？”
“哪裏！哪裏！我們那邊冬天是白雪，夏天是雲、雨、藍天和綠樹……隻是春天有幾次大風，因為大風是季節的症候，所以人們也愛它。”是往山西去的路上，我就指著火車外邊所有的黃土層，“在我們家鄉那邊都是平原，夏天是青的，冬天是白的，春天大地被太陽蒸發著，好像冒煙一樣從冬天活過來了，而秋天收割。”而我看他似乎不很注意聽的樣子。
“東北還有不被采伐的煤礦，還有大森林……所以日本人……”
“唔！唔！”他完全沒有注意聽，他的拜佩完全是對著風沙和黃土。
我想這對於北方的謳歌就像對於原始的大獸的謳歌一樣。
在西安和八路軍殘廢兵是同院住著，所以朝夕所看到的都是他們。有一天我看到一個殘廢的女兵，我就向別人問：
“也是戰鬥員嗎？”
那回答我的人也非常含混，他說也許是戰鬥員，也許是女救護員，也說不定。
等我再看那腋下支著兩根木棍，同時擺蕩著一隻空褲管的女人的時候，但是看不見了。她被一堵牆遮沒住，留給我的隻是那兩根使她每走一步，那兩肩不得安寧的新從木匠手裏製作出來的白白木棍。
我麵向著日本帝國主義，我要謳歌了！就像南方的朋友們去到了北方，對於那終年走在風沙裏的瘦驢子，由於同情而要謳歌它了。
但這隻是一刻的心情，對於蠻的東西所遺留下來的痕跡，憎惡在我是會破壞了我的藝術的心意的。
那女兵將來也要做母親的，孩子若問她：“媽媽為什麼你少了一條腿呢？”
媽媽回答是日本帝國主義給切斷的。
成為一個母親，當孩子指問到她的殘缺點的時候，無管這殘缺是光榮過，還是恥辱過，對於做母親的都一齊會成為灼傷的。
被合理所影響的事物，人們認為是沒有力量的、弱的，或者也就被說成生命力已經被損害了的——所謂生命力不強的——比方屠格涅夫在作家裏麵，人們一提到他：“好是好的，但，但……”但怎麼樣呢？我就看到過很多對屠格涅夫搖頭的人，這搖頭是為什麼呢？不能無所因。久了，同時也因為我對搖頭的人過於琢磨的緣故，默默之中感到了，並且在我的靈感達到最高潮的時候，也就無恐懼起來。我就替搖頭者們嚷著說：“他的生命力不強！”
屠格涅夫是合理的，幽美的，寧靜的，正路的，他是從靈魂而後走到本能的作家。和他走同一道路的，還有法國的羅曼·羅蘭。
別的作家們他們則不同，他們暴亂、邪狂、破碎，他們是先從本能出發或者一切從本能出發，而後走到靈魂。有慢慢走到靈魂的，也有永久走不到靈魂的，那永久走不到靈魂的，他就永久站在他的本能上喊著：“我的生命力強啊！我的生命力強啊！”
但不要聽錯了，這可並不是他自己對自己的惋惜。一方麵是在驕傲著生命力弱的，另一麵是在招呼那些尚在向靈魂出發的在半途上感到吃力，正停在樹下冒汗的朋友們。
聽他這一招呼，可見生命力強的也是孤獨的。於是我這佩服之感也就不完整了。
偏偏給我看到的生命力頂強的是日本帝國主義。人家都說日本帝國主義野蠻，是獸類，是爬蟲類，是沒有血液的東西。完全荒謬的呀！
所以這南方上的風景，看起來是比北方的風沙愉快的。
同時那位南方的朋友對於北方的謳歌，我也並不是諷刺他。去把捉完全隔離的東西，不管誰，大概都被嚇住的。我對於南方的鑒賞，因為我已經住了幾年的緣故，初來到南方也是不可能。
放火者
