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禁，即禁止在防區內隨便通行，以防止奸細從事間諜活動。《尉繚子·分塞令》對部隊維護營區內秩序、防止外奸的情況作了具體記述。具體的做法是，在營區內縱橫的道路上，每隔一百二十步設立一個木柱支起的瞭望台，觀察行人和營區各處，瞭望台之間也有人守衛，禁止隨便通行、清除道路障礙。沒有持本軍將吏發給的印信符號作通行憑證的人，不許通過。打柴、放牧的人，都要排隊一起走，不排隊一起走的人不許通過。沒有通行憑證的下級軍吏，以及士卒不排隊一起進出營區的，負責營門警衛的軍吏可以懲罰他們。越過自己營區進入別的營區的人，都要予以懲罰。這樣，內部就不會有違犯軍規禁令的人，對外就不會有抓獲不到的奸細了。
全車，即戰車上的甲士和步卒互相配合，三輛、五輛車都能協同作戰，聯成一個整體。
開塞，即劃分防區，使各人都忠於職責堅守崗位。《尉繚子·分塞令》指出：中軍以及左、右、前、後各軍都有劃分的營地，營地四周構築成臨時的圍牆，不許各軍之間隨便往來。將有自己的營地。帥有自己的營地，伯有自己的營地，都在駐地周圍挖有溝界，並申明營地的禁令，使不是本百人中的人不能通行。如果不是本百人中的人擅自進入營地，伯長就懲罰他；伯長如不懲罰他，就與他同罪。
分限，即營陣左右互相警戒，前後互相照應，把戰車環繞起來，連接加固作為垣牆，以便禦敵和保障宿營安全。
號別，即前列部隊要努力前進，而後續部隊不得搶先冒進，以免搞亂陣勢。
五章，即用五種顏色的徽章標明行列，使部隊不至於紊亂。《尉繚子·經卒令》指出：第一行用青色徽章，第二行用紅色徽章，第三行用黃色徽章，第四行用白色徽章，第五行用黑色徽章。以這種次序治理軍隊，丟失徽章的要受懲罰。第一個五行把徽章戴在頭上，第二個五行把徽章戴在脖子上，第三個五行把徽章戴在胸前，第四個五行把徽章戴在腹部，第五個五行把徽章戴在腰間。這樣，士卒不會認錯自己的官吏，官吏也不會認錯自己的士卒。發現不屬於本五行的士卒而不進行質問，看見次序混亂的現象而不加以製止，他的罪和違犯軍令的人一樣。
全曲，即各將領的部曲之間雖然互相連貫，但要各自保持所屬隊形。
金鼓，即用金、鼓激勵將士殺敵立功，為國盡忠。《尉繚子·勒卒令》：擊鼓是命令部隊前進，再次擊鼓是命令部隊向敵人發起衝擊。鳴金是命令部隊停止，再次鳴金是命令部隊後退……有時一下一下擊鼓是命令部隊向左移動，有時一下一下擊鼓是命令部隊向右移動。走一下擊一下鼓，是慢步行進的信號；走十步擊一下鼓，是快步行進的信號；鼓聲不斷，是跑步行進的信號。《尉繚子·經卒令》中講了戰鼓擂響後部隊的行動：“鼓之前如雷霆，動如風雨，莫敢當其前，莫敢躡其後”。
陳車，即用戰車排列成陣，前後相接，用東西從兩側遮住馬眼，以免戰馬驚恐。
死士，即在各軍中選拔有才能而勇敢的人，乘著戰車，忽前忽後縱橫衝殺，給敵人以出乎意外的奇襲。
力卒，即派得力的士卒掌管軍旗指揮全軍，沒有命令不得亂動。
尉繚所列的以上十二項治軍的內容，隻有靠嚴格的軍事訓練，軍隊才能治理好。尉繚因此製定了軍事訓練的條令。訓練條令《尉繚子·兵教》中有具體記述。《兵教》篇指出：士卒要分設營壘列陣，有不聽命令進退的，都要以違犯訓練條令論罪。前行的士卒，由前行的軍吏負責教練。後行的士卒，由後行的軍吏負責教練。左行的士卒，由左行的軍吏負責教練。右行的士卒，由右行的軍吏負責教練。教練好五個人，那個負責教練的伍長可以受獎賞。教練不好，就要按違犯訓練條令論罪。因患病不能參加訓練的人向伍內說明原因，同伍的人也為他作證，可以免他的罪。
《兵教》篇還記述了伍長如何教練以及由低級到高級訓練的情況。《兵教》篇指出：伍長教練伍內的其他四人，用木板代替鼓，用瓦片代替金，用竹竿代替旗。擊鼓就前進，把旗放低就急速前進，鳴金就後退，旗向左揮動就向左移動，旗向右揮動就向右移動，金鼓齊鳴就坐在原地。伍長教練好了，合起來由什長教練。什長教練好了，合起來由卒長教練。卒長教練好了，合起來由伯長教練。伯長教練好了，合起來由兵尉教練。兵尉教練好了，合起來由副將教練。副將教練好了，合起來由大將軍教練。大將軍教練時，在野外列陣，設置大表柱三個，每隔百步立一個。列陣完畢，在距第一個表柱百步時演練射箭等戰鬥動作，在距第二個表柱百步時演練快步奔襲，在距第三個表柱百步時演練跑步前進，通過演練各種要領以達到使大將軍節製全軍的目的，然後根據演練的好壞進行賞罰。
尉繚認為，隻有將連坐、地禁、全車、開塞、分限、號別、五章、全曲、金鼓、陳車、死士、力卒這十二個方麵教練好了，再加上對違犯軍令的人決不寬恕，這樣，“兵弱能強之，主卑能尊之，令弊能起之，民流能親之，人眾能治之，地大能守之。國車不出於閫，組甲不出於櫜，而威服天下矣。”（《尉繚子·兵教》）
