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明、陳尚勝等人則主要探討了明代前期的海外政策。萬明將朝貢貿易和海禁作為明代海外貿易政策的兩大支柱進行綜合考察，認為兩者相輔相成，同盛同衰。她還將明清兩代的海外貿易進行了比較分析，認為明代的海洋政策基本是開放的，無論是朝貢貿易還是海禁政策，都沒有完全否定海外貿易的存在，而清前期的海禁政策卻是完全地禁止海外貿易，包括官方貿易，這就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結局：明朝出現封建統治的鬆動和向商品經濟和近代化的轉化傾向，而清政府卻形成了閉關鎖國的封閉政策，使明朝出現的近代轉向斷裂，代之以循環的封建統治，使中國錯失近代化的機遇。
陳尚勝對萬明的觀點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清朝在處理涉外事務時在實際上已經摒棄了明朝二祖在海外世界扮演“天下共主”的理想，而專注於自身的邊疆穩定和安全，使其封貢體係具有周鄰性和邊疆防禦體係的突出特征。清朝將周鄰諸國的朝貢事務分別安排於禮部和理藩院兩個不同機構進行管理，反映了清朝統治者對朝貢事務所做的製度安排，一定程度上結合了相關國家和部落的民族特質，體現了清人處理涉外事務的針對性和靈活性。從海外貿易貿製度來看，明清兩代在官方出海貿易政策、海外國家朝貢貿易政策、本國商民出海貿易政策、外商來華貿易政策、關稅政策等方麵都大體一致，沒有理由說明代是開放的，而清代是封閉的，在某些領域清代反而更進步。
陳尚勝還從文化的角度來解釋明清海禁政策的本質及其結果。他認為，中國傳統對外關係的基本理念是由先秦時期儒家等學派的四種觀念形態(天下觀、王霸觀、華夷觀和義利觀)構成的。天下觀支配了中國封建王朝在華夷關係網絡中所扮演的角色觀念，使封貢關係成為涉外關係的基本模式；王霸觀影響了他們處理華夷關係的基本方式，采取“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的涉外方針；華夷觀使中國封建士大夫們樂意於向外輸出中國文化，但卻妨礙了他們對於域外文化的認識和吸收；而義利觀則導致了中國封建君臣輕視國際貿易利益的傾向。因此，無論如何強調明朝的開放、清朝的封閉，或強調清朝的靈活和進步，都無法得出它們能夠走入近代化的結論，因為它們的觀念基本上都是傳統的。陳尚勝的研究，對於跳出“閉關”或“開放”的循環，具有深刻的啟迪意義。此外，何芳川、謝必震、黃國盛、吳建雍、張彬村等海內外學者都對中國曆史上的“開放”及“閉關”問題表達過自己的看法。載吳劍雄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4輯》，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1年。目前，對此問題的討論還在繼續。
與萬明和陳尚勝不同的是，莊國土對明清海禁政策進行了全麵的批判。他認為，明代前期朝廷厲行海禁和敵視海外移民的政策，實際上是明朝抑商和嚴厲控製人民居留政策的體現，是內政在海外的延續。東南沿海商民的海外開拓，在極端專製的明清政府看來，是遊離於朝廷控製的不安定因素，必須予以打擊。至於沿海人民的生計，則必須為中央政權的大計而犧牲。鄭和則是實施明初海外政策的執行者，其結果是中國背向海洋，毀滅了宋元時期中國走向海洋大國的機遇。鄭芝龍海商集團的崛起是中國海洋發展史上的第二次機遇。但清人入主中原後，建立同樣的極端專製統治，基本上繼承明代的內外政策，葬送了明末清初中國海洋發展的第二次機遇。在明清數百年東南沿海商民麵向海洋和朝廷背向海洋的抗爭中，強大的中央政權都是最後的勝利者。