從五月一號那天起，重慶就動了，在這個月份裏，我們要紀念好幾個日子，所以街上有多少人在遊行，他們還準備著在夜裏火炬遊行。街上的人帶著民族的信心，排成大隊行列沉靜地走著。
五三的中午日本飛機二十六架飛到重慶的上空，在人口最稠密的街道上投下燃燒彈和炸彈，那一天就有三條街起了帶著硫黃氣的火焰。
五四的那天，日本飛機又帶了多量的炸彈，投到他們上次沒有完全毀掉的街上和上次沒可能毀掉的街道上。
大火的十天以後，那些斷牆之下，瓦礫堆中仍冒著煙。人們走在街上用手帕掩著鼻子或者掛著口罩，因為有一種奇怪的氣味滿街散布著。那怪味並不十分濃厚，但隨時都覺得吸得到，似乎每人都用過於細微的嗅覺存心嗅到那說不出的氣味似的。就在十天以後發掘的人們，還在深厚的灰燼裏尋出屍體來。斷牆筆直的站著，在一群瓦礫當中，隻有它那麼高而又那麼完整。設法拆掉它，拉倒它，但它站得非常堅強。段牌坊就站著這斷牆，很遠就可以聽到幾十人在喊著，好像拉著帆船的纖繩，又像抬著重物。
“哎呀……喔嗬……哎呀……喔嗬……”
走近了看到那裏站著一隊兵士，穿著綠色的衣裳，腰間掛著他們喝水的瓷杯，他們像出發到前線上去差不多。但他們手裏挽著繩子的另一端，係在離他們很遠的、單獨的五六丈高，站著一動也不動的那斷牆上。他們喊著口號一起拉它不倒，連歪斜也不歪斜，它堅強地站著。步行的人停下了，車子走慢了，走過去的人回頭了，用一種堅強的眼光，人們看住了它。
被那聲音招引著，我也回過頭去看它，可是它不倒，連動也不動。我就看到了這大瓦場的近邊，那高坡上仍舊站著被烤幹了的小樹。有誰能夠認得出那是什麼樹，完全脫掉了葉子，並且變了顏色，好像是用赭色的石頭雕成的。靠著小樹那一排房子窗上的玻璃掉了，隻有三五塊碎片，在夕陽中閃著金光。走廊的門開著，一切可以看得到，門簾扯掉了，牆上的鏡框在斜垂著。顯然在不久之前，他們是在這兒好好地生活著，那牆壁日曆上還露著四號的“四”字。
街道是啞默的，一切店鋪關了門，在黑大的門扇上貼著白帖或紅帖，上麵坐著一個蒼白著臉色的恐嚇的人，用水盆子在洗刷著弄髒了的膠皮鞋、汗背心……毛巾之類，這東西是從火中搶救出來的。
被炸過了的街道，飛塵卷著白沫掃著稀少的行人，行人掛著口罩，或用帕子掩著鼻子。街是啞然的，許多人生存的街毀掉了，生活秩序被破壞了，飯館關起了門。
大瓦礫場一個接著一個，前邊是一群人在拉著斷牆，這使人一看上去就要低了頭。無論你心胸怎樣寬大，但你的心不能不跳，因為那擺在你麵前的是荒涼的，是橫遭不測的。千百個母親和小孩子是吼叫著的，哭號著的，他們嫩弱的生命在火裏邊掙紮著，生命和火在鬥爭，但最後生命給謀殺了。那曾經狂喊過的母親的嘴，曾經亂舞過的父親的胳膊，曾經發瘋對著火的祖母的眼睛，曾經依然偎在媽媽懷裏吃乳的嬰兒，這些最後都被火給殺死了。孩子和母親，祖父和孫兒，貓和狗，都同他們涼台上的花盆一道倒在火裏了。這倒下來的全家，他們沒有一個是戰鬥員。
白洋鐵壺成串地仍在那燒了一半的房子裏掛著，顯然是一家洋鐵製器店被毀了。洋鐵店的後邊，單獨一座三樓三底的房子站著，它兩邊都倒下去了，隻有它還歪歪扭扭地支持著，樓梯分做好幾段自己躺下去了，橫睡在樓腳上。窗子整張的沒有了，門扇也看不見了，牆壁穿著大洞，像被打破了腹部的人那樣可怕地、奇怪地站著。但那擺在二樓的木床，仍舊擺著，白色的床單還隨著風飄著那隻巾角，就在這二十個方丈大的火場上同時也有繩子在拉著一道斷牆。
