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磊
呈現在讀者麵前的“當代中國政府與政治研究係列”，是我們教研團隊從事中國政府與政治研究的一些心得、一些階段性研究成果。
中國正經曆著曆史上最大規模的製度創新進程。如何在這樣一個曆經坎坷、內部差異比較大的大國，通過改革來實現根本性的社會變革，是一個世界級的難題。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也是對人類社會發展新道路的積極探索。政治發展，是這一全麵發展、進步中的最基本方麵之一。留給中國的機遇並不多。中國必須不斷前進，在求解難題中尋求突破，不能再有“閃失”。抓住曆史機遇期，實現民族複興的偉大理想，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開闊的視野、堅忍不拔的進取精神和高超的策略性行動，但更為重要的是要有一個合理的政治統治和管理模式。
100年來、60年來，特別是30年來，一代代仁人誌士的艱苦探索，包括成功，也包括失敗，已經為中國未來的政治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實踐和思想平台。但是，國內外社會發展格局的巨變，也對我們所期待的那個“合理的政治統治和管理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本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原則，將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現代西方政治思想中適宜“為我所用”的部分和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的積極成分有機地結合起來，逐步凝練出一個適應時代現代社會生產方式和社會進步潮流，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符合中國大多數人民利益和具有中華文明特點的政治思想，是中國政治學界的任務。完成這一曆史使命，首先要做的基礎性工作，就是科學地分析中國的國情、社情、民情和政情，分析實現中國政治發展所必需的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
正是基於以上認識，從1990年前後，我開始在中國政府過程與階層分化兩個方向上進行持續、係統的研究工作。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與一部分從事政治學理論、區域政治、農村政治等研究方向的年輕同事組成了非正式的研究小組。2001年，開始形成團隊。團隊成員是南開大學政治學、行政學方麵的部分年輕教師和我的博士碩士生（包括已經畢業的）。除目前在校成員外，還有部分成員在廈門大學、西南政法大學、雲南大學、內蒙古大學等單位從事教學科研工作。
成功的科學研究，其工作的重要基礎是善於選擇關鍵性的研究課題。一個成熟的、有作為的學科，總是能夠發現和駕馭自己所處時代、所處社會中的最有代表性、最需要人們去回答的話題。經過多年的讀書、學習、積累和體會，我認為，21世紀初中國政治發展有四個方麵的課題特別重要和緊迫。
第一，要強化對一係列重要結構性問題的研究。持續的體製改革和產業調整，必然帶來社會成員結構的變化。這些變化構成了中國政治發展的社會基礎。“二元社會結構”正在趨於解體，工人階級一體化和農民階級分化的過程在繼續，“新階層”已經出現，城市化提速在即。今後，在社會成員構成的分化和重組、收入方式和差距等方麵還會繼續向著多樣化的方向演進。這些發生在社會生活基本層麵上的變化，無疑會對整個上層建築產生巨大影響。對這個問題的科學認識，是正確提煉時代政治生活主題的基礎。毛澤東對20世紀前期政治生活主題的正確把握，就是以他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為基礎的。在21世紀初，我們對各種重要政治問題和意識形態問題的把握和處理，同樣需要以深入研究各階級階層的實際狀況及其相互關係為基礎。正在進行中的社會階層分化與組合，是一場“從身份到契約”的進步性社會運動，但是也必然伴生一些“副產品”，比如某些掌握權力、金錢和知識的人，就有可能通過形成所謂的“強勢集團”攫取非法利益，可能出現有的階層的人試圖利用自己的經濟優勢獲取非正常的政治地位、政治權力，甚至搞“金錢政治”。麵對這些問題，我們並沒有經驗，都需要政治學理論工作者給予理論支持。
第二，要強化對一係列重要的體製性問題的研究。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不是另搞一套，而是要正確調整國家各主要政治要素之間的關係，特別是“黨政關係”，使製度、體製和組織能夠最大限度地滿足提高工作效率、加快經濟發展和擴大公共服務的需要，最大限度地調動各方麵的積極性。在這方麵，核心是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是把黨的執政工作、人民群眾當家作主、依法治國與“行政主導”等基本因素，以適當的體製和方式結合起來。這是中國政治發展的內在邏輯所決定的，也是進一步加強執政能力建設，積極而穩健地推進政治體製改革和建設社會主義民主和法製的基礎。政治學界要重點研究如何處理領導與執政的關係，研究進一步完善“兩會機製”的問題，研究實現“黨政關係規範化”的具體途徑，研究憲法監督的實現形式等一係列關鍵性問題，並通過把對這些問題的探討逐步上升到基本理論的高度，提高中國政治學的學科層次和學術魅力以及對幹部、青年學生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