黃啟臣在分析清代前期的海外貿易政策時則認為，不能籠統地說清代前期的海外貿易是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因為，在清代前期的196年中，比較嚴格的海禁總計不過39年，其餘157年的海外貿易基本上是開放的。即使在禁海期間，也沒有完全斷絕與外國的貿易往來。所以，清代前期實行的乃是開海設關、嚴格管理貿易的政策，並不是單一的閉關鎖國。而且其海外貿易額比宋、明兩朝是有發展的。黃啟臣還駁斥了“廣州一港通商”就是閉關鎖國的觀點，其理由是：(1)清政府規定海外貿易在當時中國最大的港口廣州進行，本身就是一種開放，隻不過是沒有全麵開放全國的港口而已。(2)當時所謂的“隻許在廣東收泊貿易”，主要是對歐美各國而言，特別是英國和荷蘭等國。至於南洋地區的歐洲殖民地國家，仍許到閩、浙、江海關貿易。(3)中國商人不受所謂“隻許在廣東收泊貿易”之限，依然可從四海關出海貿易。因此，即使是一港通商時期，清朝也沒有完全閉關鎖國，清代前期的海外貿易額實際上超過宋明兩朝。
麵對著如此複雜的問題，有些學者努力轉換視角，對中國古代海外貿易管理製度進行新的審視。例如，郭成康通過考察自康熙五十五年至乾隆七年的禁止南洋貿易個案，剖析了清政府政策決策機製的特點及其缺陷。他指出，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政治體製的核心是至高無上的皇權，由此而注定中央決策活動缺乏法製化、民主化和科學化；禁南洋貿易案中所反映出來的中央決策的隨意性、專斷性和缺乏科學性，表明清代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已開始暴露出其製約中國曆史進步的體製上致命的缺陷；專製主義中央集權的極端化發展，使這一延續千年之久的政治體製走向反麵，從根本上喪失了活力。從這個意義上講，禁南洋案集中反映了中國社會內部從傳統走向現代的變革中所遇到的最大障礙及其可能的出路。
2.關於海外貿易史的研究
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對於海外貿易史的研究可謂繁榮興旺，成果豐碩。主要論文有：周連寬、張榮芳的《漢代我國與東南亞國家的海上交通和貿易關係》(《文史》1980年第9輯)，馮先銘的《中國古代瓷器的外銷》(《海交史研究》1980年第2期)，馮先銘的《元以前我國瓷器銷行亞洲的考察》(《文物》1981年第6期)，葉文程、徐本章的《暢銷國際市場的古代德化外銷瓷器》(《海交史研究》1980年第2期)，吳泰的《試論漢唐時期海外貿易的幾個問題》(《海交史研究》1981年第3期)，傅衣淩的《從一篇史料看十七世紀中國海上貿易商性質》(載傅衣淩著的《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葉文程的《宋元時期中國東南沿海地區陶瓷的外銷》(《海交史研究》1984年第6期)，張蓮英、林金枝的《淺談明代的中菲貿易》(《海交史研究》1984年第6期)，彭友良的《宋代福建海商在海外各國的頻繁活動》(《海交史研究》1984年第6期)，盧葦的《宋代海外貿易和東南亞各國關係》(《海交史研究》1985年第1期)，馬文寬的《大津巴布韋與中國瓷器》(《海交史研究》1985年第2期)，錢江的《1570-1760年中國和呂宋貿易的發展及貿易額的估算》(《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3期)，粟明鮮的《清代前期中暹民間貿易》(《海交史研究》1986年第2期)，葉文程、芮國耀的《宋元時期龍泉青瓷的外銷及其有關問題的探討》(《海交史研究》1987年第2期)，張浦生、程曉中的《略述明代青花瓷器的外銷》(《海交史研究》1987年第2期)，楊琮、林蔚文譯的《東南亞的中國貿易陶瓷器》(《海交史研究》1987年第2期)，沈定平的《論16至18世紀中國與東南亞的貿易關係》(《學術研究》1987年第3期)，陳炎的《唐代以前中國和東南亞的海上交通——兼論中國絲綢從海路傳入東南亞及其影響》(載中國東南亞研究會編的《東南亞史論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