就在這火場的氣味還沒有停息，瓦礫還會燙手的時候，坐著飛機放火的日本人又要來了，這一天是五月十二號。
警報的笛子到處叫起，不論大街或深巷，不論聽得到的、聽不到的，不論加以防備的或是沒有知覺的，都卷在這聲浪裏了。
那拉不倒的斷牆也放手了，前一刻在街上走著的那一些行人，現在狂亂了，發瘋了，開始跑了，開始喘著，還有拉著孩子的，還有拉著女人的，還有臉色變白的。街上像來了狂風一樣，塵土都被這驚慌的人群帶著聲響卷起來了，沿街響著關窗和鎖門的聲音，街上什麼也看不到，隻看到跑。我想瘋狂的日本法西斯劊子手們若看見這一刻的時候，他們一定會滿足的吧，他們是何等可以驕傲嗬，他們可以看見……
十幾分鍾之後，都安定下來了，該進防空洞的進去了，躲在牆根下的躲穩了。第二次警報（緊急警報）發了。
聽得到一點聲音，而越聽越大。我就坐在公園石階鐵獅子附近，這鐵獅子旁邊坐著好幾個老頭，大概他們沒有氣力擠進防空洞去，而又跑也跑不遠的緣故。
飛機的響聲大起來，就有一個老頭招呼著我：
“這邊……到鐵獅子下邊來……”這話他並沒有說，我想他是這個意思，因為他向我招手。
為了呼應他的親切，我去了，蹲在他的旁邊。後邊高坡上的樹，那樹葉遮著頭頂的天空，致使想看飛機不大方便，但在樹葉的空間看到飛機了，六架，六架。飛來飛去的總是六架，不知道為什麼高射炮也未發，也不投彈。
穿藍布衣裳的老頭問我：“看見了嗎？幾架？”
我說：“六架。”
“向我們這邊飛……”
“不，離我們很遠。”
我說瞎話，我知道他很害怕，因為他剛說過了：“我們坐在這兒的都是善人，看麵色沒有做過惡事，我們良心都是正的……死不了的。”
大批的飛機在頭上飛過了，那裏三架三架的集著小堆，這些小堆在空中橫排著，飛得不算頂高，一共四十幾架。高射炮一串一串的發著，紅色和黃色的火球像一條長繩似的扯在公園的上空。
那老頭向著另外的人而又向我說：
“看麵色，我們都是沒有做過惡的人，不帶惡相，我們不會死……”
說著他就伏在地上了，他看不見飛機，他說他老了。大概他隻能看見高射炮的連串的火球。
飛機像是低飛了似的，那聲音沉重了，壓下來了。守衛的憲兵喊了一聲口令：“臥倒！”他自己也就掛著槍伏在水池子旁邊了。四邊的火光躥起來，有沉重的爆擊聲，人們看見半天是紅光。
公園在這一天並沒有落彈。在兩個鍾頭之後，我們離開公園的鐵獅子，那個老頭悲慘地向我點頭，而且和我說了很多話。
下一次，五月二十五號那天，中央公園便炸了。水池子旁邊連鐵獅子都被炸碎了。在彈花飛濺時，那是混合著人的肢體，人的血，人的腦漿。這小小的公園，死了多少人？我不願說出它的數目來，但我必須說出它的數目來——死傷×××人，而重慶在這一天，有多少人從此不會聽見解除警報的聲音了……
牙粉醫病法
池田的袍子非常可笑，那麼厚，那麼圓，那麼胖，而後又穿了一件單的短外套，那外套是工作服的樣式，而且比袍子更寬。她說：
“這多麼奇怪！”
我說：“這還不算奇怪，最奇怪的是你再穿了那件灰布的棉外套，街上的人看了不知要說你是做什麼的，看袍子像太太、小姐，看外套像軍人。”因為那棉外套是她借來的，是軍用的衣服。她又穿了中國的長棉褲，又穿了中國的軟底鞋。因為她是日本人，穿了道地的中國衣裳，是有點可笑。
