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前後，納忠比較概括地描述了中世紀中國通往阿拉伯的海上航線：中國沿海港口-馬來群島-印度洋-霍爾木茲海峽-底格裏斯河-巴格達。此後，沈福偉對此航線作了更加詳細的研究。他認為，唐代中國通往阿拉伯的海上航線可以分為前後兩段，前段是廣州-馬六甲海峽-斯裏蘭卡-印度西海岸-阿曼灣-波斯灣-巴士拉-底格裏斯河-巴格達；後段是亞丁灣南岸澤拉港-阿拉伯半島南的席赫爾-阿曼的卡勒哈特、蘇哈爾-波斯灣-巴林-奧波拉、巴士拉。這是中國航船在阿拉伯海區進行三角貿易的航線。宋代的航線則是：廣州-三佛齊-古林-蘇哈爾-麥加港。明時鄭和更是開辟了多條航線，中阿往來頻繁。還可見沈福偉：《兩漢三國時期的印度洋航業》，《文史》第26輯。不久前，李金明對唐代中國與阿拉伯的海上交通路線進行了新的探討。他依據阿拉伯商人輯錄的《中國印度見聞錄》和中國史書《新唐書》等史料，明確提出：從阿拉伯到中國，由巴士拉出航，經波斯灣、阿拉伯海、孟加拉國灣、馬六甲海峽到中國；中國到阿拉伯則從廣州起航，經越南海域、馬六甲海峽、孟加拉國灣、印度洋、波斯灣至巴士拉。無論是商人和高僧皆通過此航線往來。後來由於唐的衰落，中國與阿拉伯交往的中心不再是中國本土的廣州，而是移至馬來半島。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對於元代海外交通航線的研究並不多，章巽的《元“海運”航路考》是其中比較重要的一篇文章。進入80年代，這方麵的研究不斷增多。其中陳高華、吳泰的《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可以說開啟了宋元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的新階段。喻常森的《元代海外貿易》(西北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集中地反映了這一時期的學術成就。關於元代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論文則更多，而且不乏新見。例如，汶江認為，元朝的政策是開放的，它有重商主義傾向，因此元朝的遠洋航運很發達。它開辟了多條通往南亞、西亞、非洲的航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從泉州出發，經爪哇，越孟加拉國灣，繞南亞次大陸，至波斯的航線。還有至非洲埃及亞曆山大、摩洛哥的航線。申海田等人也對宋元時期的海上交通做了整體的考察。
自20世紀80年代起，陸續有學者探討過中國通往海外特定地區的海上航線。例如，趙和曼研究過古代中國與柬埔寨的海上交通。該文認為，中柬從漢朝就開始了海上交往，但相關史料比較缺乏。從唐朝開始，對這條航線有了比較清楚的文字記載，具體航線是：廣州-屯門山-九州島石-象石-占不勞山-陵山-門毒國-奔陀浪州(真臘水域)。元代的航線是：溫州-海南島西南-北部灣-占城國-真蒲-昆侖洋-查南-佛村-淡洋-吳哥。明代航線與元代相近。清代則有多條航線通柬，分別記錄在《東西洋考》、《順風相送》、《指南正法》中。再如，徐雲根非常深入地考察了明清時期中國與爪哇的海上航線。他認為，明清時期是兩國航線發展的最重要時期。明初由於局勢還不穩定，統治者出台海禁政策，海上航線大受限製，到爪哇的隻有一條航線：從太倉劉家港入海，經占城(越南歸仁港)、靈山(越南華列拉角)、賓童龍(越南藩朗)、昆侖山(越南南部海中昆侖島)、真臘(柬埔寨)、假裏馬丁(印度尼西亞卡裏馬塔群島)、交欄山(加裏曼丹島西南格蘭島)到爪哇。此航線基本沿襲元代路線，鄭和亦是走此航線。到了明中期，海上私人貿易發展迅速，到爪哇的航線發展為東西兩路。而每一路又有不同的支路。東路航線是從東南港口經越南占城，穿過越南至加裏曼丹島西海岸，循岸南行過爪哇海到爪哇東部各港。此路航線又分為三支，分別從廣州港和漳州月港出發。西路航線是經越南占城，穿過暹羅灣，沿馬來半島東海岸行至蘇門答臘，再經由巽他海峽到達西部各港口。西路航線也分為三條支線，都從月港出發。到清初去爪哇島的航線就以西路為主，此外，清朝還開辟出一條從廣州萬山出發的航線。