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是舊徽州府籍（歙縣、休寧縣、婺源縣、祁門縣、黟縣、績溪縣）商人或商人集團的總稱。徽人經商，源遠流長，早在東晉時就有商人活動的記載，明成化、弘治年間形成商幫集團。徽商多自小接受儒學教育，與其他商幫相比，獨具聰明智慧、心理素養、市場眼光和經營能力，因而能在瞬息萬變、風雲詭譎的商戰中權衡利弊，擊敗競爭對手。
1改變觀念改變命運
明清時期的徽州是一個“八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莊園”，群山環抱、山多地少、土地瘠薄的地方，竟然孕育出經商人數眾多、活動範圍廣闊、商業資本雄厚，並稱雄明清商界400年的地域性商幫，原因何在？
客觀上講，徽州地區人多地少，種地無以生存，不得不“以賈代耕”。這種自然地理條件和生存條件的劣勢造就了他們隻有“華山一條道”：經商。中國曆史上兩個著名商幫徽商與晉商皆處貧困山區，必須另謀他路。但徽商崛起和興盛的主觀因素，則與其所提倡的一係列新型商業價值觀和商業經營觀密切相連。
在封建政府抑商政策的長期影響下，商賤、商輕的傳統價值觀念在人們的頭腦中根深蒂固，從事商業經營被認為是市井小人之事，為人所不屑。這種傳統價值觀念給徽州人從商帶來無形的心理壓力，使他們內心深處有一種強烈的自卑感。如徽商汪才生就告誡兒子要奮發業儒，“毋效賈豎子為也”。在兒子麵前自貶為“賈豎子”，可見其自卑感是何等的強烈。但是，山多地少、土地貧瘠的徽州不能養活日益增加的人口，出現了嚴重的生存危機。於是，經營商業，向外擴張，就成了徽州人求得生存與發展的唯一選擇。
賈道和儒術是以往人們謀取生計安身立命，或成就事業出人頭地的主要通途，徽州人將二者很好地結合於一身，“賈名而儒行”，按儒家的道德規範行事，把儒家思想貫徹到商業經營當中。賈與儒迭相為用，張賈以獲利，張儒以求名。對商業地位的肯定，以及對傳統士商價值的調和，掃除了徽人從商的思想障礙，為徽商的發展提供了較為寬鬆的心理空間。它造就了傳統世代的儒化徽商，同時也促進了徽州故地的儒學繁榮。
徽州人改變了觀念，也改變了自己的命運。這種靠觀念來經商致富從而改變貧窮的態度，至今仍有借鑒意義。
九鑫集團的創辦人黃貴銀在20年前還是一個在大山裏放羊的窮孩子，現在成為億萬富翁，他命運的改變源自他觀念的改變。
黃貴銀是山區農村的孩子，家境非常貧寒，家裏有10個兄弟姐妹，他是老小。黃貴銀很早就幫著父母操持起家務，他的主要任務是放羊。17歲那年，黃貴銀覺得一輩子放羊沒有什麼出路，於是他就跟隨著一個在沈陽家具廠工作的親戚第一次離開了生他養他的大山溝。這次覺悟讓他永遠走出了大山，改變了他的一生。
黃貴銀來到沈陽後不久，就失去了家具廠的那份工作。由於既無學曆又無手藝，吃飯成了他的最大問題。很快，黃貴銀就連一塊錢一天的旅館也住不起了，隻能去火車站想辦法過夜。於是黃貴銀開始了打工生涯，從沙廠的篩沙工到小店鋪的雜貨工，不管多累多重的活，黃貴銀都搶著去做，生活也漸漸有了改善。
當時盛行國庫券，黃貴銀憑著敏銳的商業頭腦開始做起了炒國庫券的生意。不到兩年，黃貴銀就賺到了他有生以來最多的一筆錢兩萬元。黃貴銀有了原始資金就開始做代理生意。剛開始他隻是做些機械產品的代理，像麵條機、壓餃子皮機之類的產品。1995年，黃貴銀與普通經銷商一樣，還隻能靠賒銷代理他人產品慘淡經營的時候，一個商機出現了。
當時黃貴銀的一個老鄉代理濟南東風製藥廠的新膚蟎靈霜，做了一段時間，老鄉發現市場反應平平，因此不願意做了。黃貴銀覺得這種產品值得做，於是就把這個產品帶到吉林去試試。沒想到東方不亮西方亮，一段時間後，反應特別好，市場一下子就打開了。訂單源源不斷地送到公司，以前投入的錢全部回來了。
這次成功之後，黃貴銀更堅定了做好這一市場的決心。他摸索到了有效的市場推廣方式，於是先後在遼寧的鐵嶺、鞍山、大連、本溪等地方進行產品推廣。
1996年，九鑫實業公司正式成立，注冊資金100萬元，並拿下了新膚蟎靈霜的全國代理權，進軍北京市場。不久，在北京也取得了成功。從1996年起，九鑫的銷售額每年以20%~30%的速度遞增，根據國家衛生部的最新統計數字，目前在全國藥品營銷行業，九鑫集團排名第13位。
黃貴銀對於貧窮有這樣的表述：“我曾經為自己貧寒的出身抱怨過，小時候放羊時常對著天空幻想：如果家境好一點，人生哪會這樣艱難？長大後才知道，貧窮也是上蒼的恩賜。因為貧窮、因為卑微，才會從最不引人注目的跑龍套的小角色起步，這樣才可以一點一滴地積累起生意的基礎，一橫一豎地編織起生意的網絡，才能更靠近生意的核心。”
如果不是17歲覺得一輩子放羊沒有出路，黃貴銀可能會在山溝裏一輩子與羊打交道；如果不是盤算著做生意，黃貴銀可能還是個打工仔為找工作謀生計發愁。從山村到城市，從羊倌到企業家，從貧窮到富人，黃貴銀用自己的經曆實踐了“改變觀念改變命運”的哲理。
2靠儒道稱雄商界賈與儒密切聯結是徽州商幫的一大特色。
明朝時徽商分為“儒賈”和“賈儒”，二者區別不大，都是具有相當文化程度的商人，或具有經商才幹經驗的文化人，是賈與儒的結合，是文與商的交融。
徽商很愛讀書，他們有的白天經商，晚上讀書，在路途中也是時時忘不了讀書。休寧商人江遂誌行賈四方時，“雖舟車道路，恒一卷自隨，以周覽古今賢不肖治理亂興亡之跡。”明代歙縣人黃鏞，少時從儒就學，立下經世之誌，後來棄儒經商，在閩、越、齊、魯間進行商業活動，由於他善於洞察“盈虛之數”，故精於“進退存亡之道”，獲利甚多，“貲大豐裕”。
明萬曆時在兩淮經營鹽業的歙縣商人吳彥先，一有閑暇便瀏覽書史，因而善於與同行縱談古今得失，連一些宿儒也自以為不及於他，故博得群商的擁戴，一切營運都奉請他籌劃。他為不負眾望，精心地權衡貨物輕重，揣測四方緩急，判察天時消長，且又知人善任，以致凡得他指示的經商活動，都必獲倍利，遂一時成為眾商的智囊。清代歙縣人葉天賜，“性聰穎，嗜學工詩，擅書法”，因家貧而為他人行賈，由於他“料事十不失一”，一躍而為獨立經營於揚州的富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