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徒的生涯是極其辛苦的。績溪有首《寫封信》的兒歌：“寫封信，到徽州，俺在杭州做夥頭。一日三餐鍋焦飯，一餐兩個鹹菜頭。”這樣艱辛的生活條件，沒能使他們受挫，“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反而更激起了他們獨立自強的精神。
歙縣商人鮑直潤，14歲就到杭州學做生意。店鋪規矩，初來的學徒隻能從事灑掃等雜事。所以，鮑直潤在店鋪裏呆了半年，一天到晚隻是做灑掃等小雜事。鮑直潤想到什麼也沒有學到，心裏很是焦急，於是私下與同伴說：“我們來到這裏，誰沒有光大門庭的願望呢？半年過去了，可師傅卻始終不教我們做生意。這樣下去，如何是好啊？不如我們互相幫助，定下約定，如果有人學到了什麼知識，一定要相互轉告不要保密。大家共同努力，共同學習，這樣我們就可以事半功倍了。”這些話不知怎麼傳到師傅的耳朵裏，師傅非常讚賞他，覺得他是可造之材，於是傾囊相授。學徒結束後，鮑直潤走上經商之路，他發揚自尊自強的精神，努力經營，不出幾年，生意大獲成功。
學徒是如此，經商過程中，獨立自強的奮鬥精神，更是被徽商發揚得淋漓盡致。明朝徽商潘侃年少時隨他的叔父們到四川經商。潘侃精明能幹，善於經營。不久，潘侃發現叔父們不善於經營，一心隻想贏利，往往弄巧成拙，自己的一些正確意見往往不被采納，心裏很是焦慮。他心想：這樣下去，生意怎能做成功！潘侃便向叔父們要求分資獨立經營，但叔父們都不同意。這時潘侃的父親來了，於是潘侃拿了父親的一些資本，決心獨自闖蕩商海，他對父親說：“優秀的商人應該善於觀察市場行情，根據商品供需變化，從事長途販運貿易，這樣才有可能獲得成功。而像現在這樣困守一隅，固守自封，生意怎能獲得成功呢？”於是潘侃獨自離開四川，遠到江蘇揚州、蘇州、漢口等地貿易。由於他放開手腳，瞄準市場供需，大膽進行長途販運貿易，很快便大獲成功。
明朝中葉徽州的休寧、歙縣、祁門等縣，出外經商的占了710.大多數商人都是出身寒微，受環境所逼不得不出外經商。他們在經商之初隻能從小本生意做起，但他們卻有一種不怕艱苦、努力奮鬥、積極進取的精神，在商業活動中能夠經受住各種挫折，進而把生意越做越活，逐漸發財致富。徽州的一些豪商巨賈往往就出自他們之中，像潘侃這樣的徽商就是典型代表。
在徽商們身上，我們能挖掘出一些共同的東西，就是不安於貧困，也不固守自封，失敗絕不氣餒，他們更多的是相信自己，依靠自己，發揚獨立自強的奮鬥精神，堅決與困難作鬥爭。於是徽商越來越活躍，影響越來越大，最終發展為執明清商界之牛耳的著名商幫。3忍辱負重，不屈不撓駱駝和牛是人們所熟知的兩種哺乳動物。在風塵彌漫、幹旱缺水的沙漠地區，駱駝是主要的畜力；在田園阡陌、春耕秋耨的農耕地帶，牛是人們得力的助手。日久天長，在人們眼中，駱駝和牛便象征著吃苦耐勞和勤懇努力，體現了敬業、執著、拚搏、進取、友愛、和協等等優秀品質。
明清以來，不少人在觀察、了解、研究徽商後，把徽商比作“徽駱駝”和“績溪牛”。這是對徽州商幫的形象概括，集中反映了徽商整體品質：吃苦耐勞、忍辱負重、不屈不撓、勇於開拓。如今更多的時候，人們已不僅僅局限於績溪商人，而是把它同樣地形容於所有的徽商後起之秀身上。
