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20世紀前期及中期相比，1980年之後關於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的一個突出亮點是，在古代航海技術及航海知識的研究方麵取得了明顯的進展。特別是韓振華，在許多方麵都進行了開拓性的探討。他考察了中國古代船舶上的水計時工具及方法，並且認為1974年泉州宋船上出土的椰子殼實際上是沉碗型水時計器。他還研究了古代中國的火計時工具及方法，如刻灼(一般是蠟燭)、更香(燒香計時)、香篆(煙火沿篆字蜿蜒前進)與盤香、長明燈等。中國古代海船深水測量技術考略不過，華同旭對韓振華的觀點提出過異議，認為泉州宋船上的椰子殼並不是用來計時的，而是一般的生活用具。後來，王心喜對中國古代海船深水測量技術進行過探討。
1980年，海洋出版社出版了章巽的《古航海圖考釋》，有力地推進了對古代航海圖的研究。後來，朱鑒秋對中國古代航海圖的發展做了全麵梳理。他認為，唐以前還沒有航海圖，隻是記載了一些航線，這些航線就是航海圖的基礎；到了唐宋則出現了航海圖的記載，如賈耽所著的《海內華夷圖》、傅墨卿所撰《宣和奉使高麗圖經》等。但現存最早的古代航海圖是明代的《海道指南圖》，而最為係統的航海圖是《鄭和航海圖》；清代航海圖的代表則是“舊抄本古航海圖”。
其他一些學者從不同的角度研究了古代中國的航海知識。唐代民間科學家竇叔蒙所著的《海濤誌》是中國現存最早的潮汐氣象學專著，但很少有人對此書作過研究。對這部中國古代十分重要的氣象學著作進行了認真的研究。後來，陳占山探討了《海濤誌》在中國古代航海氣象學發展史上的作用。楊熺對明代航海著作《海道經》中記載的天氣歌謠進行了校注和闡釋，認為它是古代中國人在長期的航海實踐中逐漸積累起來的，是古代航海氣象知識的結晶。在古代中國航海文化中，祈風與祭海儀式是非常獨特的。但在20世紀前期和中期，相關的研究成果卻很少，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吳文良在60年代所做的一些研究。到了80年代，李玉昆對此進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
20世紀後期，還有學者探討過中國古代航海技術與外國航海技術的關係問題。例如，戴開元認為，最遲到公元九、十世紀，廣東已經開始建造縫合木船，其技術可能是唐代定居於廣東的波斯人、阿拉伯人或印度人傳入的。由於這種船成本較低，所以在曆史上長期沿用。陳占山研究了伊斯蘭天文學對中國古代航海的影響問題。他把伊斯蘭天文學在中國的傳播過程分為四個階段，即初級階段(唐宋時期)、高潮階段(蒙元時期)、典籍翻譯和編譯階段(明初)、結束階段(清末)。曆史上，大量的天文人才來到中國，同時，伊斯蘭曆法和天文儀器製造技術也隨之傳入，許多天文典籍還被譯成漢文。伊斯蘭天文學不僅對中國天文學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也對航海事業起到了推動作用。陳延杭則研究了中國與葡萄牙之間航海及造船技術的交流問題。他認為，中國三大發明(印刷術、指南針和火藥傳)於13世紀傳入歐洲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推動了歐洲航海事業的發展。16世紀，歐洲人的造船技術後來居上，並開始傳入中國，其中最為主要的是兩種多槳快速戰船(喇叭唬船和蜈蚣船)和一種火炮(佛郎機火炮)，從而大大增強了戰船的威力。
江道源和陳美明從更加宏觀的角度，對15、16世紀中西航海業進行過比較研究。他們認為，這一時期中國與西方在許多方麵存在著完全不同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上重農思想與重商主義的不同；功利追求上貴義賤利與逐財求利的不同；外域體認上西方夷邦與東方金地的不同；地理觀念上地方說和地圓說的不同；交往氣度上儒家風雅和宗教狂熱的不同。在他們看來，正是由於思想觀念上的這些差異，造成了中國與西方航海業不同的發展前景，最終導致中國的閉關自守和西方向資本主義的邁進。後來，江道源部分修正了自己的觀點，承認中國和西方在15、16世紀同樣追求商品經濟和市場，中國並不缺少追求資本主義的經濟動力。這樣，江道源就從政治上去尋找中國與西方的差異，並且認為這種差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揚威與逐富、抑商與重商、禁海與拓海、緝盜與縱盜、守土與殖民等政策上。正是政治權力的不同作用導致了以後不同的航海業前景和曆史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