實際上，尉繚治軍的核心內容是十三個方麵。這第十三方麵就是明賞正罰，以法治軍。《尉繚子·武議》：“凡誅者，所以明武也。”尉繚闡明了軍隊中確立法製的作用在於“明武”。《尉繚子·重刑令》：“明製度於前，重威刑於後”，隻有這樣，才能做到“賞如山，罰如溪”（《尉繚子·兵教》），“刑賞明省，畏誅重奸”（《尉繚子·治本》）。尉繚主張嚴明法製與道德教育並重。《尉繚子·戰威》：“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恥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焉。”尉繚主張賞罰分明。《尉繚子·兵令》：“有功必賞，犯令必死”。尉繚認為，進行賞罰時必須打破等級界限，提出了“刑上究，賞下流”的原則。《尉繚子·武議》：“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當殺而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也；賞及牛童馬圉者，是賞下流也。”隻有“刑上究，賞下流”，才能做到“殺一人而三軍震”、“賞一人而萬人喜”（《尉繚子·武議》），真正調動將士殺敵立功的積極性。
三、用兵之道
尉繚是一位實力論者。他強調富國強兵。《尉繚子·戰威》明確主張：“故務耕者其民不饑，務守者其地不危，務戰者其城不圍。”《尉繚子·兵談》也指出：“土廣而任，則國不得無富；民眾而製，則國不得無治。”《兵談》篇還強調了在戰前就要造成“車不發軔，甲不出櫜，而威服天下”的優勢地位。
在具備了優勢條件的基礎上，尉繚再來精心運籌戰爭決勝的問題。在戰略主張上，尉繚提出了“道勝”、“威勝”、“力勝”三大主張。《尉繚子·戰威》說：“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講武料敵，使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為之用，此道勝也。審法製，明賞罰，便器用，使民有必戰之心，此威勝也。破軍殺將，乘闉發機，潰眾奪地，成功乃返，此力勝也。”“道勝”又稱為“廟勝”，是最高層次的戰略思想。尉繚對“道勝”有較多的闡述。尉繚認為，要掌握用兵的權謀，最重要的是必須對“道”有明確的認識和深刻的理解，“夫精誠在乎神明，戰權在乎道之所極。”“兵道極”是什麼意思呢？尉繚認為：“意往而不疑則從之，奪敵而無前則加之，明視而高居則威之，兵道極矣。”尉繚特別注重決策的作用，特別注重“道勝”。他提出了一句名言：“高之以廊廟之論”（《尉繚子·戰權》）。
在作戰指導上，尉繚主張“戰不必勝，不可以言戰；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尉繚子·兵權》）；“攻在於意表，守在於外飾”（《尉繚子·十二陵》）——進攻時在於出敵意外，防禦時在於巧妙偽裝。總之，在作戰指導上，尉繚是慎戰派，進攻和防禦總的要求是出敵不意和巧妙偽裝。
為了實現“道勝”、“威勝”、“力勝”的戰略思想和精心籌劃、慎重舉兵的作戰指導思想，尉繚提出了許多共同的一般的作戰原則。現分述如下：
指揮專一。《尉繚子·武議》：“夫將者，上不製於天，下不製於地，中不製於人。”又說：“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吳如嵩同誌認為：“這種‘三不製’、‘四無’，就是主張授予將領機斷指揮之權。將領指揮專一，便能形成‘一人之兵’，才能銳不可當，‘天下皆驚。’”吳如嵩的分析是對的（《尉繚子淺說·代序》）。
集中兵力。《尉繚子·兵權》：“兵以靜固，以專勝。”尉繚認為要打勝仗，必須集中兵力，軍紀嚴明，訓練有素，有很強的機動性和對敵進行突然打擊的能力。《尉繚子·武議》：“勝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為之崩，無異故也，性專而觸誠也。”水的“性專而觸誠”，導致了“丘陵必為之崩”。“勝兵”之所以“似水”，是因為水的屬性專一而持續衝刷，衝塌了丘陵。尉繚以水為喻，說明集中兵力的重要性。尉繚“兵以靜固，以專勝”的論述，同孫武的“並敵一向，千裏殺將”（《孫子兵法·九地》）的論斷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