“那就說你是從前線上退下來的好啦！並且說受了點傷。現在還沒有完全好，所以穿了這樣寬的衣裳。”
她笑了：“是的，是……就說日本兵在這邊用刺刀刺了一個洞……”
她假裝用刺刀在手腕上刺了一個洞的樣子。
“刺了一個洞，又怎樣呢？”我問。
“刺了一個洞而後一吹，就把人吹胖啦。”她又說，“中國老百姓，一定相信。因為一切壞事，一切奇怪的事，日本人都做得出來。”
就像小孩子說的怪話一樣，她自己也笑，我也笑。她笑得連杯子都舉不起來的樣子。我和她是在吃茶。
“你覺得奇怪嗎？這是沒有的事嗎？我的弟弟就被吹過……”
她一聽我這話，笑得用了手巾揩著眼睛：
“怎麼！怎麼！”
“真的，真被吹過……”我這故事不能開展下去，她在不住地笑，笑得咳嗽起來。
“你聽我告訴你，那是在肚子上，可不是像你說的在手上……用一個一手指長、一分粗的玻璃管，這玻璃管就從肚臍下邊一寸的地方刺進去。玻璃管連著一條好幾尺長的膠皮管，膠皮管的另一頭有一個茶杯一般大的漏鬥，從那個漏鬥吹進一壺冷水去，後來死啦。”
“被吹死啦……”很不容易抑止的大笑，她又開始了。
其實是從漏鬥把冷水灌進去的，因為肚子漸漸地大起來，看去好像是被氣吹起來的一樣。
我費了很大工夫給她解說：“我的弟弟患的是黑死病，並且全個縣城都在死亡的恐怖中。那是一種特別的治法，在醫學上這種灌水法並不存在。”我又告訴她，我寫《生死場》的時候把這段寫上，魯迅看了都莫名其妙，魯迅先生是研究過醫學的。他說：
“在醫學上可沒有這樣的治療法。”
既然這樣說，我就更奇怪了，魯迅先生研究過醫學是真的，我的弟弟被冷水灌死了也是真的。
我又告訴池田，說那醫生是天主教黨的醫生，是英國人。
“你覺得外國人可靠的，那不對，中國真是殖民地，他們跑到中國來試驗來啦，你想肚子灌冷水，那怎麼可以？帝國主義除了槍刀之外，他們還作老百姓所看不見的……他們把中國人就看成他們試驗室裏的動物一樣。三百個人通通用一樣方法治療，其中死了一百五，活了一百五，或是活了一百死了二百，也或者通通死掉啦！這個他們不管，他們把中國人看成動物一樣……在他們自己的國家裏，隨便試驗是不成的呀！”
我想，這也許吧！我的弟弟或者就是被試驗死的。她的話，相信是相信了，因為她不懂得醫學，所以我相信得並不十分確切。
“我告訴過你，我的父親是軍醫，他到滿洲去的時候，關於他在中國治病，寫了很多日記。上邊有德文，我在學德文時，我就拿他的日記看，上麵寫著關於黑死病，到滿洲去試試看，用各種的藥，用各種的方法試試看。”
“你想！這不是真的嗎？還有啊，我父親的朋友，每天到我們家來打麻將，他說到中國去治病很不費事，因為中國人有很多的他們還沒有吃過藥，所以吃一點藥無論什麼病都治。給他們一點牙粉吃，頭痛也好啦，肚子痛也好啦……”
這真是奇事，我從未聽說過，怎麼我們中國人是常常吃牙粉的嗎？
又從吃牙粉談到吃人肉，日本兵殺死老百姓或士兵，用火烤著吃了的故事，報紙上常常看見。這個我也相信。池田說：“日本兵吃女人的肉是可能的。他們把中國女人破壞之後，用刺刀殺死，一看女人的肉很白，很漂亮，用刺刀切下一塊來，一定是幾個人開玩笑，用火烤著吃一吃。因為他們今天活著，明天活不活著他們不知道，將來什麼時候回家也不知道，是一種變態心理……老百姓大概是他們不吃，那很髒的，皮膚也是黑的……而且每天要殺死很多……”
