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五部因為孔丘編纂刪訂而被尊為經典的古書，在大黃金時代結束後，一直到十九世紀，中國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都在這五部古書裏團團打轉。所謂中華人的思想學術著作，在二十世紀之前，百分之九十都是對這五部古書的研究和再研究，所謂學者、專家、思想家差不多都是為這五部古書做注解，或為其中某一句某一字做考證的人。知識分子從事這種工作也夠艱苦的，大家互相抄錄，輾轉引據，資料隨著時間而越增越多，從幼年到白發蒼蒼，一生都跳不出這個圈圈。
紀元前四八一年，孔丘正在刪訂《春秋》時，有人報告他說，魯國國君姬蔣打獵時捉到一隻麒麟。麒麟是中國古老傳說中一種最仁慈不過的野獸，連螞蟻都不忍心踐踏。孔丘歎息說：“古人有言，世界和平，上有聖明的君王，麒麟才會出現。現在世界大亂，它卻出現了，真是怪事，我的智慧已經幹枯。”就此停筆。
——曆史上的春秋時代，因麒麟的出現而終止。明年（前四八○年），戰國時代開始。
又明年（前四七九），孔丘逝世。
孔丘沒有寫下任何著作，在他逝世之後，他的門徒把他平日的言論，摘要的記錄下來，名為《論語》，跟“五經”一樣”，也被列為經典。一個以崇古尊君為中心思想的儒家學派正式建立起來，眾門徒分散四方，各為這個理想奮鬥。《論語》所記載孔丘的言論是片段的，所以儒家學派缺少一個完整的哲學體係和一個為一種觀念概括統攝而前後一貫的邏輯。但孔丘是一個經驗豐富和洞察人生的智慧老人，他所說的那些格言雋語，已能充分表達他思想的要領。若幹世紀後，儒家學派發現殺少正卯這件事不太光彩，所以曾竭力證明根本沒有少正卯這個人。不過孔丘壯年時的政治生涯，似乎不應該影響他老年後的學術貢獻。當他回到魯國的時候，已有很大改變，他和藹可親，嚴肅而誠懇，對學生的教誨從不疲倦。嚴格地說，與其說孔丘是一位思想家，毋寧說他是一位教育家，他隻作敘述，而很少創見。但他對人際關係的深刻了解，使他對人性的弱點抱濃厚的同情態度。所以他提出做人的基本道理“忠”和“恕”，尤其重視“恕”——自己不願意接受的，絕不勉強別人接受。“恕”是人生永遠不變的最高貴的情操。
在崇古的大前提下，黃帝王朝的伊祁放勳和姚重華，孔丘開始刻意的美化他們，這是一個大契機，他為中華人提出一個美麗的回顧——而不是美麗的前瞻。從此儒家學派即以效法伊祁放勳和姚重華，為君主或人民的奮鬥目標。如何達到這個目標，孔丘肯定“仁”是唯一的動力，“仁”的內容是“愛人”，即一種真摯的純潔感情，“忠”和“恕”就是完成“仁”的手段，這手段優先的表現在孝順父母的行為上。所以“孝”是一切行為的最低起步。
孔丘的政治生涯是失敗的，但他的教育精神則絕對的可貴而且成功。他是一位偉大的教師，被儒家學派尊崇為“萬世師表”，他那些精辟的處理人際關係的言論，留傳下來，成為中國最珍貴的文化遺產的一部分。
四道家·墨家·法家
在孔丘的同時或稍前稍後，另有三位偉大的思想家興起。並從他們身上，產生另外三個偉大學派：
一李耳道家學派
二墨翟墨家學派
三李俚法家學派
李耳，楚國苦縣（河南鹿邑）人。他所生的時代，沒有定論，有人說他是本世紀（前五）人，有人說他是上世紀（前六）人，有人說他是下世紀（前四）人，甚至有人說根本沒有這個人。李耳在隻剩下彈丸之地的周王國首都洛陽，擔任圖書館管理員（守藏室史）。孔丘曾到洛陽向他探詢過關於《周禮》的若幹細節問題，李耳用一種教訓的語調回答：“你問的那些人，骨頭都已腐爛，隻剩下言論。英雄人物遇到可以施展抱負的機會，立即獻身。沒有這種機會時，不必勉強追求。我認為有錢的商人要像無錢人一樣，有才能的人不必外表精明。把你的驕傲去掉，再把你的欲望去掉，這些對你無益。”這段話毫無係統，而且答非所問，但正擊中孔丘的要害，同時也顯示出李耳自己的思想。
