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五十年代以來逐漸形成而在文化大革命中發展到頂峰的一切以空頭政治為價值取向的“唯政治化”思維方式，也已受到了嚴肅認真的清理。
政治方向是應當自覺堅持的，但這種政治方向應當是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發展，有利於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建設事業，有利於完善和增強社會主義製度，而不是相反。
換言之，一切從實際出發，以實踐為檢驗政治理論的唯一標準，強調動機和效果的有機結合，而不是以空頭政治妨礙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這就是現代中國絕大多數人認同並且應當具有的思維方式。
可以斷言，今天如果有人要求大家過普遍貧窮的經濟生活，享受“八億人民八個戲”的清冷苦寂的文化生活，離開現代化建設的方向，並且順著他的思路去“突出政治”，是絕對沒有市場的。
在處理中央和地方、百家爭鳴和集中統一等問題的關係上，即哲學思維層麵的“一”與“多”的關係上，也反映出人們思維方式的變遷。
過去，由於受“唯政治化”思維方式的製約，人們往往過分強調集中統一。
反映在經濟體製方麵，就是地方和企業的權限太小，而中央的權力過大，以致地方和企業的自主權不足，逐漸形成了機製的僵化。
經過這十年的改革，中央給予地方和企業更大的自主權，從而搞活了僵化的機製，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在思想文化方麵，過去那種受到種種不應有的幹擾而形成的千人一麵、輿論一律的狀況，也得到了根本的改變。
在堅持正確的思想導向的前提下，主張各抒己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從而出現了建國以來的思想最為自由、最為活躍的時期。
就連對當代中國的政治狀況抱著十分嚴峻的批評態度的美籍華裔學者餘英時也承認：“這十年來的大陸知識界確有‘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氣象。
今天大陸上知識分子的聲音很多，不再是單調的直線發展。”餘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載氏著《猶記風吹水上鱗》，台北：三民書局，1991年版，第226頁。
可見，十年來思想文化領域的確發生了與此前“輿論一律”的死板狀況大不相同的變化。
當然，無須諱言，在這個活潑生動的局麵中，有的“聲音”確實是有問題的。
但這並不是改革開放本身帶來的問題，恰恰相反，而是沒有正確執行改革開放政策的結果。
我們應當從全局著眼，充分看到十年來的巨大成就，並且從文化建構的理論高度予以科學的總結，認識到大好形勢的出現，是和正確處理了“一”與“多”的辯證關係分不開的，是開放型思維的具體表現。
作為文化深層結構的理想人格，經過這十年改革開放的時代風雨的洗禮，也發生了極為深刻的變化。
傳統儒家以聖賢為追求的理想人格，已經遭到新時代知識分子的自覺拋棄，農民們過去那種“三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世俗追求，也已經被發展鄉鎮企業的熱情和外出闖世界的衝動所代替。
自我貶抑、自我萎縮的傳統人格，正在被日益勃興的商品經濟觀念鼓蕩起來，被新的時代思潮激發起來，逐漸變為具有鮮明的主體意識和自信自強自尊信念的新型人格。
“走向人格新大陸”，成為文化變遷中普天認同的自我更新口號。
總之，神州大地，無論一個人是否從理論上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人的全麵發展觀，是否理性認識到在這一全麵發展觀的指導下，追求自由人格的可貴，他都能夠從豐富多彩的現實生活的感召下，告別古典人格，追求新型人格。
我們知道，文化學研究者公認，作為文化結構三層次中最為深層的思想文化，具有相當強的惰性力，一旦形成，便很難觸動。
然而，在這改革開放的十年中，我們依靠民族文化本身的活力，依靠改革開放帶來的勃勃生機，不但“觸動”而且開始從根本上改變傳統的思想文化，開始用理性審視的眼光看待西方文化，這就邏輯地注定了當代中國的活文化是氣韻生動、充滿生機的，因而也是前途光明的。
綜上而言，當代中國的活文化，是富有生命力的文化，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逐漸係統化的社會主義新型文化。
我們應當熱情愛護她，積極建設她。
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由於改革開放的進程還在繼續之中，由於良莠並存的傳統文化的影響極為深遠，由於利弊皆具的西方文化的不斷湧入，我們正處於實踐中的活文化帶有十分明顯的斑駁的色彩。
可以說，從文化類型的角度看，當代中國的活文化，是由傳統走向現代曆程中的轉型期文化；從文化成分的角度看，是傳統與現代雜糅、中國與西方並存的文化；從文化結構的角度看，是物質文化建設成就優於製度文化建設成就，更優於思想文化建設成就的文化。
這種新舊糾結、中西雜陳的文化，離我們要建設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型文化體係的宏偉目標，還有相當距離。
我想，隻要全國人民同心同德，積極參與，那麼，一個批判繼承曆史傳統而又充分體現時代精神、立足本國而又麵向世界的社會主義新型文化體係的確立，是可以預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