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法家學派集大成者韓非，約生於公元前280年，卒於公元前233年。韓非是韓國貴族，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學生。韓國國勢日益衰落，韓非十分憂慮，他曾多次上書勸諫韓王，都未被采納。於是，韓非針對時弊，著書闡述自己的政治、哲學和軍事思想。公元前234年，韓非出使秦國。出使秦國不久，他遭李斯讒害，於公元前233年服毒自殺於獄中。
韓非死後，他身後留下了一部《韓非子》，亦稱《韓子》，共55篇，絕大部分為韓非所著，但有少數篇什是其他人的作品。例如，《初見秦》是縱橫家的遊說辭，《飭令》是《商君書》中的《勒令》等。
韓非沒有專門的軍事論著。他的軍事思想散見於《存韓》、《愛臣》、《有度》、《八奸》、《十過》、《和氏》、《奸劫弑臣》、《亡征》、《飾邪》、《解老》、《喻老》、《說林上》、《說林下》、《內儲說上》、《內儲說下》、《外儲說左上》、《外儲說右上》、《難一》、《難二》、《問田》、《定法》、《詭使》、《六反》、《八說》、《五蠹》、《顯學》、《心度》等27篇中。韓非主張以法治軍，厲行獎賞懲罰，獎勵耕戰，富國強兵。韓非的軍事思想和商鞅相比，他比商鞅又有所發展，內容也更豐富。
清人王先慎《韓非子集解》，近人梁啟雄《韓子淺釋》、陳奇猷《韓非子集釋》，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韓非子校注》，是我們閱讀《韓非子》的主要參考書。本文正文采自《韓非子校注》。
一、富國強兵，武力統一天下
在韓非的軍事思想中，一個十分重要的觀點就是要富國強兵，用武力統一天下。
韓非認為，時代不同了，事情也在發生變化。事情發生了變化，辦法也要相應改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韓非子·五蠹》）當今“處多事之時”，“當大爭之世”，仁義智辯有害無利，必須依靠士卒的“日中奏百”和“有方鐵銛”的堅利（《韓非子·八說》）。“力多則人朝，人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韓非子·顯學》）韓非堅持曆史進化的觀點，認為隨著社會人口的日益增加，而社會財富卻相對減少，於是人們之間發生了爭奪，進而產生了戰爭。《韓非子·五蠹》指出：“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財貨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這可以看作是韓非對戰爭起源的解釋。有“民爭”和“亂”，戰爭就不可避免。因此，國君要建立霸業，必須富國強兵，訴諸於武力。但是韓非這種解釋是不科學的。
怎樣才能做到富國強兵呢？韓非首先分析了當時兵弱、國貧的原因。韓非指出：“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經二》），結果導致“兵弱於外，政亂於內”，以至於亡國的局麵（《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說二》）。韓非通過李疵之口說明，國君不重耕戰而尊禮隱士、學士，就會使戰士和農民“惰耕戰之功”，惰於耕戰，就會“兵弱於敵，國貧於內”，鬧到亡國的程度（《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經四說四》）。韓非認為，“名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韓非子·六反》）韓非借吳起之口說：“大臣太重，封君太眾。若此，則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貧國弱兵之道也。”（《韓非子·和氏》）韓非還指出：“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則兵弱主卑。”還說：“明法者強，慢法者弱。”（《韓非子·飾邪》）
怎樣才能做到富國強兵呢？韓非認為，首先是推行法製。《韓非子·有度》指出：“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而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韓非指出：“能越力於地者富，能起力於敵者強，強不塞者王。”（《韓非子·心度》）韓非認為，隻有賞罰分明，才能兵強主尊。他指出：“賞刑明，則民盡死；民盡死，則兵強主尊。”“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富；賞罰敬信，民雖寡，強。”（《韓非子·飾邪》）韓非認為，“人君重戰其卒則民眾，民眾則國廣。”（《韓非子·解老》）即是說，國君不輕易使用士卒去打仗，人民就眾多；人民眾多，國土就會寬廣。韓非高度評價了吳起、商鞅富國強兵的政治措施，如“奉選練之士”、“遂公家之勞”、“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顯耕戰之士”等，並說明實行了這些措施，就會“主以尊安，國以富強”。反過來，則是“貧國弱兵之道”（《韓非子·和氏》），是社會混亂、不能成就霸王之業的原因。韓非還認為，要富國強兵，必須避免從軍事上亡國和將相篡權。《韓非子·亡征》從七個方麵探討了從軍事上導致亡國的征象：“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資而易其鄰敵者，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鄰，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無地固，城郭惡，無畜積，財物寡，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製擅命，徑為而無所請者，可亡也。公家虛而大臣實，正戶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為了防止將相篡權，韓非主張：“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黨與雖眾，不得臣士卒。故人臣處國無私朝，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於家。……不得四從，不載奇兵；非傳非遽，載奇兵革，罪死不赦。”（《韓非子·愛臣》）
韓非雖然主張富國強兵、用武力統一天下，但他對於戰爭問題是很謹慎的。他說：“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韓非子·存韓》）韓非告誡國君不要輕易發動戰爭，這和商鞅要秦國積極主戰的態度截然相反，韓非可能是從韓國的弱小地位出發而發出的告誡。他說：“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無禮而侮大鄰”，“不料境內之資而易其鄰敵者，可亡也。”（《韓非子·亡征》）
韓非對萬乘之主兼天下的統一戰爭是支持的，是讚美的。他說：“夫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踦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為亡征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韓非子·亡征》）
二、信賞必罰，以法治軍
信賞必罰，以法治軍，這是韓非軍事思想中的一個重要觀點，也是整個法家學派的一條重要治軍原則。
為什麼要用賞罰去督勵臣民和士卒呢？韓非認為，君和臣各有自己的利益和打算，“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為了“兵強主尊”，國君必須“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韓非子·飾邪》）。隻有這樣，大臣才會盡智竭力去為戰爭的勝利。韓非認為，隻有信賞必罰，重賞嚴誅，才能督勵士卒勇敢作戰。他指出：“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也；賞譽厚而信，下輕死。”（《韓非子·內儲說上》）他還說：“賞厚而信，人輕敵矣；刑重而必，夫人不北（敗逃）矣。”（《韓非子·難二》）韓非還用事實說明法在軍隊建設中的作用。他說：“當魏之方明立辟、從憲令之時，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強匡天下，威行四鄰；及法慢，妄予，而國日削矣。當趙之方明《國律》、從大軍之時，人眾兵強，辟地齊、燕；及《國律》慢，用者弱，而國日削矣。當燕之方明《奉法》、審官斷之時，東縣齊國，南盡中山之地；及《奉法》已亡，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則兵弱而地削，國製於鄰敵矣。故曰：明法者強，慢法者弱。強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為，國亡宜矣。語曰：‘家有常業，雖饑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韓非子·飾邪》）韓非把賞功罰罪看作是國君取得“王資”的手段。韓非說：“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眾，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為事也危，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貴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舋，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韓非子·五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