關於日本兵吃人肉的故事，我也相信了。就像中國人相信外國醫生比中國醫生好一樣。
池田是生在帝國主義的家庭裏，所以她懂得他們比我們懂得的更多。我們一走出那個吃茶店，玻璃窗子前麵坐著的兩個小孩，正在唱著：“殺掉鬼子們的頭……”其實鬼子真正厲害的地方他們還不知道呢！
滑 竿
黃河邊上的驢子，垂著頭的，細腿的，穿著自己的破爛的毛皮的，它們劃著無邊蒼老的曠野，如同枯樹根又在人間活動了起來。
它們的眼睛永遠為了遮天的沙土而垂著淚，鼻子的響聲永遠攪在黃色的大風裏，那沙沙的足音，隻有在黃昏以後，一切都停息了的時候才能聽到。而四川的轎夫，同樣會發出那沙沙的足音。下坡路，他們的腿輕捷得連他們自己也不能夠止住，蹣跚地他們控製了這狹小的山路。他們的血液驕傲的跳動著，好像他們停止了呼吸，隻聽到草鞋觸著石級的聲音。在山澗中，在流泉中，在煙霧中，在淒慘的飛著細雨的斜坡上，他們喊著：“左手！”
迎麵走來的，擔著草鞋的擔子，背著青菜的孩子，牽著一條黃牛的老頭，趕著三個小豬的女人，他們也都為著這下山的轎子讓開路。因為他們走得快，就像流泉一樣的，一刻也不能夠止息。
一到拔坡的時候，他們的腳步聲便不響了。迎麵遇到來人的時候，他們喊著“左手”或“右手”的聲音隻有粗嘎，而一點也不強烈。因為他們開始喘息，他們的肺葉開始擴張，發出來好像風扇在他們的胸膛裏扇起來的聲音，那破片做的衣裳在吱吱響的轎子下麵，有秩序的向左或向右的擺動。汗珠在頭發梢上靜靜地站著，他們走得當心而出奇的慢，而轎子仍舊像要破碎了似的叫。像是迎著大風向前走，像是海船臨靠岸時遇到了潮頭一樣困難。
他們並不是巨象，卻發出來巨象呼喘似的聲音。
早晨他們吃了一碗四個大銅板一碗的麵，晚上再吃一碗，一天八個大銅板；甚或有一天不吃什麼的，隻要抽一點鴉片就可以。所以瘦弱蒼白，有的像化石人似的，還有點透明。若讓他們自己支持著自己都有點奇怪，他們隨時要倒下來的樣子。
可是來往上下山的人，卻擔在他們的肩上。
有一次我偶爾和他們談起做爆竹的方法來，其中的一個轎夫，不但曉得做爆竹的方法，還曉得做槍藥的方法。他說用破軍衣、破棉花、破軍帽，加上火硝、硫黃，就可以做槍藥。他還怕我不明白槍藥，他又說：
“那就是做子彈。”
我就問他：
“你怎麼曉得做子彈？”
他說他打過賀龍，在湖南。
“你那時候是當官嗎？當兵嗎？”
他說他當兵，還當過班長，打了兩年。後來他問我：
“你曉得共黨嗎？打賀龍就是打共黨。”
“我聽說。”接著我問他，“你知道現在的共黨已經編了八路軍嗎？”
“嗬！這我還不知道。”
“也是打日本。”
“對呀！國家到了危難的時候，還自己打什麼呢？一齊槍口對外。”他想了一下的樣子，“也是歸蔣委員長領導嗎？”
“是的。”
這時候，前邊的那個轎夫一聲不響。轎杆在肩上，一會兒換換左手，一會兒又換換右手。後邊的就接連著發了議論：
“小日本不可怕，就怕心不齊。中國人心齊，他就治不了。前幾天飛機來炸，炸在朝天門。那好做啥子呀！飛機炸就占了中國？我們可不能講和，講和就白亡了國。日本人壞呀！日本人狠哪！報紙上去年沒少畫他們殺中國人的圖。我們中國人抓住他們的俘虜，一律優待。可是說日本人也不都壞，說是不當兵不行，抓上船就載到中國來……”