——本世紀（前五）前四八四年伍子胥被“誣以謀反”自殺的那一年，李耳忽然辭職，騎著一匹青牛，向西而去。穿過秦國的散關（陝西寶雞西南）時，鎮守關隘的司令官（關令）尹喜說：“你就要隱居了，盼望能給我們留下幾句話。”李耳就在那裏寫下了舉世聞名的《道德經》，然後出關而去，從此不知影蹤。《道德經》也稱為《老子》，隻是一篇五千字的短文（在那個時代，寫字是用刀刻在燒燙的竹片上，五千字已夠這位老頭受的了），李耳把宇宙發展的自然法則，命名為“道”，這就是道家學派的起源。不過李耳跟孔丘不同，他沒有野心，也沒有門徒，因之也沒有發自門徒口中對自己的一些頌揚。但他仍被後世的學者尊奉為道家學派的始祖，《道德經》也被尊奉為道家學派的經典。李耳的思想是對強梁世界的一種消極反應，是人類遇到不可理喻，而又無法抗拒的壓力時的一種自解自慰的心理狀態。他曾從他的老友常從那裏，得到最大的啟示。有一次，常從張開口問李耳說：“我的舌頭在嗎？”李耳回答說：“在。”常從又問：“我的牙齒在嗎？”李耳回答說：“不在了。”於是他立刻領悟到柔弱者存在，剛強者滅亡的道理。李耳的全部思想是：清靜，不要作為，任憑事物自然發展。李耳說，這樣做在表麵上看起來是柔弱的，會馬上傾覆，可是實際上不但不會傾覆，反而更為堅強，因為它的發展是辯證的，極弱即是極強，後退即是前進，酒杯太滿了必定溢出來，月亮太圓時必定缺下去。所以，李耳主張不要進取，隻要耐心，不作為就是有作為，自然演進就是納入規律。也就是說，什麼事都不要做，就是已經做了很多重要的事。
墨翟，魯國人，孔丘的同鄉。但他在宋國（河南商丘）的時候居多，從沒有當過官，也從不去追求當官。他的中心思想是博愛、和平、反浪費、反享受、反侵略——不是反戰，而隻是反侵略。跟孔丘一樣的是，他也擁有數目龐大的門徒。跟孔丘不一樣的是，他的門徒有嚴密的組織。孔丘的門徒全力從事於歌頌孔丘，而墨翟的門徒則全力從事於實踐墨翟的理想。所以墨翟不僅建立了被稱為墨家的學派，還建立了墨黨——為實行墨家學說的行動集團，這應該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民間政治性的組織。有一次。楚王國在科學家公輸般的協助下，製造雲梯，準備征服宋國。墨翟聽到消息，為了拯救他的第二祖國，他從魯國首府曲阜（山東曲阜）狂奔十晝夜，趕到楚王國首都若阝城（湖北鍾祥西北人曲阜到若阝城航空距離六百一十公裏，千山萬水，盤旋彎曲，即以最低限度兩倍計算，也有一千四百公裏，隻走了十天（那時代還沒有馬匹，全靠徒步），可看出支持他拚命奔跑的愛心。到了若阝城，就在楚王麵前設置沙盤，演習攻防。公輸般用九種方法攻擊，墨翟用九種方法防禦。公輸般不能取勝，最後，公輸般說：“我還有最後的一著，但我不說出來。”墨翟說：“我知道你還有最後的一著，但我也不說出來。”楚王聽不懂他們的啞謎，墨翟說；“公輸般不過以為殺了我就可以解決問題，但我的三百餘門徒在禽滑厘率領下，已進入宋國，登城協防，等待作戰。”楚王於是下令取消這次軍事行動。
正因為博愛與和平之故，這位思想大師提出若幹問題。諸如：為什麼在街上殺一人是犯罪，而在戰場上殺一萬人是英雄？為什麼搶奪別人的雞鴨是盜賊，而搶奪別人的國土是名將？為什麼人民要忍饑挨餓去供養統治者享樂揮霍？為什麼人民要把政權交給一家人世代相傳？為什麼一個人死後要用活人殉葬？為什麼埋葬一個死人。要花費那麼多錢？為什麼父母死了，兒子要守喪三年，不去從事勞動生產，卻平白受人供養？這些問題的提出，都冒犯到被隱蔽著的社會上的既得利益階層，顯示墨翟的高度智慧和高度勇氣。也顯示出墨家學派跟儒家學派恰恰相反，墨家學派追求的是一個新的社會秩序和新的人際關係。
墨翟死後（不知道他什麼時候逝世），他的門徒把他生前的言論編纂為一本書，命名《墨子》，作為墨家學派的經典。