在交通不發達的明清兩代，遙遠路途中的寂寞，也許更讓徽州商人們難以忍耐。“天寒征雁少，阜鶴亦深潛。何事雲如我，爭忙不養恬。”才離家門，他們就已經在感慨萬分了。天氣已經寒冷，南飛的大雁稀少了，鶴鳥們也躲避起來了，可是，他們卻不能恬靜地在家裏享受溫暖，還得出門奔波。
曾經有一位徽商用詩歌描述著旅途的心情：“登坡越嶺步山城，旅店隨投暫寄征。長途孤客心淒楚，跋涉奔波了不勝。悶坐舟中意索然，三餐茶飯伴愁眠。曲岸兩旁山矗立，河中石卵蕩溪沿。”經商意味著漂泊，或者在山嶺間跋涉，或者悶坐舟中。遇到旅店就寄宿，三餐茶飯伴愁眠。
在中國古代，書生們往往因漂泊而抒發著愁悶，表達著對溫暖家園的留戀之情。馬致遠的名曲《天淨沙》就是用“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而贏得了曆代遊子的共鳴。大多數商人不可能像書生們那樣精辟深刻地用詩詞抒寫內心的那份漂泊感，但從他們留下的刊刻的或者抄錄的詩歌裏，我們能夠讀出他們在路途的艱辛，更能夠讀出他們內心的淒楚和無奈，也讓我們對他們的心靈世界有了更深一層的理解。
徽州商人的輝煌源自他們走出徽州、跋山涉水、四海營生的開拓精神。當第一批徽州人經商成功以後，第二批、第三批徽州人陸續地走出了徽州的山嶺。他們的生意越做越大，他們所走的路也越來越遠了。
早在明代，他們的足跡就遍及全國各地。大都會如北京和南京，有徽商們活躍的身影；孤村僻壤也有徽商的蹤跡；甚至海島和沙漠，都有他們的足跡。除了都會之外，我們還可以從一些徽商的曆史資料裏尋覓到他們所到之地。
明嘉靖、萬曆年間，徽商程汝概北涉山東、河北，南至漳州、泉州，可謂南北都跑遍。明代休寧吳琨販賣“赫跟”（一種薄小的紙張）一開始很不成功，但跑的地方卻很多，他先到湖北（西楚），再到南昌（豫章），還跑到了陝西（關中），當然，憑著他的這股勁頭，最後他仍然發財了。
歙縣徽商許秩的經商路線更曲折，也更加顯示了開拓精神。許秩生活於弘治、嘉靖時期，成人之後，他首先是和其他人在河北經商，碰上河北饑荒，他就帶著積蓄回到家鄉，在其曾祖父的許可下，他又外出，南到福建、廣東，北到兗州、冀州一帶。10來年後，已經很富有了，他還不滿足，又從山東青州前去湖南。第二年，他又從湖南北上，這樣一來一往的販運，讓他賺了一大筆。
當次年他從山東歸來的時候，他已經成為鄉裏最有資財的人了。這個時候，算起來他離家已經20年了，可他回來才兩個月，又要出門。有人勸他：你年紀大了，該在家鄉享受田園風光了，何必再去經曆艱難險阻呢？他不聽，繼續在外經商。有一天，他讀《史記·貨殖傳》，看到四川人善於商貿，而且也善於享樂，他就動了興致，買船溯流而上，一路上他飽覽了川峽風光，又將四川的物產運到山東，來回兩趟，獲利更多。
許秩不僅為經商跑了很多地方，而且再也停不下腳步。且看他回答勸他安享晚年人的話：“男子生而桑孤蓬矢以射四方，明遠誌也。吾雖賈人，豈無端木所至國君分庭抗禮誌哉！且吾安能效農家者流，守斂基、辨菽麥耶？”他經商除了獲取資財外，更重要的是實現自己的遠大誌向。他不願意安享田園閑適的生活，即使年紀已大，仍然還要奮鬥一番，這大概是可以稱得上具有“開拓精神”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