“是的……老百姓也和中國老百姓一樣好，就是日本軍閥壞……”我回答他。
就快走上高坡了，一過了前邊的石板橋，隔著這一個山頭又看到另外的一個山頭。雲煙從那個山慢慢地沉落下來，沉落到山腰了，仍舊往下沉落，一道深灰色的，一道淺灰色的，大團的遊絲似的縛著山腰，我的轎子要繞過那個有雲煙的尖頂的山。兩個轎夫都開始吃力了。我能夠聽得見的，是後邊的這一個，喘息的聲音又開始了。我一聽到他的聲音，就想起海上在呼喘著的活著的蛤蟆，因為他的聲音就帶著起伏、擴張、呼扇的感覺。他們腳下刷刷的聲音，這時候沒有了。伴著呼喘的是轎杆的竹子的鳴叫。坐在轎子上的人，隨著他們沉重的腳步的起伏在一升一落的。在那麼多的石級上，若有一個石級不留心踏滑了，連人帶轎子要一齊滾下山澗去。
因為山上的路隻有二尺多寬，遇到迎麵而來的轎子，往往是彼此摩擦著走過。假若摩擦得厲害一點，誰若靠著山澗的一麵，誰就要滾下山澗去。山峰在前邊那麼高，高得插進雲霄似的。山壁有的地方掛著一條小小的流泉，這流泉從山頂上一直掛到深澗中，再從澗底流到另一麵天地去，就是說，從山的這麵又流到山的那麵去了，同時流泉們發著唧鈴鈴的聲音。山風陰森的浸著人的皮膚。這時候，真有點害怕，可是轉頭一看，在山澗的邊上都掛著人，在亂草中，耙子的聲音刷刷地響著。原來是女人和小孩子在集著野柴。
後邊的轎夫說：
“共黨編成了八路軍，這我還不知道，整天忙生活……連報紙也不常看（他說過他在軍隊常看報紙）……整天忙生活對於國家就疏忽了……”
正是拔坡的時候，他的話和轎杆的聲響攪在了一起。
對於滑竿，我想他倆的肩膀，本來是肩不起的，但也肩起了。本來不應該擔在他們的肩上的，但他們也擔起了，而在擔不起時，他們就抽起大煙來擔。所以我總以為抬著我的不是兩個人，而像輕飄飄的兩盞煙燈。在重慶的交通運轉卻是掌握在他們的肩膀上的，就如黃河北的驢子，垂著頭的，細腿的，使馬看不起的驢子，也轉運著國家的軍糧。
失眠之夜
為什麼要失眠呢！煩躁、惡心、心跳、膽小，並且想要哭泣。我想想，也許就是故鄉的思慮吧。
窗子外麵的天空高遠了，和白棉一樣綿軟的雲彩低近了，吹來的風好像帶點草原的氣味，這就是說已經是秋天了。
在家鄉那邊，秋天最可愛：藍天，藍得有點發黑，白雲就像銀子做成一樣，就像白色的大花朵似的點綴在天上；就又像沉重得快要脫離開天空而墜了下來似的，而那天空就越顯得高了，高得再沒有那麼高的。
昨天，我到朋友們的地方走了一遭，聽來了好多的心願——那許多心願綜合起來，又都是一個心願——這回若真的打回滿洲去，有的說，煮一鍋高粱米粥喝；有的說，咱家那地豆多麼大！說著就用手比量著，這麼碗大——珍珠米，老的一煮就開了花的，一尺來長的；還有的說，高粱米粥、鹹鹽豆；還有的說，若真的打回滿洲去，三天二夜不吃飯，打著大旗往家跑。跑到家去自然也免不了先吃高粱米粥或鹹鹽豆。
比方高粱米那東西，平常我就不願吃，很硬，有點發澀（也許因為我有胃病的關係），可是經他們這一說，也覺得非吃不可了。
但是什麼時候吃呢？那我就不知道了。而況我到底是不怎樣熱烈的，所以關於這一方麵，我終究不怎樣親切。
