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神經質地注視著自己“不可抗拒”的自我纏繞。
無論身處何地，你總是太中國了，太中國了。這才是繞梁三日、揮之不去的“雜音”呢？
你說我更願意再說些什麼呢？
在喬治街上，每次走來走去，總看到一位影星般有“風度”的乞討者，中年，大背頭，西裝上衣，牛仔褲，黃色皮鞋，盤腿一坐目不旁斜，身前放著一個小盒子，你就隨心吧。要離開悉尼的那天又上街，無意間看到他耳朵裏還塞了個MP3的耳機，原來是這樣。我很想拿起照相機。又忍住了。連連一再交代不要隨便拍人的臉，“在澳大利亞，人的臉是受法律保護的”。
在女兒的學校，我們向一位老師申請在學校裏拍照，他同樣強調不能拍學生的臉，“其他的你就隨意了”。
“人的臉”，我和彼得宋在電話交談對人的臉的各種心得。在澳大利亞時我的歸納是：兒童看上去很天真，少年很淘氣，青年人很性感，中年人有風度，老年人則是個個慈祥。彼得宋說澳洲人又不同於歐洲人，他們更陽光更開朗，青年男女確實讓人豔羨，前幾年有個英國還是法國的什麼人物，嘲諷中國人性愛次數少，因為“中國的女人長得太難看了”，此話引起一片抗議之聲。其實我們的女孩長得並不難看，隻是一張臉如果沒有文化涵泳其中，那是不可能有吸引力的。甚至整個體態，你都可以看出一個人的“文化自覺”，你看他們那樣挺拔、健康、凹凸有致。我說另一個問題則是，你也可以直觀地看到澳大利利亞人三十歲之後身體形態的快速衰老，那些肥胖者被形容為“啤梨身材”，因此在生命的最陽光時節，你還真要及時行樂才是，韶光易逝，美也是用來炫耀和自我滿足的。
彼得宋去過世界上無數的地方，單是這一點在我心目中他就是一個“重要人物”。以前在一起我總是會問起他在不同的國家居住的一些細節，比如有陣子他住在新加坡一座公寓70層的房間，“早上起來時，你是否意識到自己生命的懸空狀態？”還有幾年他生活在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我更關心的則是一個不愛足球的人怎樣忍受遍地的足球狂熱？“我每天都出去散步，我在想象中與博爾赫斯的那一隻貓相遇。”
當我寫完這段文字時，又想到美好的旅程總是結束得太快，而時常噩夢卻免不了要不斷持續。今天從網站上看到悉尼女士們半裸上身遊行抗議西班牙的鬥牛。我想說我錯過了。活動就在悉尼歌劇院附近。那個地方我們也曾走來走去，有一家畫廊原住民的藝術實在太漂亮了，我們拿出相機想拍照，但是店家不同意。我們趕快收起“中國人似的”無視知識產權的衝動，讓美就成為日益稀薄的記憶吧。還是在那條街上，一家銀行，一位華人工作人員很不耐煩地對我們說：“我已經說三遍了，你們怎麼還聽不懂！”後來連連聽了轉述，直搖頭，“你們應該記下他的名字，投訴他。”這在悉尼是不可想象的無禮，而我們也許因為“熟視無睹”，當時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敏感。我不得不補充一句，在澳大利亞碰到的僅有的兩次“非禮”，都來自我們親愛的“華人”，還有一次是在一家禮品店，老板在我們問詢時，竟說：“你們是問詢還是消費，讓我先做了後麵那個人的生意，再回複你。”這使我至少明白，我們文化的變革其實一定比我們想象的還要困難得多。我也明白一個民族文化的培育、改善如果不是從學校開始、從家庭開始、從兒童開始，一定事倍功半，甚至徒勞無功。但是這樣的工作，我們真的開始做了嗎？我們真的能對未來有信心嗎？也許我又開始危言聳聽了。
回到福州後，我也與華東師大出版社吳法源君通過一個電話，他說，你應該做好計劃，每年都能出去走一走，“比如北海道，不遠的，你飛到那裏，看看長得和你一樣的人，他們的生活和想法和你有多麼的不一樣。”
吳君的這個想法當然好極，不過我很清楚自己根本就不可能付諸實踐，道理太簡單了，一想就知道。
當然，我總是更願意想到，“也許”。回到福州我和樵夫與永通談的首先也是，“也許你們都應該早一點去看看。”沒有誰能說這很重要，但也許卻是必須的。通往夢境的路常常會背叛我們的日常生活，那麼我們就站在陌生的地方開始自己的行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