李俚，我們對他所知道的太少，隻知道他在本世紀（前五）末葉，擔任晉國高級官員。晉國分裂後，繼續擔任魏國高級官員。他指出米價太貴對消費者有害，米價太賤則對農人有害，他創辦“平糴法”，即控製米價在一個水平程度，使魏國成為戰國時代初期的超級霸權。李俚又參考各國的法律，綜合成為一部法典，命名為《法經》，是中國最古老的成文法典之一，內容全是刑事範圍，有“盜法”、“賊法”、“囚法”、“捕法”。法家學派認為，君主擁有絕對的權威，法律是幫助君主治理國家的重要手段。
儒家墨家都有創始人。他們雖沒有宣稱他們創造了一個學派，但孔丘和墨翟很明確地被承認是領袖人物。道家雖沒有創始人，但以後思想相同的學者卻追認李耳是道家的始祖。法家則真正是一個沒有首腦的思想巨流，李俚隻不過時代最先，我們姑且用他來加強印象，事實上更先的還有五霸中第一霸齊國宰相管仲，他是一個典型的法家，而且用法家的政策使齊國強大。但所有被稱為法家的學人，並無意自稱一個學派，更無意組成一個類似儒家墨家那樣的門徒集團。他們隻是共同具有法治思想，這思想跟上述三家思想相異，尤其是跟儒家，幾乎針鋒相對。
我們可以用幾句簡單的話作為總結，儒家思想是保守的，認為社會是退化的，最好的永遠是最好的，而最好的時代已經過去。現在不如過去，未來不如現在，所以必須事事以古為法，至少也要保持現狀。道家的思想是逃避的，把人生的富貴尊榮，看得都像天際的浮雲，絕不追求，也不跟人競爭，如果有人競爭，他們就立刻退讓，使對方在沒有對象之下自行崩潰。墨家思想是宗教的，像一個苦行僧，無條件為他人分憂，在人類未能全部快樂之前，他們不單獨快樂。法家思想是一種統禦術，認為崇古是一種罪惡，最好的時代不是過去，而是現在。隻有君主嚴厲的實行法治，才能發揮國家的功能，完成秩序與和平。
五諸子百家
儒、道、墨、法四家思想，是大黃金時代四種重要的思想。
然而，不僅此四家而已，當時曾有“諸子百家”的稱謂，以形容新思潮的蓬勃奔放。不過在曆史上留下記載的重要思潮，包括儒道墨法在內，隻有十一家。我們把它列出一表，注明它們的主要學者和主要著作，以代替長篇累牘敘述：
（《離騷》等入小說家隻是作者的分法。與傳統的分法不同。傳統分法是有的入賦家，有的入楚辭類。——編者）
諸子中的“子”字，在大黃金時代最為流行，它有兩種意義，稱人時意義是“先生”，稱著作時意義是“全集”。如“孟子”，稱人時指“孟軻先生”，稱著作時指《孟軻全集》。如“公孫龍子”，稱人時指“公孫龍先生”，稱著作時指《公孫龍全集》。——隻有李耳，據說因為他太老了的緣故，特別尊稱他為“老子”，同時也用此稱他的大作《道德經》。“諸子”，即“眾先生”，也即“各種著作全集”。有時候對各種著作，統稱為“諸子書”，這就比較清楚多了。在大黃金時代之後，為了表示推崇，對人偶爾還有“子”的稱呼，但對著作，稱“子”的混亂風氣才全部絕跡。
前四家我們稱它是一種學派，後七家實質上是一種專門知識或一種專門行業，跟哲學無關。但雖然跟哲學無關，卻踉學術思想有關，每一種都有它的理論基礎和重要著作，全部是大黃金時代新興的思潮，從前根本沒有，以後也很少出現——即使偶有出現，也被已經定為正統思想的儒家所排斥輕視。
促成這個偉大景觀的原因，大概有下列二項：
一社會結構劇烈變動中所產生的紛亂、黑暗、貧富不均和平民生活的痛苦，一些平民階層的知識分子，遂有高級情操上的反應，各人按照著各人認為正確的方向，提出拯救世界，消滅貧窮的方法。
二傳統的權威，即世襲貴族統治的瓦解，像從苗圃上搬開了沉重的石頭一樣，新的花草容易勃興。各國政府為了保持生存，不但不再支持舊的權威，反而打擊舊的權威，幫助新興力量建立新的權威。如各國國君大多數都拋棄貴族政治，競爭著從平民和奴隸群中，選拔人才——包括政治家、軍事家。對新興思潮，是一種強大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