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曰（1687~1755）是清代著名鹽商、藏書家，祁門縣城人。馬曰家庭豪富，但為人慷慨，熱心地方公益事業，曾捐資開掘揚州溝渠，築漁亭孔道等。馬曰喜愛考校典籍，家中專設刻印坊，不惜費資刻印書籍，當時稱這一批書為“馬版”。小玲瓏山館又是馬氏藏書樓名稱，藏書多達10餘萬卷。
當時，能進入馬氏兄弟的街南書屋或小玲瓏山館，對任何學者、詩人、畫家來說都是一種榮譽和慰藉。汪士慎正是在馬氏兄弟的支持下，才得以聲名遠揚。馬氏兄弟在扶持藝術上，不吝金錢，長期不懈，樂此不疲，還帶動了一批好此道的徽商，使“揚州八怪”的作品被大量收藏，最終走向市場。
“揚州八怪”並不是徽商手中的股票，許多支持“八怪”的商人是出於真正的喜好。這也反映出徽商對文化的重視，體現出眾多徽商的儒商風範。
不僅揚州如此，其他各地的徽商也是如此。翻開徽州的地方誌及相關文獻，“賈而好儒”的徽商舉不勝舉。徽商“儒術”與“賈事”的會通，充分說明了經濟與文化的互動關係。徽商正是意識到文化素質同商業經營有很密切的關係，於是他們注意吸收文學、藝術、地理、輿圖、交通、氣象、物產、會計、民俗、曆史等方麵的知識，並推動了他們對文化建設的投入。同時，徽商商業實踐又衍生出獨特的商業文化，這種商業文化隨徽商的經營活動而流播四方，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明清實學的發展，從而豐富了傳統文化的內容。另外，徽商文化人作為商人流寓四方，把他們自身的文化形式傳播到各地，同時又吸收各地文化營養，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各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徽商能在明清兩朝興盛數百年，以致留下“無徽不成鎮”之說，少不了儒學對商業的影響。今日商業大勢之繁榮，遠遠勝過明清兩朝，現代人要經營好今日的商業，則更須掌握科學文化知識。因此徽商“賈而好儒”的曆史經驗，今日還大有可取之處。
4重視智力投資
明清時期是徽商的黃金時代，這一時期徽州的文化教育也特別發達，英才濟濟。這與徽商不惜財力興辦教育大有關係，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那就是徽商重視智力投資。
在徽州古民居西遞有一副著名的對聯：“讀書好，營商好，效好便好；創業難，守成難，知難不難。”這副楹聯告訴徽州後世子孫：書讀好了，生意做好了，效果好了，什麼東西都好了。以商從仕，以仕從文，以文從官，這樣有機地把徽商、儒商和官商的三商融為一體。由此也可以看出，徽商不光是崇商敬賈，而且還是興文重教的。
徽州人文化底蘊深厚，“富而教不可緩”是徽商篤信的信條。徽州人在經商致富後都十分重視發展教育，重視對人才的培養。他們在“振興文教”上總是毫不吝惜地輸金資助。為了讓更多的子弟習儒就學，徽商積極捐資，廣建書院。
歙縣棠樾大鹽商鮑誌道，曾捐三千金修紫陽書院，捐八千金修山間書院。歙縣巨商汪兆晁，對義館無力延師者，每年均捐資數百金。道光八年（1828年），績溪著名學者胡培暈在縣城倡設東山書院之際，徽州墨商胡餘德（胡開文之子）捐銀一千餘兩。同治年間，歙商還曾籌資一萬二千三百餘緡，在南京建造歙縣試館，作為家鄉學子鄉試住宿之所。正是如此，徽商才“代不乏人”，幾百年不衰，造就了一代徽商帝國。
徽商巨富胡貫三（公元1733~1794年）是昔日江南六大首富之一，他是徽州黟縣西遞村人。胡貫三出身重理學、懂禮教家庭，四五歲時就在家中開始學識字塊，對對子，寫紅描，六歲進本村的“燃黎館”讀書。背《三字經》，念《千字文》，讀四書五經，誦《幼學瓊林》、《古文觀止》，打算盤，臨字帖等。由於家長的嚴格要求，教學先生的認真教誨，天真純樸、聰穎過人的胡貫三學習更為上進，成為同窗學友中的佼佼者。
有一次，老師望山觀景，得一上聯：“黟縣山多黑”，叫學生們對下聯。這則上聯字不多，是折字格。“多”、“黑”合為黟字，表示地名。幾十名娃娃們，你看看我，我望望你，絞盡腦汁，也未對出。隻有小貫三眼珠溜轉，胸有成竹。老師下午回到學堂就一一查看學生對的下聯，多數文不對題，少數幾個對出的下聯，內容也平淡無味，唯獨胡貫三的“靛池水定青”對的下聯，非常恰切巧妙，受到了老師的稱讚。原來學堂的附近，有口方方的小水塘，名叫“靛池”，其水深且清，享有甜池的美譽。放學後，老師興致勃勃地對胡貫三的父母說“此子才思敏捷，日後必成大器也！”
自古以來形成的重視教育的風氣不僅造就了一大批縉紳官僚，也為徽商造就了大量具有相當文化基礎的商業人才，從而提高了徽商集團的文化品位和徽州人的整體素質，而有了一定文化品位的徽商集團，又更自覺地去重視教育，從而形成了徽州教育的良性循環。
徽商對子弟業儒無不寄予厚望，有的家族明確規定，對族中聰穎好學的子弟，無力從師者必須給予資助，並將此列入家典，世代遵行。徽州在這種重視教育、重視人才培養的風氣下，出現了大量人才。這是徽州異於其他商幫之處，也是徽商迅速發展的重要原因。
由於重視智力投資，徽商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識，能夠做到冷靜地分析市場形勢，分析自然和社會諸因素對供求關係的影響，從而在進退取舍之間不失時機地做出正確的判斷。
例如清代的鹽場，以兩準鹽場產鹽最多，鹽利最厚，因此淮鹽的專賣權便成為許多商幫競相逐利的對象。而清政府在考察任命兩淮總商時，規定堪當其任者應具備兩個條件：其一，“於商人中擇家道殷實者”，即“資重引多”的富商；其二，“於各商中擇明白曉事者”，即“推淮商之幹敏者以錄有司之事”，也就是說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識、能力和辦事幹練的人。徽商之所以能夠壟斷兩淮鹽業，與其中不乏“諳於鹽法，利弊周知”的人才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