但我想我們那門前的高草，我想我們那後園裏開著的茄子的紫色的小花，黃瓜爬上了架。而那清早，朝陽帶著露珠一齊來了！
我一說到高草或黃瓜，三郎就向我擺手或搖頭：“不，我們家門前是兩棵柳樹，樹蔭交織著做成門形。再前麵是菜園，過了菜園就是門。那金字塔形的山峰正向著我們家的門口，而兩邊像蝙蝠的翅膀似的向著村子的東方和西方伸展開去。而後園黃瓜、茄子也種著，最好看的是牽牛花在石頭橋的縫際爬遍了，早晨帶著露水牽牛花開了……”
“我們家就不這樣，沒有高山，也沒有柳樹……隻有……”我常常這樣打斷他。
有時候，他也不等我說完，他就接下去。我們講的故事，彼此都好像是講給自己聽，而不是為著對方。
隻有那麼一天，買來了一張《東北富源圖》掛在牆上了，染著黃色的平原上站著小馬、小羊，還有駱駝，還有牽著駱駝的小人；海上就是些小魚、大魚、黃色的魚，紅色的好像小瓶似的大肚的魚，還有黑色的大鯨魚；而興安嶺和遼寧一帶畫著許多和海濤似的綠色的山脈。
他的家就在離著渤海不遠的山脈中，他的指甲在山脈上爬著：“這是大淩河……這是小淩河……哼……沒有，這個地圖是個不完全的，是個略圖……”
“好哇！天天說淩河，哪有淩河呢！”我不知為什麼一提到家鄉，常常願意給他掃興一點。
“你不相信！我給你看。”他去翻他的書櫥去了，“這不是大淩河……小淩河……小孩的時候在淩河沿上捉小魚，拿到山上去，在石頭上用火烤著吃……這邊就是沈家台，離我們家二裏路……”因為是把地圖攤在地板上看的緣故，一麵說著，他一麵用手掃著他已經垂在前額的發梢。
《東北富源圖》就掛在床頭，所以第二天早晨，我一張開了眼睛，他就抓住了我的手。
“我想將來我回家的時候，先買兩匹驢，一匹你騎著，一匹我騎著……先到我姑姑家，再到我姐姐家……順便也許看看我的舅舅去……我姐姐很愛我……她出嫁以後，每回來一次就哭一次，姐姐一哭，我也哭……這有七八年不見了！也都老了。”
那地圖上的小魚，紅的、黑的都能夠看清。我一邊看著，一邊聽著，這一次我沒有打斷他，或給他掃一點興。
“買黑色的驢，掛著鈴子，走起來……當啷啷當啷啷……”他形容著鈴音的時候，就像他的嘴裏邊含著鈴子似的在響。
“我帶你到沈家台去趕集。那趕集的日子，熱鬧！驢身上掛著燒酒瓶……我們那邊，羊肉非常便宜……羊肉燉片粉……真有味道！哎呀！這有多少年沒吃那羊肉啦！”他的眉毛和額頭上起著很多皺紋。
我在大鏡子裏邊看了他，他的手從我的手上抽回去，放在他自己的胸上，而後又背著放在枕頭下麵去。但很快地又抽出來，隻理一理他自己的發梢又放在枕頭上去。而我，我想：
“你們家對於外來的所謂‘媳婦’也一樣嗎？”我想著這樣說了。
這失眠大概也許不是因為這個。但買驢子的買驢子，吃鹹鹽豆的吃鹹鹽豆，而我呢？坐在驢子上，所去的仍是生疏的地方，我停著的仍然是別人的家鄉。
家鄉這個觀念，在我本不甚切的，但當別人說起來的時候，我也就心慌了！雖然那塊土地在沒有成為日本的之前，“家”在我就等於沒有了。
這失眠一直繼續到黎明之前，在高射炮的聲中，我也聽到了一聲聲和家鄉一樣地震抖在原野上的雞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